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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印双方在德让宗激战之时,在新德里,印度政府到了11月18日才发布瓦弄失陷的消息;事先还公布了关于瓦弄地区正在进行激战的报道。
这个消息比克朗节溃败的震动更大。
1、印度国内舆论有多恐慌?
舆论认为,在克朗节溃败中印度部队是遭到了突然袭击,认为中国部队的攻击像是一次由步兵偷袭的珍珠港事件。但瓦弄却是一个重要据点,控制着雅鲁藏布江下游的通道,而印军在这里又足足准备了三个星期。
此外,当天晚上印度政府向报界介绍情况时,还宣布中国部队已进攻色拉,战斗仍在进行。第二天,人民院的议员们在整个提问题的时间里,精神紧张、心烦意乱地坐在那里,到了中午,尼赫鲁站起来,宣布最新消息。
自上次议会休会后,度过了一个周末;在这个期间大家都满怀乐观情绪,期待着印军在瓦弄大捷的消息。
现在,总理不但证实了瓦弄已经失陷,还说色拉也失陷了。
议员们鸦雀无声,听完了尼赫鲁的简短发言。他刚一坐下,从反对党议席上就爆发了愤怒的质问和训斥,并发展成为一片鼓噪。议长要议员们遵守会场秩序,可是他的声音为一片呼喊声所压倒,根本无人理睬。
过去碰到这种情况,总理就会站立起来,用他那尖刻而又带讽刺味道的语调压住喧哗。他能比议长更有效地驾驭议会,因为他拥有更大的权威。但是,处于这个全国危机的关头,很明显地需要议会表现镇定和克制的时刻,尼赫鲁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当天晚上,尼赫鲁对全国发表了一次广播演说,但这也无助于恢复他的地位。
在这已历时三周的雷声大雨点小的边界战争中,他讲话里时常出现的那种丘吉尔式的傲慢词藻,现在也消失了。
这时,他的声音显得衰老、疲乏,他讲得尽是泄气的话,而且使听的人也感到泄气。
然而邦迪拉的失陷时,他说:
“已经发生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也是使我们非常伤心的。我很能理解我们在阿萨姆邦的朋友们现在的心情,因为这一切可以说都正在他们的大门口发生。我愿意告诉他们,我们很同情他们,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他们。”
阿萨姆邦的人民对这番讲话的反映是辛酸的:
他们觉得尼赫鲁是在伤心地同他们告别,预料他们不久将处于中国占领之下,并且默认政府对此是无能为力了。
尼赫鲁接着说:
“在侵略者撤出印度或被赶出印度之前,我们是不会甘心的。我们不会接受他们提出的任何条件,否则他们就会认为我们多少是被一些挫折所吓倒了…”
关于这一天,就是11月20日,美国大使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这一天在新德里出现了极度的惊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公众士气的瓦解。”
到处是恐惧和流言:
说中国部队正要攻占提斯浦尔,甚至要派伞兵在首都降落,说考尔将军已经被俘。
2、印度请求美国干预始末
当天深夜,尼赫鲁直言不讳地紧急呼吁美国进行干预,要美国派遣轰炸机和战斗机中队同中国部队作战。
他的想法是:
如果中国部队继续向前推进,就要美国飞机截击在印度领土上的中国部队;如果中国空军企图袭击印度的城市,就要飞机对这些城市提供空中保护。
呼吁书提得很详细,甚至写明了所需要的空军中队的数字——15个。
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事在中印边界战争过后的两年多的时间在印度鲜为人知。
到了1965年3月,已故的国大党议员苏迪尔·高希在人民院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了这件事。当时在尼赫鲁提出这项穷途末路的呼吁后不久,美国总统肯尼迪把这件事透露给高希。
然而这件事爆出来后,舆论都指责高希污辱了这位不结盟之父的死后名声,而且是撒谎。
