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庭栋 | 巴蜀明清时期学术的衰落与复兴

壹卷

让/思/想/流/动/起/来

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的两次长期而大规模的战乱，使巴蜀地区人口锐减、经济衰颓，伴随而来的是文化事业的凋敝、学术活动的低沉。从元代到清代中期的五百多年间，再也见不到两汉、唐宋时期的那种群星灿烂、佳作纷呈的盛况，在全国的文教学术舞台上，极少见到巴蜀人士的身影。这几百年的凋残景象，至今回首，仍令人心悸。元代著名学者虞集(1272—1348)说过这样一段十分沉痛的话：

吾蜀文学之盛，自先汉至于唐宋，备载简册，家传人诵，不可泯灭。宋南渡以来，蜀在斗绝一隅之地，然而文武忠孝之子，冠盖相望，礼乐文物之懿，德行学问之成，立功立言，卓荦亨畅。下至才艺器物之类，其见诸文辞者亦沛然，非它州之所能及矣。丧乱以还，废轶殆尽(《道园学古录》卷三一《葛生新采蜀诗序》)。

元代的巴蜀，用元代人的话说，一是“文物泯尽”(罗寿：《成都瞻学田记》，载正德《四川总志》卷三六)，一是“蜀学微绝”(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六《送赵茂元归乡序》)。

虞集

在元代文坛上，知名的川籍人士只有两位：一位是虞集，但他只是祖籍隆州(今仁寿)，他父亲虞汲宦游外乡，宋亡后侨居临川，以后迁居岭南，他生于衡州，长于岭南，一生中只回过故乡一次。

另一位是邓文原，也只是祖籍绵州(今绵阳)，幼时随父徙居钱塘(今杭州)，以后一直在外乡活动。又如井研牟氏的牟、牟应龙父子，也是流寓外乡，“以文章称于东南，人拟之为眉山苏氏父子”(《元史·牟应龙传》)。

由于宋元之际的战乱，不少蜀中学者携家流寓江南，在元代文坛上颇有建树，以至有的学者提出了“元代蜀籍流寓文化”的研究课题见陈世松、史乐民：《宋末元初蜀士流寓东南问题探讨》，载《元史论丛》第5辑。可是在巴蜀境内，却是一番凋残景象，没有出现过一位有成就的学者。以《易》学研究为传统特色的巴蜀学者，在元代也有几位颇有成就，如黄泽、王申子、任士林、赵采等，可他们都是祖籍在蜀、流寓江南的学者。

经过了元代的凋残，明代的巴蜀在经济与文化事业上都有所复苏。明初诗坛上，有著名的“吴中四杰”，其中的杨基和徐贲都祖籍蜀中，在宋元之际，先世即已流寓外乡。到了嘉靖年间，在文坛的“嘉靖八才子”中，就有两位真正生长于巴蜀的才子了。

一位是熊过，字叔仁，富顺人，除诗文之外，还研治经学，著述不少。他的《周易象旨决录》，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为“在明人《易》说之中，固卓然翘楚矣”。另一位是任瀚，字少海，南充人，他“潜心于《易》，深有所得”(《明史·任瀚传》)，但著作全部亡佚，今已无从得见。熊、任之后，有“最善王守仁学”(《明史·赵贞吉传》)的内江学者赵贞吉(1508—1577)，融儒、释两家学说为一，有《赵文肃公文集》传世。

明代末年，梁山(今梁平)出了一位隐居山中30年，“终身麻衣蔬食，誓不见有司”(《明史·来知德传》)的《易》学家来知德(1525—1604)，提倡“养心莫善于寡欲”“师心自悟”。他著有《周易集注》一书，阐发“取象之旨”，是《易》学史上自王弼扫象之后千余年来第一部高水平以象数为主的研究专著，对后世影响很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参互旁通，自成一说，当时推为绝学”。

以上几位学者在当时虽然有一定影响，但并未达到全国一流的水平。整个明代，达到全国一流学者水平的只有一位，这就是杨慎。不过，严格说来，杨慎还不能完全说是蜀中学者，因为他生长在京师，一生72年中，在四川只22年，在故居新都生活不到12年。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人，他父亲杨廷和官居内阁首辅，他的两位叔叔也是著名的诗人和学者。他生于京师，长期在京师接受父亲与叔父的教育，自幼苦读，有“嗜书癖”。24岁时中殿试第一，成为状元，授翰林院编修。嘉靖帝即位之后，杨慎在朝中的“议大礼案”辩论中，几次公开反对嘉靖帝的一意孤行，被处以“廷杖”之刑，再谪戍云南永昌卫(今保山县)，时年37岁。

