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次猫儿岭战国熊鸟纹青铜带钩的文化内涵

榆次猫儿岭战国熊鸟纹青铜带钩的文化内涵

《晋中学院学报》 2012年04期

康 艳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山西晋中030600

摘 要∶晋中市榆次区猫儿岭战国古墓出土的熊鸟纹青铜带钩以其独特的装饰、秀美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而成为艺术精品。此带钩钩体肖熊形，钩首模拟鸟形采用高浮雕形式，结合模拟、写意、图案化等多种手法完美地将熊、鸟饰于一件器物之上，体现了设计者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也赋予其丰富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猫儿岭古墓群∶青铜带钩∶熊饰∶鸟饰

20世纪80年代，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猫儿岭战国古墓中出土了形制多样、制作精美、工艺考究的青铜带钩。其数量之多，工艺之精美是现知同类规格的墓葬所不能比拟的。熊鸟青铜带钩P以其独特的装饰、秀美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成为猫儿岭战国古墓青铜带钩中的精品。

猫儿岭熊鸟带钩（图1、图2），青铜质，鎏金，长15.8cm，宽3cm，厚约0.3cm，由钩首、钩体和钩钮三部分组成。正面呈长牌形，侧面略呈“S”形，以高浮雕的熊和鸟做装饰。钩身模拟熊形，钩首肖鸟形。鸟首为正面，鸟的头部和颈部约为整个器物的三分之一，鸟颈长而秀美。熊正侧面，蛙姿，栩栩如生。内曲的钩首如鸟的头部，鸟首小，呈低头俯视状，双目清晰可见，目光悠闲自在。鸟喙大，扁平，圆突，从鸟额头部位凹下至喙顶端而上翘。细长而有力的鸟颈呈优美的弧线，连接着钩首和钩体。鸟颈部挺直，胸部突出，显得器宇轩昂。鸟的颈部和胸部饰有涡纹。鸟胸部以下变宽，为熊的身体。熊的头与鸟首相对，上扬，面朝左。熊的两耳为圆形，小，竖起。眼睛小而有神，正视前方。熊的嘴巴微微拱起，张嘴吐舌，面部天真，似一只憨厚的小熊。小熊脖颈粗壮，有鬃毛两撮，梳理整齐。头部至背部的弧线刚劲有力，富有肌肉感，延伸至鸟的胸部。熊的耳部开始饰有三组随其身体而稍有变化的几何纹。中间的一组向内勾曲的弧线好像是熊抱膝弯曲的前肢，接近鸟体的一组内勾的曲线如鸟儿细长的腿，似乎是熊、鸟共体，又好像是完整独立的熊与鸟的形象。熊头部与鸟首背部在同一水平面上。从侧面看轮廓线略呈"S"形。距钩首约三分之二处的钩体背面有柱形钮，柱形钮高约3cm，钮底为平足。

带钩产生于春秋时期，流行于战国至汉，到南北朝时期衰落。有人认为带钩先用于胡服，所以又称“犀比、饰比”，但从全国的出土情况看，内地出土更多、更早，特别是中原一带。事实上，北部少数民族多使用带扣。榆次猫儿岭战国墓葬中就出土了大量带钩，有铜、玉、铁、石、骨等质地，型式多样，有长有短，不少青铜带钩采用了春秋战国青铜器铸造新工艺（错金银、镶嵌、镂雕等），是猫儿岭古墓青铜器中的精品。模拟动物形状是战国带钩较为多用的装饰方法，但用熊、鸟做装饰的带钩还比较少见。因此猫儿岭熊、鸟纹青铜带钩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带钩出土数量丰富，还有不少传世品。考古学家对带钩的用途也做过一些研究。不少学者以带钩的尺寸和形制推定其用途。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有学者尝试以带钩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推论其用途。在这之前，田野考古还不见钩横于腰的埋葬现象，也就是说没有找到真正用作束系革带的带钩实例，所以国外有人全然否定带钩作为束腰之钩的基本用途。近年来，带钩出土渐多，而且大多为科学发掘所得。由于材料越加充实，考古界对于带钩的名称与用途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明确提出‘襟钩’与‘剑钩’等新称谓。过去统称的带钩，一部分为束腰的革带用钩，另外有很大一部分则为系于革带的佩刀、佩剑、佩削、佩镜、佩印或佩其他装饰品。”【1】榆次猫儿岭熊鸟纹带钩出土时在墓主人的腰腹部位，身边无其他配饰物品，应当为皮革带钩，用于束腰（如图3)。

