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历史的钓鱼城之战，真相都掩埋在地下

作者 | 周淮安

壹

　　13世纪是属于蒙古人的世纪，也是一个令世界恐惧颤栗的世纪。

　　从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建立蒙古帝国开始，蒙古大军不断对外扩张，横扫中亚、西亚以及东欧，所到之处毁灭一切，以杀戮为乐，忠实践行成吉思汗的人生价值观：“战胜敌人，夺其所有，使其亲人流泪，纳其妻女才是人生之最乐。”

　　面对呼啸而来的“黄祸”，欧洲人惊恐地认为，这是上帝的惩罚之鞭——不然怎么会如此疯狂且势不可挡？

　　1259年夏天，在中国西南四川盆地嘉陵江流域的一个山城要塞，“上帝之鞭”却意外地折断了。

　　一年前，蒙古大军分三路准备灭亡南宋，蒙哥大汗亲率主力攻击四川，一路所向披靡，次年却在合川钓鱼城久攻不克，蒙哥身亡。

　　对于蒙哥死因，史学界至今尚无定论。《元史》等记载为病死，酷暑季节，军中痢疾流行，蒙哥染病而亡；另有一些史料认为，系被钓鱼城守军炮矢击中，伤重不治而亡。

　　鉴于蒙哥大汗亲自攻城的可能性较小，而且在冷兵器时期，远距离被冷枪冷炮击中的概率也很低，蒙哥死于“酷暑＋疾病”的可能性大一些。

　　位于嘉陵江上游的合川钓鱼城距下游重庆仅60多公里，气候跟著名“火炉”重庆差多不。

　　重庆30度以上暑热天气平均70天以上，盛夏40度以上极端高温天气持续近1月，户外地表温度超过60度，摔一跤可能就是“三级烫伤”，“非洲留学生哭着要回非洲避暑”是重庆媒体每年必报的“老梗”。

　　蒙哥进攻恰好是重庆最热的七八月份，钓鱼城又位于三江交汇处，水汽多，湿度大，高温加高湿，从早到晚“蒸桑拿”，对于北方游牧民族而言，这绝对是致命的。

　　蒙哥意外身亡，不仅使南宋国祚又延续了20年，而且改变了世界历史。

　　为争夺汗位，蒙古西征大军匆忙从欧、亚各地撤军，欧洲各国以及阿拉伯世界得以躲过覆灭危机，钓鱼城因此被称为“上帝折鞭处”“东方麦加城”。

　　此后二十余年，钓鱼城如同滚滚历史大潮中的中流砥柱，任凭蒙古军队长期围困、持续攻击，我自岿然不动，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直到1279年南宋灭亡后，钓鱼城守军以不可杀城中一人为条件与蒙古军队谈判，才终止了抵抗，钓鱼城落下历史帷幕。

贰

　　历史上的钓鱼城之战荡气回肠、惊心动魄，但去过钓鱼城实地踏访的人往往大失望，感到困惑：蒙古大军围攻20余年不克真的就是这个海拔391米的山头么？

　　那些千古传诵的战争传奇，总感觉和脚下的土地对不上号。

　　目前，作为景区的钓鱼城遗址约2.5平方公里,山顶环城核心区约1平方公里,这么小的一个面积，能容纳与供养的人口相当有限，在敌军长期围困的情况下，很难生存，更别说反复拉锯血战了。

　　比如，目前留存的“天池”等水源地也就是几亩大的池塘，加上数十口水井，供给百余户农民日常生活尚无问题，但要保障数千军民坚守20余年就不太可能了。

　　根据旅游资料和导游介绍，在如此逼仄的一块山顶，还要摆下“皇宫”“兵工厂”“校场”“军营”等诸多建筑遗址。其中军事交通命脉“跑马道”尤其好玩，是现代铺设的游览步道，看来七百多年前的南宋军民很有远见，为游客考虑得很周到。

　　估计是搞旅游开发的同志脑洞大开：既然是打仗嘛，肯定有指挥部、兵工厂、兵营等东东，不然游客掏了80元门票看啥呢？总不能找帮群众演员来实景演出“抗蒙神剧”吧？

　　现存的“护国门”尤其让人疑惑，作为山顶内城的一道城门，也是钓鱼城最高一级台地的咽喉。有关资料及导游都介绍说：“宋蒙双方在这里经历了上百次惨烈的战斗，但此门一直未被攻破。”

　　但是，如果蒙军已经攻击到“护国门”位置，说明外城已经彻底失陷，局势已经失控了，敌军已接近山顶了，差不多等同于守军的“最后时刻”了。

　　从现场地势看，“护国门”虽然险要，难以展开大兵团作战，但一个高不过四五米的城门，能抵挡住上百次的进攻，不得不说是“抗蒙神剧”了。

　　此外，从战术上讲，如果蒙军已经攻击到山顶，其攻击方向绝不会局限于护国门一个“点”，即使护国门久攻不下，其他“点”一旦突破，护国门也就没有意义了。

　　难道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假钓鱼城？　　

叁

　　假的倒不可能，但真实的宋代钓鱼城大多被毁或埋于地下了，原因应该有两个：

　　一是1279年钓鱼城守军投降后，蒙古军队虽没有屠城，却对钓鱼城进行了蓄意破坏，既抹除这段抗元历史，又防止今后成为其他反对力量可资利用的山寨，所以地面上很难看到宋代遗迹。