此后，除因公私事务获准几次短暂回川外，一直在云南度过。杨慎天才英发，兴趣广博，聪敏明达，精力过人，遭打击之后，郁闷激昂，故而更发奋于学术，撰写和编纂了各类著述400多种(今存150多种)，其范围包括诗文创作、古今历史、经学、民间文学整理、音乐与戏曲的研究与创作、音韵文字、文学批评、金石书画、地方史志、典章制度、自然科学等，是我国文化史上最具特色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

在整个明代，“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明史·杨慎传》)。李调元在《函海·序》中称他“为古来著书最富第一人”，当之无愧。由于他治学面广，著作丰富，一反空疏之风，对明代实学和后世影响很大。又如今天研究巴蜀文化，他所编纂的《全蜀艺文志》就堪称最为重要的资料之一。

在明代的近三百年间，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呈现出一种复苏的态势。如果顺利，发展趋势应当是相当乐观的。可是，明清之际的几十年战乱，使这种复苏的局面彻底毁坏。清代初年，出现了两位杰出的川籍思想家，即达州的唐甄(1630—1704)和新繁(今新都)的费密(1625—1701)。

唐甄在其代表作《潜书》中直言“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他认为“官逼民反”是客观现实，否定“君权神授”；肯定民为国本，富国先在富民；他从“无成乃无毁，有成必有毁”的观点，否定了封建制度的永恒论；他从“君民皆人”论进而指出分君之权，监督君主，已孕育着虚君立宪论的萌芽。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可与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比肩。

可是，唐甄在8岁时就随父离乡远行，流寓江南，除回乡参加过一次科考，一直在外乡生活。费密也是一位具有启蒙思想的学者，有著述30余种，现存3种，《弘道书》是其代表作。他反对理学家的“道统”论和“空浮谈经”，反对禁欲主义，强调“实证实教”“实以致用”；他不反对“农本”，但反对“商末”，提倡发展商业。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难得的启蒙主义观点。可是，费密的著作也是在离家东下之后，在江南完成的。在清代初年，还出现过一位颇有成就的诗人吕潜，吕潜祖籍遂宁，但长期生活在江南，直到晚年才返归故里，也只能算一位流寓诗人。

清代前期的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巴蜀大地的中心任务是移民入川、垦荒建房、恢复生机、培植生活的元气。从文化上来讲除了在废墟上重建学校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建树。从人才上看，除了遂宁的张鹏翮(1648—1725)曾任河道总督与大学士，主持治河10年，时称贤相，有《治河书》《如意堂诗文集》传世之外，没有出现过其他的有成就的学者或诗人。

直到乾隆年间，巴蜀文坛才开始恢复元气，出现了“蜀中三才子”：丹棱彭端淑(约1699—1779)、罗江李调元(1734—1803)、遂宁张问陶(1764—1814)。他们在诗、文、戏曲方面都很有建树。可是有一点值得注意，他们三位虽然生于蜀中，但都长期宦游外乡，在与各地文坛高手相交流之中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进行了他们主要的创作活动。还有一点更值得注意，就是由于元气初生，底气不足，“蜀中三才子”的华章佳作未能引导出一批后继者。

彭端淑晚年在成都主讲锦江书院达20年之久，可是竟未能培养出一个水平接近于他的学生。这种情况表明，巴蜀大地上的学风还不浓，文气还不盛，全面复苏的基础还不厚。清代后期方出现学术复兴，这种复兴，其主要原因是清代两百来年经济与文教的逐渐发展，使整个社会恢复了生机，有了进行学术活动与文化创作的基础；其次要原因则是清代大量的移民入川，各种文化在蜀中交汇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得以发展。这种学术复兴的重要标志，我认为是1875年尊经书院的创立。

从清初到尊经书院成立的两百年间，巴蜀文坛、学界之不振，可以从以下几个统计数字窥其大概：

1．科举取士的情况，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也可说明一部分问题。在整个清代，四川士人在科举中夺魁的只有一位，即光绪乙未年(1895)的骆成骧(尊经书院学生)。此前两百多年一个也无。这种情况不说远逊于唐宋(唐代有范崇凯、尹枢、尹极、李远、李余、于环，宋代有苏易简、陈尧叟、陈尧咨、马涓、何桌、何涣、赵逵)，连明代也不如(明代有著名的杨慎)。若以考中进士计，宋代最高，达4332人，明代也有1456人，清代只有786人。