当时的总理拉尔·巴哈杜尔·克斯特里把高希找去,说他不知道有这样的呼吁,在政府的档案也没有关于这件事的任何记录。
高希要他同美国人对质,并说如果美国人否认这件事,他愿意收回他的发言并道歉。此后拉尔·巴哈杜尔·克斯特里总理派人向美国大使馆求证,大使馆肯定当时的确有这样的呼吁,并将呼吁书的原件出示给印度人,经过进一步搜寻,在总理秘书处的档案中找出了该件的一份本。
向美国求救这件事这说明,尼赫鲁是接受了某些军方人士的意见,但他起先既未同他的内阁同僚们商量,事后也没有通知他们。这份呼吁书唯一的一份副本保存在印度总理秘书处,而没有按照惯例送给外交部。
根据印度的请求,美国从太平洋派了一艘航空母舰驶向印度海面;但在尼赫鲁提出呼吁后二十四小时危机已经度过,因而那艘航空母舰在抵达孟加拉湾前又返航了。
尼赫鲁还曾要求派遣运输机,美国立即答应了,就派遣了一个美制C一130运输机中队飞抵印度。
3、可能发生的“政变”
战争一开始尼赫鲁就竭力强调,印度只不过是同中国作战,并不因此就意味着同共产主义作战:把二者区别开来,不但对于不结盟的姿态是必要的,而且对维护印度同苏联的关系也是必要的。
但是11月20日,印度政府命令各邦逮捕几百名印度国内共产党的领导成员。
原来政府的意图是:
只逮捕实际上已分裂出去的党的左翼成员,把那些不赞成该党领导承担义务支持印度政府的成员关进牢房。但内政部把事情搞乱了,他们从情报局的档案中抄下了一批要立即加以逮捕的名单,没有经过审查就发给各邦首府。结果,该党的许多中间派以及某些亲莫斯科派的成员都遭到逮捕。
过后不久就发现这件事办错了,尼赫鲁向内政部长夏斯特里表示不满,并且说这样做会损害印度在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声誉。但如果打开牢门把他们统统放出去会使局面更加尴尬,因此决定把那些抓错了的人一个一个地放出去,这样就可以避免给人造成是承认错误的印象。
在内政部如此这般地为国家的安全而操劳的同时,有些政客又在为国家的政治稳定性而担忧。
一批反对党和国大党的议员找上了印度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建议他进行干预,施行某种形式的总统统治,暂时停止议会活动,把内阁变成为总统的谘询委员会,由尼赫鲁担任首席顾问。
宪法中没有规定可以采取这样的步骤的条文。
这项建议是昏头昏脑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几乎等于摘一次政变。它反映了这些人对尼赫鲁作为战时领袖的不信任,也反映出他们认为像拉达克里希南总统,这样一个同导致灾难的政策没有任何联系的非政治人物,是个非常时期的适当人选。
总统对找上门来的议员们并没有给予任何鼓励,但舆论在首都把他们的想法已经广为传布,因此,尼赫鲁总理就有了疑心,认为拉达克里希南总统对上述想法时默认的。
4、阿萨姆邦的“焦土政策”
与此同时,在提斯浦尔人们害怕中国大举入侵印度的心情表现得更为突出,甚至担心中国部队在几小时后就会到达。
11月18日晨,第四军军长考尔打电话给提斯浦尔地区专员,告诉他有关军事形势的最新消息,他在电话中把局势描绘得那么危急,以致这位专员在接电话后很快就携带家眷溜往加尔各答。
本来这位专员由于正常工作调动正要办理移交手续,但当他听到考尔讲到无法抗拒的中国大军正朝着提斯浦尔方向席卷而来的情况后,认为没有必要等侯候继任者的到来而推迟自己的行期了。
新的地区专员到达后,发现当地的民政机构已停止工作,市政当局曾通过扩音喇叭告诉市民说,当局已不能继续对他们的安全负责。有些当地的政客乘机活动,纠集了一秋群众对他们发表演说。
这些政客由于感情冲动,把提斯浦尔描写成为印度国防的堡垒,并劝告市民不要离开自己的家庭,与其撤走,不如死于中国部队的炸弹之下。这些政客又讲了许多这一类的东西,然后,他们自己却溜走了。
当地百姓拥挤在渡口,等待轮船把他们渡到雅鲁藏布江对岸。这只渡船的安全载重量是三百到四百人,这时每次装载达一千人。有些没有走掉的人在国家银行里拨弄一堆尚有余温的灰烬,细心搜寻。