　　在钓鱼城西岩三圣岩与上天梯附近的半坡上，有一块高5.6米、长5.91米的巨石，中间雕刻一尊3米多高的“千手观音”。80年代考古工作者惊奇发现，这尊雕像竟然是为了“掩盖”钓鱼城抗蒙（元）历史而刻。

　　“千手观音”神龛两侧残存有文字：“汉……跨开达……逆丑元主。王公坚以鱼台一柱支半壁……”

　　上述残文中的“逆丑元主”正是指亲率大军攻打钓鱼城的元宪宗“蒙哥大汗”，“王公坚”指的是率领钓鱼城军民守城抗战的主将王坚，碑文颂扬了王坚“以钓鱼城一柱”支撑了南宋半壁河山。后来，此碑被考古界正式确认为“王坚记功碑”。

　　元代统治者的处理方式虽然“艺术”，但目的是为了清除钓鱼城的南宋记忆。

　　二是元代之后，每逢战乱与动荡时，钓鱼城就不断被重新利用，目前我们看到的钓鱼城“护国门”以及城墙主要是清代修筑的，一些城墙直接叠压在宋代墙基上。

　　据清代《合州志》记载，嘉庆年间川楚等地爆发白莲教起义，波及合川一带，于是当地官吏与乡绅在钓鱼城上筑守自保，遂在部分宋代遗址上修筑了城墙与城门，但布局与规模都比宋代小。

　　“城叠城”使宋代钓鱼城多压于地下，长期以来给后人造成了错觉：钓鱼城的空间布局和城防体系就是现在看到这个样子，像占山为王的“山寨”，而不像庞大精密的军事要塞。

　　如果有心的游客愿意田野勘察，还能在一些现存清代城墙的下部发现露出地面半米的宋代墙基。

　　两者的明显区别是：宋代城墙是有明显斜度的，墙体坡度约在62-68度之间，石头呈丁字形，一头大，一头小，如建筑的榫卯结构般咬合；清代城墙是直墙，墙体是垂直的，用的是方正的条石。

肆

　　长期以来，钓鱼城之战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仅凭有限史料，缺乏考古发掘的实证支撑，连城防体系的空间布局与关系都搞不清楚，改变世界历史的战役也就成了纸上谈兵与民间传说。

　　普通人看不懂，专家说不清，世界级遗址成了“鸡肋”——参观者往往大失所望。

　　2004年，重庆文化遗产研究院考古队进驻合川，放宽视野，大海捞针，在钓鱼城半岛20余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开始踏勘、试掘与发掘，像“敲牛皮糖”一样一点点地开始接近真实的钓鱼城。

　　经过14年间的努力，随着南宋一字城、水军码头、范家堰南宋衙署等一系列重要遗址重见天日，终于揭开了钓鱼城的神秘面纱：其远不止目前2.5平方公里的核心遗址范围，而是一个依靠“山、水、地、城、军、民”六位一体的大纵深防御体系，

　　一句话，宋代钓鱼城不只是现在看到的一个“点”，而是一个庞大精密的“控山锁江”立体防御体系。

　　将“地利”运用到极致是钓鱼城的最大特点，将20余平方公里的钓鱼城半岛作为一个防御整体来考虑是其核心战略。

　　首先是“山”的运用。半岛制高点钓鱼山分为明显的两级台地，天然形成两级数十米高的悬崖，沿悬崖再修筑城墙，山与城融为一体，天险与人工完美结合，成为防御体系的核心支撑。钓鱼山周边稍矮的重要山头也修筑子堡垒，与核心阵地互为犄角，形成火力交叉。

　　其次是“水”与“地”的运用。借助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交汇形成的半岛地貌，钓鱼城南、北、西三面环水，形成天然的护城河，不习水战的蒙军很难进攻与封锁。

　　唯一与陆地相连的东面，又有长约2公里，宽20多米的天然冲沟阻隔南北，蒙古军队很难展开队形集团冲锋，大部队被地形迟滞、分隔为小群体，无法集中优势兵力形成“拳头”，这是兵家大忌的“添油战术”。

　　此外是“战”与“守”的结合。三面环水的钓鱼城半岛也是守军“粮仓”，钓鱼城山麓田地面积广阔、水源丰富，使整座城具备了长期坚守的基础，“春则出屯田野，以耕以耘；秋则运粮运薪，以战以守。”