2．清代学术之主干是经学，汇集全国经学研究著作之书是阮元于1829年编成刊印的《皇清经解》和王先谦于1888年编成刊印的《皇清经解续编》，此两书共收入397部著作，竟没有一部巴蜀学者的论述。

3．编辑巴蜀历代文士事迹与作品的前人著述，最详的是姜方锬的《蜀词人评传》一书，清代前期、中期仅收入12人，而宋代是50人。当代著述如何崇文等的《巴蜀文苑英华》一书，清代前期和中期仅有5人，如果把流寓外乡的2人除外，只有3人。而宋代是19人。这两组统计数字还是颇能说明问题的。

清代中期，巴蜀地区的学风仍呈不振之势，学校、书院虽在陆续重建或新建，但多是以科考为中心，以制艺为主课，“群好帖括，经史百家每束高阁”(民国《名山县志》卷一一《学校》)；“惟用以八股试帖词章课试生徒，第其高下”(民国《泸县志》卷九《学校》)。

这种环境怎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来?被视为“为通省作育人才之所”的“全川书院之首”的锦江书院曾经有很高的声望，可是，著名的“锦江六杰”除了李调元之外，其余并无多大成就。到咸丰年间，书院的学生已是“来去自由，并不通知监院，且多在外游荡，夜深方归，甚至招留友朋，视作旅寓”(锦江书院《咸丰学规》)。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可以见到学风废弛之甚。

具有维新思想的张之洞、薛焕等人决心新办尊经书院，其目的就是为了“石室重开”，振兴蜀学、培养人才。正如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已经介绍过的，由于尊经书院是面向全川招生，学习的内容、教学的方式、提倡的学风都与旧式书院有很大的不同，又是大名鼎鼎的张之洞、王闿运等人在主持校务，故而它的作用不仅在于培养出一批学生，更重要的是在全川学界扭转积弊、开创新风。“风向所趋，人人皆知读书之有益矣”(伍肇龄：《尊经书院课艺二集序》)。

在这种学风引导之下，清代后期的巴蜀明显地出现了一派人文蔚起、蜀学勃兴的气象。我很重视戊戌维新前后蜀中文士刘光第(他不是尊经学生，是锦江书院学生)、杨锐、宋育仁等人的杰出表现。在“公车上书”中，川籍举子签名者71人，占总人数603人的11.8％，位居全国第四；第一个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杨锐就是发起人之一；“蜀学会”在京成立，“蜀学堂”在京创办；杨锐与刘光第作为“六君子”在京就义；《渝报》在重庆创刊；《蜀学报》在成都创刊；宋育仁出任尊经书院山长。

这一系列事实表明：(1)巴蜀大地不仅兴起了一股强劲的学风，而且融入了维新自强的时代气息，正是这种合乎历史潮流的新的学风，才会真正具有横扫陈腐、开辟新局、创立新说、涌现新人的力量；(2)经过近千年的低沉徘徊，巴蜀学士在长期积蓄和时代激荡两方面作用之下，又走上了全国政治与文化的舞台，演出了有声有色的活剧，不再是长期默默无闻于国人了。

在这样一个大潮之中，如果从学术角度看，清代后期出现了一批有作为、有影响的人物，标志着蜀中学术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复兴。这批人物的主要代表有：

廖平

廖平(1852—1932)，字季平，井研人。1876年入尊经书院学习，深受王闿运影响，治今文经学，1884年撰《穀梁古义疏》，次年撰《今古学考》。此后，一直以治学与教学终其身。在清末的社会剧变之中，廖平深受周围条件之影响，其治学的主旨不断变化，共有六变。他主张“为学须善变，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每变愈上，不可限量”(《经话甲编》卷一)。今天看来，他的学术观点在第三变之后，愈变愈奇，很多看法令人难以接受。但在他这种大胆求变、不断求新的追求之中(特别是前三变之中)，却有不少可贵的闪光点，对当时以及后代的学术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学术研究的主线仍然是经学，廖平的一生可谓是实实在在的皓首穷经，用力极深。他尊经、尊孔，他在经学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特别是对自汉代以来聚讼千载的今古文之争，他指出“今古异同端在制度、师说，不指文字”(《答江叔海论今古学考书》)；“经学之要在制度，不在名物”(《经话甲编》卷一)。

