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晨评《神风与铜钱》｜世界帝国、东亚海域和禅僧——十三至十四世纪的中日历史

《神风与铜钱：海岛日本遭遇世界帝国1268-1368》，康昊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2年9月出版，320页，59.00元

康昊的新书《神风与铜钱》，正如其副标题所揭示的那样，主要讲述了从1268年蒙元初次入侵日本到1368年元明鼎革之间，“海岛国家”与“世界帝国”之间的冲突、交涉，以及两国和周边东亚各地的历史进程。
近年来，有关蒙元帝国如何影响欧亚大陆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话题备受关注。游离于帝国秩序之外的日本，不仅两次抵抗元朝的侵袭，还与大陆王朝之间保持了长期且频繁的贸易往来，无疑构成了蒙元“海洋帝国”方面的重要注脚。本书的讲述重点，正是世称“蒙古袭来”的元日战争以及此后的元日海上贸易、文化交往，前者据传被“神风”所终结，后者则以罕见的巨量铜钱买卖为特征。
一
“神风”之称广为流传，原指1274年、1281年两次“蒙古袭来”时，对元军造成了沉重打击并最终导致元军撤退的暴风雨，由于当时日本全国寺院、神社广泛进行“异国降伏祈祷”，故而时人多将能够击退强大元军归功于神明护佑的“神风”——二战后期，这一历史上的信仰要素又被军国主义者扭曲、利用，成为臭名昭著的自杀攻击语源。不过，始于战争的元日交涉在战后并未终结，以宁波和九州博多为主要节点的元日贸易，反而日益繁荣，甚至推动了东亚海域内诸多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持续发展——书中也提到，此后成为“万国津梁”的琉球，正是从此时开始中介东亚海域贸易。
由战争和贸易构成的元日交涉背后，是当时两国各自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的持续演变，以及整个东亚海域国际秩序的动荡与转型。对此，葛兆光、村井章介、榎本涉等中日知名学者都有所关注和论述。本书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作者在中世政治、宗教研究等方面的深厚积累与透彻理解，以凝练而生动的笔法，对这一段海岛日本遭遇世界帝国的历史，进行了条理清晰且维度新颖的讲述和解读。
就非元史或日本中世史专业的读者而言，本书的首要贡献便是对蒙元时期的中日交涉以及日本国内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完整梳理，特别是系统地廓清了同时期（镰仓时代）日本的政治演进与经济、社会构造——这些内容因其本身的复杂性和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一直以来都缺乏够清晰的普及性中文著作。当然，本书虽易读，却并非简单的历史科普，或者如作者过谦所说的“小书”，学术性格才是其核心。
其中，作者不仅详细解释了中世日本复杂的土地多重所有制、镰仓幕府的组织结构与内部斗争、朝廷与幕府之间权力分配的变迁等事关中世日本史基本理解的问题，而且结合对“权门体制论”“东国国家论”等学术史上重要结论的介绍与批判，参考近年来的最新成果与史料发现，对包括镰仓幕府的政权性格、天皇家两统对立的形成、建武新政、新安沉船时代的元日贸易等关键议题加以深入阐释。正如腰封前题中所言，本书虽从元日战争入手，却有意识地跳出战争叙事，多维度呈现了战争前后的日本历史进程。
另外，作者还基于对历史小说、影视剧（大河剧）等大众历史认识的了解，揭示出很多广为人知的历史误读。比如，多数情况下镰仓幕府不是真正的国家政权，并不掌握东国以外的军事力量且与朝廷关系密切；元军二度征伐（弘安之役）的失败虽与台风有关，但幕府的积极备战与九州武士的奋勇战斗同样不应忽视；“蒙古袭来”对日本的直接影响十分有限，反而是备战引发的幕府权力扩大和“战时执权”北条时宗的专制、“神风”推动寺社营造热潮等间接影响才更加巨大和深远等等。事实上，这些关于镰仓时代日本和元日关系的误解，即便在日本民间乃至非中世史的学者中也屡见不鲜。作者能在系统讲述的同时，有意识地对这些误解加以揭示，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