在同类型的青铜带钩中，猫儿岭熊鸟青铜带钩形制较小且薄，实用性较强。整个带钩肖鸟、熊的形象，钩体表面鎏金，且饰有繁缛富丽的几何纹饰，又有装饰之功效。战国时带钩的使用还没有得到普及，据文献记载，战国时期平民生前若无带钩，死后还借带钩用来陪葬。因此，这件装饰华美的动物形带钩还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从造型来看，正侧面的熊身，使钩体尽可能地轻薄，从而最大限度地减轻带钩重量。熊的身体部分细节刻画少，腹部和背部轮廓线概括为弧线，增添了器物的秀美之感。熊的脸部朝左，佩戴至人体后，观赏者可以清晰地看到带钩所饰的精美纹饰和独特造型。同时熊背部流畅的弧线，使佩戴者在做弯腰、下蹲等活动时，不会产生不舒适感。用鸟首装饰钩首更可谓巧夺天工，弯曲的钩首如鸟儿俯视地面。鸟细长的脖颈更显秀气，也最大可能地减轻了青铜带钩的重量。佩戴者不但享受着鎏金的奢华和工艺的精湛，同时也享受着熊鸟纹青铜带钩的轻便与舒适。

从塑造手法看来，作者将模拟、写意结合为一体进行图案化处理，使鸟和熊的形象有机地结合起来。钩体模拟熊的外形，生动形象。熊的头部用写实的手法，耳朵、眼睛、嘴、舌，清晰可见，栩栩如生。熊的四肢和躯干用写意的手法，并作图案化处理，与钩体所饰的几何纹饰融为一体。几何纹饰繁而不乱，仔细辨认，熊的四肢仍清晰可见。四肢蜷曲，增添了小熊憨态可掬之感。钩首模拟鸟形。鸟的外形写意。鸟喙、鸟眼非常逼真。鸟儿脉脉含情，娇羞地低头俯视对面的小熊。鸟颈部无装饰，但轮廓线条柔和优美，使冰冷的青铜器也有了情感。鸟身又做写意图案化处理。高浮雕旋涡纹做鸟身装饰，颇似鸟儿未张的翅膀。鸟、熊似乎融为一体，从钩首往下看，熊体装饰的几何纹内勾的线条，又像是这只细长脖颈鸟儿的长腿。熊虽俯卧在地，四肢蜷曲，但张嘴露舌，两耳警觉地立起，给人蠢蠢欲动之感。鸟单腿而立，胸部挺直，脖颈弯曲，鸟首自然低下，显得悠然自得。熊、鸟形象天然合成，动静结合，构思奇特，反映了制作者丰富的想象力。

战国时期青铜器制作工艺有了很大的进步。错金银、镶嵌、鎏金、包金等新工艺的使用使青铜器流光溢彩、富丽堂皇。榆次猫儿岭青铜带钩运用鎏金工艺，现在熊的头部及身体局部还可以看到鎏金的痕迹。此件带钩用模印法铸造，形成繁缛富丽的高浮雕纹饰。熊的眼睛则用阴线刻画，结构清晰，栩栩栩如生。此件带钩精工细作又大气自然，繁缛富丽又清新秀美。那么精美的熊、鸟装饰又寓意了什么

熊有冬眠春出的特性，如汉字“能”，本义训熊，说的就是能量、能力、才能等。汉代文字学家许慎指明了“能”的本义和假借义，《说文》∶“能，熊属，足似鹿，从肉以声。能兽坚中，故贤能，而强壮，能牒也。”“熊”原本表示“能”，二者初本为一字，表示由某一物演变而来。《说文》“熊”字解释∶“熊，兽似豕，山居，冬蛰。”能字在金文中就被写作一只熊的形状。这足以说明，熊适应环境的能力、生活习性随季节的循环而变化。从这一点来看，熊就成为体现生命与再生能量的动物意象。由于坚信熊具有这种自我复生能力，所以古人才视之为神力的化身，即超人能量的体现者。

在古代传说中，熊还是氏族部落的图腾，黄帝部落内有就熊、罴、虎等氏族名号。《列子·黄帝篇》记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疆、虎为前驱，雕、、鹰、鸢为旗帜，此以力使禽兽者也。”江汉流域的楚族也以熊为图腾，有史可考的祖先是鬻熊，自其子熊丽开始，楚君许多名号皆冠以“熊”。《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司马贞“索隐”曰∶“楚，芈姓，鬻熊之后，因氏熊。熊勇，熊延之子，熊绎九代孙。”荆楚自穴熊至考烈王熊元止，共四十六主，以熊为名的有二十九主，前后绵延千余年。当时，列国人就称楚王室为“熊”氏。