这些观点被近代国学大师刘师培、章太炎喻为“魏晋以来未之有也”的“确然不易”的重要成果。廖平作为学术界公认的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经学大师，他一方面解决了经学研究中的若干难题，是为经学作出的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他为了尊经尊孔而作出的若干努力也表明了旧式经学研究已不可能具有生命力，愈是竭尽全力，就愈是不合时宜，充分表明了旧式经学的必然的终结。作为最后一位经学大师，这两方面的特点在他身上都表现得十分鲜明。

由于清末的历史环境，廖平开始接触若干新的知识，包括西方的历史、宗教、天文、地理等，提出了变法改制、学习西方的理论。他论证了孔子就“意在改制救弊”，“春秋时有志之士皆欲改周文，正如今之言治莫不欲改弦更张也”(《今古学考》卷下)，故“中国欲强，必先变法”(《公羊补证》卷九)。指出，治学者，“旧日考据之支离，理学之空疏，皆须改良进步”(同上卷一)，“通经致用于政事为近”(《知圣篇》)。

他从孔子所说的“文”与“质”加以阐发，“极古今中外之变，而求一与文相对相反之质，非泰西而何”(《四益馆杂著》)；“富强之学，中不如外，农工商贾诸学皆当取法外人”(《公羊补正》卷七)。他甚至说过：“井田乃百世下‘大统’之法，于古实无征。今泰西素有齐贫富之议，将来必出于此。”(《知圣篇》)他坚决反对“中国自号文明，闭关自守”(《四益馆杂著》)。

他的这一整套从解经角度表现出来的“非圣无法”的态度提出的变法改制、学习西方的主张，在当时是明显的异端，具有极大的震撼性。他的恩师张之洞给了他严厉的责难。但广东的书生康有为却在经过了先疑后信的过程之后，在经过了1889年与之在广州畅谈之后，“思想受其影响”，“乃尽弃其旧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康有为接受了廖平的思想，沿廖平的《知圣篇》而写成《孔子改制考》，沿廖平的《辟刘篇》而写成《新学伪经考》，在全国掀起大波，成为变法维新运动的理论基础，是我国思想史上一大转折。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康有为的《伪经考》《改制考》是从廖平的《辟刘篇》《知圣篇》推衍出来的。”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载《中国哲学》第一辑。廖平才是变法维新理论真正的祖师爷。

在廖平的理论体系中，还有一个重要贡献，是他大胆的疑古精神。他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刘歆伪造古文经的理论，指出了作伪的目的、方法、过程。康有为全面接受了廖平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援引更多的证据，以严格的逻辑推理与雄辩的笔法写成了《新学伪经考》，在古史、古籍的辨伪上开创了一个新天地，直接影响到一批著名的近代学者，如崔适、钱玄同、顾颉刚等，在我国学术史上掀起了一股巨大的疑古辨伪的浪潮。

这股浪潮中的每一项具体成果不能说全都正确，但在我国知识分子的头脑已被禁锢多年、亟须解放的清末民初，在新旧大变革的“五四”前后，这股浪潮对于推动全国知识分子弃旧图新的思想解放所起的作用，真是难以估量。而这股击碎僵化的疑古辨伪浪潮的最有力的开创者，仍是廖平。在廖平去世的1932年，有学者颇为深刻地这样评价过廖平的作用：

先生在中国经学史上，既具有相当地位，而在晚清思想上，亦握有严重转捩之革命力量。……回忆四十年来之中国思想界，类似霹雳一声者为康南海之《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等，则廖先生则比霹雳前之特异的电子。……吾人于今日审查中国学术思想之进步如何?除东西舶来品而外，更不能不归功于贞下起元、曙光焕发之廖先生。廖先生崛起……将三千年来之孔子及数千年之经学，与经学所产生之思想言论，根本改造，发前人所未发。侯堮：《廖季平先生评传》，载1932年8月1日《大公报》。

廖平著述丰富，现存的就有118种之多，大部分收入《六译馆丛书》之中，近年有李耀仙主编的整理本《廖平学术论著选集》由巴蜀书社出版。

宋育仁

宋育仁(1857—1931)，字芸子，富顺人，尊经书院学生，1884年写成《周官图谱》《周礼十种》两书，从经学研究中表达了维新改制的主张。1886年中进士后，长期在北京为官，眼界大开，特别将目光移向海外的新的天地，1891年写成了著名的《时务论》。1894年被派出使欧洲，对西欧诸国做了详尽的考察，写成《采风记》一书。归国之后，又将《时务论》加以修订。两书发行之后，风行一时，宋育仁被称为“新学巨子”。