元日水军海战，竹崎季长绘《蒙古袭来绘词》（1293年）

二
如果说战争（神风）与贸易（铜钱）构成了元日交涉时代的历史主线，那么蒙元“世界帝国”的兴盛、发展与衰落无疑是引导主线走向的关键。对于早已游离于大陆政局之外的日本而言，“蒙古袭来”的冲击突如其来又十分凶险；而对于忽必烈治下的世界帝国而言，日本却是其东方征服的海洋节点，无论是襄阳之战前后经高丽致书招降，还是在征服南宋前后的文永、弘安两次征伐，都是其政治构想的自然延伸——事实上，忽必烈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计划备战三征日本。然而，一旦继任的元成宗铁穆耳改变既往策略，元日贸易就得以在战争结束的十余年后开启，迅速走向繁荣并对日本产生了较之战争更深远的冲击。可以说，蒙元“世界帝国”的政治抉择，即便没直接影响到日本国内的政局，也无疑对日本的政治演进，特别是镰仓幕府的兴衰、建武政权的起落乃至室町幕府前期的政治动荡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间接影响。
在世界帝国与海岛日本的遭遇中，作为地理背景的东亚海域，其实是切入这段历史的另一个重要维度，也是全球史视野下探讨东部亚洲区域史的必然途径。作者对以桃木至朗等学者为代表的日本全球史研究理解极深，这或许也是本书将目光瞄准“蒙古袭来”这一东亚海域史上代表事件的前提。我曾有幸得闻作者讲解以东亚海域为一个“历史世界”的研究计划，其中不仅包括本书涉及的十三、十四世纪，还将串联起九世纪的新罗海商、十至十一世纪的宋商贸易、十五世纪以后的朝贡体系，乃至十七世纪危机等一系列东亚海域中交流或冲突的历史进程。如此一来，我们不仅能够结合东亚海域内的关联与互动，重新思考海域内各地区的政治演进和对外交流活动，甚至有可能重构区域历史的分期方法和研究范式。本书对此已有实践，无论是对高丽甚至是三别抄对元日战争影响的分析，还是对元日贸易中宋钱流通、琉球中介等问题的触及，无不反映出作者不限于日本、元朝抑或是中日交流史的广阔视野。我认为，这种视野更新也是本书对学界研究的主要贡献之一。
关注往来于元日两国间的禅僧事迹，是本书的最大特色和又一独特视角。作者长期致力于中世日本佛教史研究，已在日本出版《中世禅宗与元日交流》一书，对禅宗视角下的中世日本及元日交流有着深入且缜密的考察。本书也正是通过对诸多中日禅僧生平、传承和记述的介绍，揭示出一条与前述主线相辅相成，又不同于惯常宏大叙事的、个人视角化的历史叙事维度。这些禅僧或是因求法而由日入元，或是为弘法、通交而自元赴日，要经历依旧凶险的航海行程，可能会受到“敌国”乃至本国官员、民众的猜疑。他们当中，有如兰溪道隆、无学祖元、一山一宁般东渡扶桑，得到幕府执政或朝廷信赖、开创日本禅林风气者，也有如龙山德见、雪村友梅、中岩圆月等，借助元日贸易带来的“入元僧”留学风潮赴元，历尽艰辛追求佛法者，还有如梦窗疏石、虎关师炼等，受到赴日的宋元禅僧或入元僧影响而在日本大放异彩者。部分禅僧直接参与到了元日间的战争和交涉中，更多的则是作为一介僧侣，以自己的经历和事迹见证历史。本书在大历史的叙述间隙，巧妙地穿插了这些或重要或平凡的禅僧之形状，无疑为读者提供了理解这段历史更加生动和真切的路径。
三
学术价值之外，本书还以精妙的笔触讲述了这段历史中的诸多奇妙和吊诡，读之不免感慨，实属“额外奉送”的阅读乐趣。
一句“珍重大元三尺剑”的偈语，在书中各段反复出现，串联起了动荡时空中的禅僧轨迹：南宋灭亡之际，面对攻入雁荡山能仁寺的元军刀架脖项之险境，无学祖元“神色不稍变”地念出此禅偈劝退之；无学祖元渡日后，深得北条时宗及镰仓禅林景仰，此段《临刀偈》也在日本流传；多年后随商船入元求法的雪村友梅，受倭寇暴乱牵连而被元朝地方官府下狱，在临刑之时以标准汉语吟出此偈，震惊狱吏并逃过一劫；元末乱世，庆元天宁寺住持东陵永玙受取代镰仓、建武政权的室町幕府邀请，赴日担任京都天龙寺住持，成为元朝最后一位渡日僧，而他正是无学祖元的侄孙。一句禅偈和几代渡日、入元禅僧，就这样见证了从南宋灭亡到元朝没落的百年历史，实在令人唏嘘。
另一个让我深感历史的吊诡或者说“塞翁失马”的，是书中对镰仓幕府命运的叙述：原本控制范围集中于关东的镰仓幕府，因对抗“蒙古袭来”的战时体制，而得到了执掌西国乃至全国武士的权力；然而，这种权力扩大同时导致幕府背负上更多的责任，尤其是调停天皇家的两统对立，以及各级庄园领主间的矛盾；专制体制下的权力集中又引发了幕府内部的激烈斗争；职权范围不断扩大的幕府变成了中世一切矛盾的出口，而这些早已积重难返的矛盾，则以后醍醐天皇的“倒幕”为契机，最终压垮了镰仓幕府。
更无奈的是，一心改革的后醍醐天皇，虽然顺利消灭了镰仓幕府，却难以对抗奔涌的大势，致使其主导的建武新政仅维持了三年便被足利尊氏推翻，此后则是南北朝对峙、室町政权内部矛盾引发的“观应扰乱”，数十年间动乱不息。可见，镰仓幕府的灭亡并未解决那些本就不受其制约的矛盾，然而历史的车轮却早已碾过，不免令人感慨当初“蒙古袭来”引发的权力重构究竟是福是祸。
当然，书中令人拍案之处远不止于此。加之作者绝佳的文字功力和严谨的学术探究，对读者而言，本书无疑是一部在知识性、理论性、故事性上都会有所收获的力作。本书的讲述结束于明初，中日贸易在朱元璋的海禁政策下中断，又在朱棣的朝贡体系中再开。然而，无论中日之间是战是和，贸易是断是开，却都如本书中那些往来于东亚海域的禅僧所揭示的一般，民间社会与文化上的联系不会真正隔绝。就在元明鼎革的1368年，天龙寺禅僧绝海中津渡海来华，后得朱元璋召见并于御前对诗。绝海中津呈上的这首名为“应制三山”的汉诗，或许能为本书所述的时代画上一个句号，本文也将以此作为结束：
熊野峰前徐福祠，满山药草雨余肥，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