在此以前,银行的人员点了一把火企图把约三十万镑的现钱烧掉,其中包括硬币;他们原想把硬币都扔进一个湖里,但后来看到许多人都跳到湖里去捞硬币,他们才改变主意。
当时,许多东北边境特区(中国藏南地区)的晕头转向的部族人,从一个方向涌进市镇,本市居民又从另一个方向蜂拥逃走,市内很快就发生抢劫和騷乱。但这时新的地区专员设法让一些粮店开了门,并开始重建秩序,有些陆军的工兵也采取了主动,接管了发电厂和其他重要公用事业。
所幸当时在场的工兵部队不多,中央政府已派遣民防处长来到阿萨姆邦,负责执行“焦土政策”,这位官员正在制定计划要把该邦一切能炸毁的东西统统炸掉,从提斯浦尔的机场到迪格博伊的油田,都在炸毁之列。当时还议论要烧掉茶园,当然一切发电、自来水厂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都要炸掉。
后来,人们把提斯浦尔所出现的混乱状态归罪于该邦政府和地方行政当局,但至少一部分责任可以追到新德里的内政部所发出的指示,指示要求分清主次进行辙退,并销毁现钱、档案,破坏汽油站和发电厂。
要优先撤出青年人,以免使他们被将占领该市的中国部队弄去进行思想灌输;政府官员的家属也应在第一批撤走。
阿萨姆邦政府接着又给新德里拍了一份紧急电报,强烈建议要把该邦政府的各部部长列入应优先撤走的重要人员名单,理由是如果他们一旦落入敌人手中,就会成为国家的耻辱,对公众的士气也是一个打击。
20日晨,考尔又在他的军部向两名邦政府的部长介绍情况,告诉他们说:
中国部队快要到了,很可能在米萨马里进行空降,并很可能对提斯浦尔进行空袭。因此,军部“根据上级命令”正在撤走。军部离开时开出一长队军车,增加了提斯浦尔市外道路上的拥挤,而且增加了市内的恐惧气氛。
11月19日晚,陆军参谋长塔帕尔将军从提斯浦尔回到新德里,并向总理递交了辞呈。甚至到了这个时候,尼赫鲁的第一个念头还是想让考尔接替塔帕尔担任陆军参谋长。
他同总统拉达克里希南讨论了这个问题(当时还没有国防部长),总统认为任命考尔的想法是荒唐的,他建议由南部军区司令乔·纳·乔杜里将军担任新的陆军首脑,尼赫鲁同意了。
第二天早晨,他在人民院宣布,由于塔帕尔参谋长健康不佳,准予长期休假,乔杜里将军将署理陆军参谋长的职务。全场为之欢呼。
乔杜里成为参谋长后所下的第一道命令,是要在东北地区正在后撤的部队,在他们认为能抗御敌人的地方构筑阵地,不再后撤。
接着,他就免去考尔第四军军长的职务,由马内克肖将军接任第四军军长,考尔曾指控马内克肖不忠诚从而企图毁掉他的前程,已经辞职的国防部长梅农在十月初也曾拒绝任命他指挥第四军。这样一来,新任第四军军长马内克肖,下令在军部返回提斯浦尔。
由于印度政府获悉了阿萨姆邦对于总理讲话的反应以及提斯浦尔行政机构的瓦解,因此决定派遣内政部长夏斯特里前往视察,给地方政府打气,并将当地情况向尼赫鲁汇报。
5、中国单方面撤军的震撼
11月21日清晨六时左右,内政部长一行人来到新德里机场,准备搭乘每天一次的班机前往阿萨姆邦。
这时,一名随从人员注意到在报摊附近聚集着一群人,表现很兴奋,他便走过去买了一份报纸,看到报上的头条新闻是宣布中国将单方面地停止战斗,并将区后撤。
夏斯特里及其随从人员便立即乘车前往总理私邸,那时总理刚刚起床,正在穿衣服。夏斯特里的印象是:
当时尼赫鲁还没有听到中国的声明,虽然几小时前各报社都已收到了这项消息。
这样,印度政府才知道,中国不是要侵略印度,而是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惩罚。
1962年11月21日,由于中国单方面宣布的停火和后撤。
《泰晤士报》的评论几乎代表了全球的反应,它说:
“中国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与其说使人们松一口气,不如说使人们大吃一惊。”
11月20日深夜,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在24小时后他们的部队将停火,九天以后将后撤。
前一天晚上,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召见了印度代办,把中国意图详细地告诉了他。