他跨出了旧传统的樊笼，用全新的观点对当时的社会危机进行了剖析，提出了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主张。如鼓励“办工作厂”，“不能动以官法治之”(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时务论》)，而且“一切皆如今外国公司之式”，这就是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工业；他主张发展商业，“经商者，富国之资”；他主张发展交通，并提出了“听民间集股自设公司”修建川汉铁路的计划(《采风记》)；他反对外国的经济侵略，要求政府“不欲与外人以利权”；他主张改革币制，变银本位制为金本位制；他主张进行政治改革，实行“民献其急，主决其计，官司专守以责其成”的“举废皆询于上下议院，两院成而后谋定，国主报可而后施行”的君主立宪制与议会制。

他的这一系列主张，仍是在托古改制的大旗下进行的，如他所说是“取证于外国富强之实效而正告天下，以复古之美名，名正言顺，事成而天下悦，从而四海无不服”。在这方面，他的主张比廖平更为明确，更为彻底。宋育仁不仅著书立说，还是一位维新图强的实践者。1896年他被任命为川省矿务商务总局监督，次年就在重庆创办了四川第一份近代报刊《渝报》，亲任经理，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1898年他被聘任尊经书院山长，又在成都成立蜀学会，办了成都第一份近代报刊《蜀学报》，亲任总理，吴之英任主笔，廖平任总纂。

这两份报(用今天眼光，实际上是杂志)均是“为蜀中开风气而设”，“以通经致用为主”(《蜀学会章程》，载《蜀学报》第1期)。前者出报16期，后者出报13期，因戊戌政变而被迫结束，但的确在蜀中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

与廖平、宋育仁同时，还有两位著名学者也主张维新变法，但将一生的主要精力放在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就是张森楷与傅增湘。

张森楷(1858—1928)，号石卿，合州(今合川)人，他呕心沥血一生，从事史学研究，著述达27种，最主要的是《通史人表》及附录共352卷、《二十四史校勘记》337卷、《史记新校注》133卷、《合川县志》83卷。他是我国近代极有水平的史学家，用力之勤，罕出其右。他这些著作的手稿先后与盛昱、翁同龢、李慈铭、缪荃孙、王懿荣、康有为、俞樾、陆心源、丁丙、罗振玉、陈衍、刘师培、宋育仁等人切磋，深受嘉许。

《二十四史校勘记》中除《宋史》以下诸史因未得善本，只是重校之外，其余各史都经过几次校勘。《史记新校注》则前后费时50年，据以校勘的各种版本20来种，参校版本30来种，引用文献200来种。遗憾的是，由于这几部巨著卷帙太大，虽经多方努力，他在世时绝大部分未能付梓，他的学术成果一直未能为广大研究者所知。几经辗转之后，他的《二十四史校勘记》书稿只有部分残存于南京图书馆，中华书局整理二十四史时曾据以参考。《史记新校注》一稿据说已流到台湾。《通史人表》稿已不知下落。只有《合川县志》于1922年刊行，得以流传至今。

傅增湘

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号藏园，江安人，我国近代最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他一生之中校书800余种、16300余卷，收藏宋、金刊本150余种、4600余卷，元刊本数十种、3700余卷，特别是1916年所得宋绍兴二年刊本《资治通鉴》和1928年所得宋淳熙十三年宫廷写本《洪范政鉴》，是海内争睹的珍中之珍，合称“双鉴”，名重一时。

他一生中所见珍本之多、藏书之富、校勘之精，为近代学者所仅见。傅增湘也是一位著名教育家，从1905年开始，先后创办天津女子公学、高等女学、北洋女子师范，曾任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总理、直隶提学使，1917—1922年任内阁教育总长。

五四运动中，他因反对镇压学生与拒签免蔡元培北大校长令，愤而辞职，悄然离京，隐居扬州。故而学生代表在向当局所提条件中有“挽留傅增湘、蔡元培”的要求。著名画家徐悲鸿、张善孖、张大千在成名之前，都曾受到他的大力支持与奖掖，当代版本目录学家如王重民、赵万里、谢国桢、吴丰培、陈乃乾等都是他门下弟子。

傅增湘一生著述200余万言，有《双鉴楼善本书目》《双鉴楼藏书记》《藏园群书题记》《藏园群书经眼录》等，编成《宋代蜀文辑存》100卷，主编《绥远通志》稿本160卷。他还自费影印宋本《周易正义》，刻印《蜀贤遗书》(含宋本《方言》《王荆公诗注》等蜀人著作12种)、《双鉴楼丛书》(含《家世旧闻》等12种)、《宋代蜀文辑存》，传播四方，嘉惠学林。