伍

　　从战术层面看，钓鱼城之所以能坚守20余年，我个人认为关键在于：钓鱼城是“活守，而不是“死”守。

　　或者说，钓鱼城虽长期围城，但却没有被困“死”，反而是攻守兼备，进退自如。

　　让钓鱼城“活”起来的要素中，最重要、最奇特就是纵贯钓鱼城半岛南北的“一字城”。

　　从考古发掘看，“一字城”城墙从钓鱼城山顶环城出发，一个向南，一个向北，一直延伸至嘉陵江边，如同从山顶伸出的两只手臂，连接起环绕半岛的嘉陵江上南北两座水军码头。

　　其精妙的布局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有了“一字城”，钓鱼城不再是一个“孤城”，可始终保持与水路联系，补给自己，攻击敌人。

　　沿着平均宽度约五六米的“一字城”城墙顶部，可安全地从两座水军码头运送粮草、饮水、援兵上山。两座水军码头得到城墙护卫，成为钓鱼城伸出的两个“拳头”，将嘉陵江控制权牢牢掌握在宋军手中，可随时随地出其不意地登陆作战，攻击袭扰蒙军后方。

　　二是“一字城”城墙贯穿半岛南北，隔断了东西向的交通，有效阻碍了城外敌军的运动。同时，城内守军又可通过外城墙运动至一字城城墙拒敌，与外城墙形成夹角交叉攻击点，大大提升了守军的战斗力。

　　如今，站在游客很少去的钓鱼城薄刀岭临江下望，隐约可以看到从山崖上向南延伸的“一字城”墙基残迹，与嘉陵江南水军码头遗迹相接，直线距离仅300米，战时山顶守军往来江边极为迅速、隐蔽。

陆

　　不是蒙军不努力，而是宋军太狡猾。

　　钓鱼城布局之“狡猾”连考古工作者都费解：既然钓鱼城如此重要，为何一直没有发现过南宋时期的衙署等军政设施遗迹？

　　随着考古的不断深入，一片过去从未引人关注的区域逐渐进入了考古工作者的视野，位于钓鱼山二级台地的一个叫范家堰的地方——一片毫无起眼的农民林地。

　　2013年，考古人员开始对该区域展开大规模发掘，大量的宋代残砖断瓦，瓷器与铁器，甚至炮弹不断出土，钓鱼城考古的重大发现开始浮出水面。

　　经过5年发掘，一组气势恢宏的南宋大型建筑遗址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蒙宋战争时期合州衙署的所在地，也是钓鱼城之战的指挥中心。

　　从地势上看，衙署的选址十分精妙，不修在显眼的山顶，而是隐藏在主峰之下山坳中的一个二级台地上，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除非从空中俯瞰，蒙古军队从山下抬头仰视很难发现，也处在炮火、弓箭的射击死角。台地之外即是陡峭的悬崖，沿悬崖筑有城墙，易守难攻，进一步增强了衙署的隐蔽性与安全性。

　　从现场看，衙署依山呈阶梯式构筑，面积约2万平方米，为一个大型的三进院落。巨石垒砌的围墙、精美的水池、细致的浮雕、厚重的础石随处可见，厢房、仪门、道路、排水沟等遗迹上百处。

　　让人意外的是，衙署还发掘出带水池亭榭的园林遗址。大军压境之际，钓鱼城军民还能修筑如此宏大精美的衙署，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时人们不畏强敌，决心坚守孤城的自信与勇气。　　　　　　　　　　　　　　　　　　　　　　　　　　　　　　

柒

　　二战太平洋战场上，针对日军固守的一个个岛屿，美军采取了一种“蛙跳”战术——跳过日军顽强抵抗的岛屿，攻占下一个岛屿，并以海空封锁孤立日军岛屿。日军要么投降要么饿死，如此大幅度提高收复岛屿的效率，同时减少伤亡。

　　那么，在钓鱼城这个弹丸之地，为什么蒙古军队不采取相同战术，非要专注攻城20年呢？

　　道理很简单，钓鱼城既“困”不死，又“跳”不过去。

　　钓鱼城地处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交汇处，由陕西翻越秦巴山区进入川北后，南下的水路皆汇集于此，扼守通往川东及三峡地区的咽喉，跳过钓鱼城直接攻击下游60多公里的重庆，容易腹背受敌。

　　更重要的是，在蒙古与南宋的攻防战中，钓鱼城不是一个孤立的“棋子”，它背后是南宋四川“抗蒙山城防御体系”的大棋局。

　　在南宋后期抗蒙战争中,西南地区军民在四川制置司（今四川、重庆一带）境内构建起了大量山城。

　　以重庆为中心，南宋军队在东起夔门, 西至嘉定的长江上游, 以及在由北往南汇注于长江的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等江沿岸,选择险峻山势筑城结寨数十座。钓鱼城只是其中著名的一个，与云顶城、运山城、大获城、得汉城、白帝城、青居城及苦竹隘并称为四川“八柱”。

　　这些城池星罗棋布，互为声援，形成了依山为点, 以江为线, 层次分明的山地城池防御体系。

　　山城防御体系改变了单个城池布防的策略, 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多重城池防守的叠加效应。凭借这些防御性的军事城池,在与实力远大于自己的蒙军对峙时, 宋军能够充分发挥地理优势, 扬长避短，由此创造了一个个军事战争史上的奇迹。

　　放宽历史的视野，跳出钓鱼城，我们才能看清钓鱼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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