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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了木船|叶圣陶
从重庆到汉口，我坐了木船。
木船危险，当然知道。一路上数不清的滩，礁石随处都是，要出事，随时可以出。还有盗匪——实在是最可怜的同胞，他们种地没的吃，有力气没处出卖，当了兵经常饿肚子，没可奈何只好出此下策。假如遇见了，把铺盖或者身上衣服带了去，也是异常难处的事儿。
但是，回转来想，从前没有轮船，没有飞机，历来走川江的人都坐木船。就是如今，上上下下的还有许多人在那里坐木船，如果统计起来，人数该比坐轮船坐飞机的多得多。人家可以坐，我就不能坐吗？我又不比人家高贵。至于危险，不考虑也罢。轮船飞机就不危险吗？安步当车似乎最稳妥了，可是人家屋檐边也可能掉下一张瓦片来。要绝对避免危险就莫要做人。
要坐轮船坐飞机，自然也有办法。只要往各方去请托，找关系，或者干脆买张黑票。先说黑票，且不谈付出超过定额的钱，力有不及，心有不甘，单单一个“黑”字，就叫你不愿领教。“黑”字表示作弊，表示越出常轨。你买黑票，无异帮同作弊，赞助越出常轨。一个人既不能独个儿转移风气，也该在消极方面有所自守，帮同作弊，赞助越出常轨的事儿，总可以免了吧。——这自然是书生之见，不值通达的人一笑。
再说请托找关系，听人家说他们的经验，简直与谋差使一样的麻烦。在传达室恭候，在会客室恭候，幸而见了那要见的人，他听说你要设法买船票，或是飞机票，爱理不理的答复你说：“困难呢……下个星期再来打听吧……”于是你觉得好像有一线希望，又好像毫无把握，只好挨到下星期再去。跑了不知多少趟，总算有眉目了，又得往这一处签字，那一处盖章，看种种的脸色，候种种的传唤，为的是得一份充分的证据，可以去换张票子。票子到手，身份可改变了，什么机关的部属，什么长的秘书，什么人的本人或是父亲，或者姓名仍旧，或者必须改名换姓，总之要与你自己暂时脱离关系。最有味的是冒充什么部的士兵，非但改名换姓，还要穿上灰布棉军服，腰间束一条皮带。我听了这些，就死了请托找关系的念头。即使饿得要死，也不要去奉承颜色谋差使，为了一张票子去求教人家，不说我自己犯不着，人家也太费心了。重庆的路又那么难走，公共汽车站排队往往等上一个半个钟头，天天为了票子去奔跑，实在吃不消。再说与自己暂时脱离关系，换上他人的身份，虽然人家不大爱惜名气，我可不愿滥用那些名气。我不是部属，不是秘书，不是某人，不是某人的父亲，我是我。我毫无成就，样样不长进，我可不愿与任何人易地而处，无论长期或是暂时。为了跑一趟路，必须易地而处，在我总觉得像被剥夺了什么似的。至于穿灰布棉军服更为难了，为了跑一趟路才穿上那套衣服，岂不亵渎了那套衣服？亵渎的人固然不少，我可总觉不忍。——这一套又是书生之见。
抱着书生之见，我决定坐木船。木船比不上轮船，更比不上飞机，千真万确。可是绝对不用请托，绝对不用找关系，也无所谓黑票。你要船，找运输行，或者自己到码头上去找，找着了，言明价钱，多少钱坐到汉口，每一块钱花得明明白白。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坐木船可以不说一句讨情的话，不看一副难看的嘴脸，堂堂正正凭我的身份东归。这是大多数坐轮船坐飞机的朋友办不到的，我可有这种骄傲。
决定了之后，有两位朋友特来劝阻。一位从李家沱，一位从柏溪，不怕水程跋涉，为的是关爱我，瞧得起我。他们说了种种理由，预想了种种可能的障碍，结末说，还是再考虑一下的好。我真感谢他们，当然不敢说不必再考虑，只好带玩笑的说“吉人天相”，安慰他们激动的心情。现在，他们接到我平安到达的消息了，他们也真的安慰了。
(原载1946年4月7日《消息半周刊》第1期，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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