还值得一提的是，他临终前，将平生珍藏全部分赠北京图书馆与家乡四川省(后归川大图书馆)。在1959年编印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傅氏旧藏精品即有280余种之多。

辛亥前后，我国思想界还出现过两位狂飙式的人物，一位是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出生于重庆的青年革命家邹容(1885—1905)，他在1903年写的宣传资产阶级革命，号召独立、自由，“劝动天下造反”的《革命军》，一年内再版20多次，印行100多万册，连孙中山先生也亲自参与刊印与散发，风靡全国，远播海外，鼓吹革命之功不可胜量。

邹容

另一位是被称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的著名学者、出生于成都的吴虞(1872—1949)，辛亥前后，他在成都写了一系列文章，发表于《新青年》等报刊，批判封建专制与礼教，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与陈独秀并列为“最有力的两位健将”，被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胡适：《吴虞文录序》)。邹容与吴虞的激进思想与作风标志着清代末期巴蜀大地的学术思想已经摆脱了传统的经学儒学的窠臼，走上了民主革命的新途。巴蜀大地的学术史，由此也翻开了新的篇章。

《巴蜀文化志》

袁庭栋 著

书号：978-7-220-12813-4

壹卷·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22年11月

定价：68.00元

【内容简介】

巴蜀由来古，殷周已见传。本书是袁庭栋先生全面论述、介绍巴蜀历史文化的重磅之作，叙述了从古代到近代巴蜀文化发展的盛衰轨迹、主要特点。全书以数十万字的的详实资料和论证，从地理、民族与人口、科技、学术、艺文、宗教、民俗、交流八个板块系统论典，详细论述了巴蜀文化几千年来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作者认为，巴蜀文化在古蜀文明时期、汉代与唐宋时期有过三次繁荣的高峰，三度位居全国的前列。宋代以后呈现全面的衰退，清代后期才有明显的复苏。早期的巴蜀文化是自有特色、独立发展的一种文化，但与外界一直有着日趋密切的交流，巴蜀文化最重要的特点是由移民文化而表现出来的兼容。

全书论述有据、文笔扎实，填补了当代学者对巴蜀历史文化系统性研究以及著作成书的空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巴蜀历史文化总结性著作。

【作者简介】

袁庭栋，1940年生。1965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1968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1983年参与筹建巴蜀书社，并在该社工作到1993年，此后成为自由文化人。著有《张献忠传论》《周易初阶》《话说四川》《历代文化名人在四川》《锦乡成都》《巴蜀文化》等30余本作品。

【目录】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释“巴”“蜀”

第二节 关于“巴蜀文化”

第三节 巴蜀文化的兴衰轨迹

第四节 巴蜀文化的基本特征

第二章 地理

第一节 地理位置与文化发展

第二节 气候条件与文化发展

第三节 地形特点与文化发展

第四节 地理环境与行政区划

第三章 民族与人口

第一节 以巴族、蜀族为主的巴蜀先民

第二节 盆地内汉民族的形成

第三节 两千年的人口增减与文化兴衰

第四节 盆地周边的主要少数民族

第四章 科技

第一节 水利

第二节 冶金

第三节 钻井术与井盐开采

第四节 天然气与石油开采

第五节 造纸与印刷术

第六节 医药

第七节 历算

第八节 织锦

第五章 学术

第一节 教育

第二节 古代巴蜀学术管窥

第三节 特色显著的汉代学术

第四节 宋代蜀学

第五节 明清时期学术的衰落与复兴

第六章 艺文

第一节 尚待完全揭破的三星堆之谜

第二节 生生不息的民间歌舞

第三节 汉代文章冠天下

第四节 独绝一时的汉代造型艺术

第五节 唐宋诗人多入蜀

第六节 西蜀画派

第七节 源远而又多源的川剧

第七章 宗教

第一节 古巴蜀的原始宗教

第二节 道教的产生与传播

第三节 道教圣地青城山

第四节 从南方传入的佛教

第五节 大佛之乡

第六节 佛教圣地峨眉山

第七节 基督教入蜀三百年

第八章 民俗

第一节 川味饮食名满天下

第二节 茶饮之乡

第三节 游乐之盛

第四节 遍布城乡的袍哥

第九章 交流

第一节 蜀道难与蜀道通

第二节 通向南方之路

第三节 兼容与辐射

第四节 湖广填四川

代结束语：巴蜀文化尚待探索的若干问题

参考文献

后记

新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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