“熊”作为器物装饰，以写实的形式出现在商周时期，仅殷墟妇好墓就发现了四件玉熊，有圆雕和浮雕二种，轮廓清晰，通体磨光。其中一圆雕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高4cm。熊首呈三角形，微仰。大眼小耳朵，张嘴露舌，前肢抱膝蹲坐状。雕工简练娴熟，形象生动地表现了熊的笨拙和憨态。西周晋侯墓地M63也出土了三件玉熊，其中两件造型相同，均为蹲坐状，前掌抱膝，头微抬，大眼眶突出，秃嘴略张，与妇好墓出土者颇似。榆次猫儿岭青铜带钩上所模拟的浮雕熊形，也为尖脸、大眼小耳、张嘴露舌，曲踞而卧，不做野性奔走状，憨呆可爱。

“鸟”具有飞翔的能力。古“烏”字，就是空中展翅飞翔的鸟的象形。古人认为鸟凭借其飞行能力，可以与天上的神灵通话，帮人类传递信息，因此，鸟也成为一些氏族部落的图腾。

“鸟”被认为是商的始祖、周的保护神。东周典籍如《楚辞》的《天问》和《离骚》等古籍中都有详细记载。如《诗·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说文·燕部》∶“燕，玄鸟也。”郭沫若主张，不论燕、凤还是神话中的鸟都是指“鸟”。西周文献，《诗·大雅》的《生民》和《問宫》中讲述了周人始祖姜源，生稷后弃之，稷受神“鸟”保护而得以生还的故事。于是，人们将周人爱鸟，也与周姬始祖受到神"鸟"的保护联系了起来。

早在石器时代就有写实的鸟形出现。距今7000多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存中出土的一件骨匕柄上所刻的阴线“双鸟纹饰”（2）是极具代表意义的艺术形象之一。复线刻两只回头相向的鸟，勾喙，头上有羽冠。商周时期鸟是青铜器重要的装饰纹样之一，有鸟形器，也有浮雕、平面的鸟纹作装饰的。晋侯墓鸟尊卿铭“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④全器是以一直立的凤鸟为主，以一大象头为辅的合体。凤鸟做回头状，脖颈粗壮而富有张力，与微仰的鸟首构成优美的曲线。

赵是战国七雄之一。赵人先祖是华夏族的一支，国君为赢姓（少昊氏之后），赵氏。公元前403 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周威烈王封赵烈侯赵籍为诸侯立国。赵国先后定都晋阳（今山西太原晋源区）、中牟（今河南鹤壁）和邯郸，领土大致为今山西北部和中部，河北西部和南部。赢即燕的异字，且又同音，故赢即燕。少昊氏初以燕（玄鸟）为图腾，故成为赢姓赵氏的始祖。赵人爱鸟，燕为姓。在青铜器物上以写实、写意、图案化的鸟作装饰更是平常。现藏于山西省博物院的“赵卿墓高柄足小方壶”，柄足部饰有三组鸟纹，16只。它们都做写实基础上的美化，整体似鹤，龙首鸟身，细腿长颈，颈部线条优美略呈"S"形，体态窈窕轻盈，羽冠飘逸，有乘风行走之势。榆次猫儿岭青铜带钩钩首所肖鸟形，也是细长脖颈，鸟首微微低垂与脖颈自然衔接成柔美的曲线，与赵卿墓青铜方壶上所饰的鸟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榆次在春秋时称涂水，为大夫祁氏食邑之一。公元前514年，晋分祁氏之田为七县，置涂水县，称榆次。1984年猫儿岭考古队对猫儿岭墓地进行了发掘，获得了一批战国时期的珍贵实物材料其中M139中出土的铜印“长守立”章被证实为战国晚期赵国印章。这枚铜印再次证明今晋中市榆次区在战国晚期时属于赵国。

在晋中市榆次区猫儿岭战国古墓中出土的青铜带钩数量众多，但迄今为止以熊、鸟做装饰的带钩并不多见。但我们可以大胆推测，熊鸟纹带钩的出现应该不是个例或偶然。

平原君，赢姓，赵氏，名胜。战国时期赵国宗室大臣，赵武灵王之子，赵惠文王之弟。《史记》卷七十六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秦之围邯郸，赵使平原君求救，合纵于楚，约与食客门下有勇士文武备具者二十人偕……”【2】在门客毛遂的帮助下与楚敌血缔盟，又有魏公子信陵君窃符救赵，终解邯郸之围。

楚王室为熊氏，以熊为图腾。赵人爱鸟，赢（燕）姓，以燕（玄鸟）为图腾。那么出土于榆次猫儿岭的熊鸟纹青铜带钩是不是记录或者反映了公元前257年赵楚缔结盟约而解围邯郸的历史事件呢?而另一方面，用熊、鸟装饰带钩，是不是赵国人希望如熊一般，具有自我复生的能力，永立于不败之地是不是赵国人希望如鸟一般可以上通神灵，如鸟一般插上翅膀，呼风唤雨，祈求四季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诸多猜测与疑问，还有待更多学者的探索与考究，希望本文能成为抛砖引玉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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