正式的声明如下:
1.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
2.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
中国希望印度武装部队同样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如果印度政府不那样做,“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
中国政府同时建议双方官员在边境会晤,商谈有关设立检查站的地点,实现共同后撤和归还被俘人员的事宜。
然后,两国总理就可以重新举行会谈,谋求友好解决。
中国欢迎尼赫鲁前来北京,如果尼赫鲁有所不便,周恩来愿意再次前往新德里。中国期待印度“作出积极的响应”。“即使印度政府不能及时作出这种响应”,中国也将执行上述措施。
英国前外交部常务次官卡西亚勋爵在1966年回顾这场边境战争时说,据他所知:
“中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之后撤回原线,一个大国不利用军事胜利索取更多的东西,有史以来这还是第一次”。
6、印度的嘴有多硬?
印度政府于当晚宣布,已经收到中国声明的文本,但政府发言人只讲了一句“让我们等着瞧吧”,此外不加任何评论。
在当时或是以后,官员们都不肯证实业已命令军队遵守停火。
如果说已下令停火,人们一定会认为这等于承认印度已经投降。相反地,政府努力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印度才刚刚开始进行战斗。
停火实施的那一天,在一个小学生的集会上,尼赫鲁再一次讲到:
“印度同中国的战争将是长期的战争,也许要拖得很久,可能要拖到你们中有些人已长大成人能参加这场战争的时候。”
印度政府在同北京的外交交涉中,也再次使用了它惯用的假装不理解的手法,以拖延时间。新德里在获悉北京的停火声明的当天,印度外交部就召见了一名中国使馆人员,要求他澄清一些问题:
“实际控制线”的确切意思是什么?中国所说的九月八日以前的位置的精确含意是指什么?”
两天以后,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代办又被叫了去,并向他提出了更多的问题:
中国建议中所说的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是否仅仅适用于西段?如果中国部队从麦克马洪线后撤二十公里,“那究竟是什么地方?”中国是否要在麦克马洪线以南设立检查站?
中国政府认为提出这些问题是横生枝节,无理取闹。每一项问题都可以从原来的停火声明中找到答案。驻新德里的中国外交官把问题的答案重复申述了一遍。
可是印度政府仍然责怪北京的澄清是含糊的。印度政府在得到进一步的说明后才能对“中国的停火建议充分考虑”。
中国政府停火声明已经指出,中国部队从1959年实际控制线全线后撤二十公里,事实上将远远撤至1962年9月8日的位置的后面。
但新德里认为,中国仅仅撤退部队还不够,还要所有的中国人员统统撤走;印度要尾随中国的撤退重返他们在推行前进政策时所占领的阵地。
停火一个星期后,周恩来再度致函尼赫鲁,呼呼印度对中国的行动采取相应的措施。
周恩来讲到中国政府的决定已“充分地照顾了双方的体面、尊严和自尊”,并说,实现这些措施,双方都不会发生一方占便宜,另一方吃亏的问题。
但是他警告说,仅仅中国一方面自行后撤并不能保证防止双方冲突。如果印度拒绝合作,停火还会遭到破坏。
尼赫鲁在复信中重弹了印度的老调,并暗示印度的论点已为中国所肯定和接受。
他还假定周恩来也接受了印度关于战争起因的说法。
“如你所知,以往之所以发生小冲突,是因为你们的军队攻击了防止…对印度领土的侵略性的偷偷入侵的那些小的印度巡逻队或哨所”等等。
他反复地讲,对中国这个“相当混乱和复杂”的建议需要得到“积极的澄清”,并再次敦促中国接受“明确的、直率的印度建议”以恢复九月八日以前的位置。
考虑到国内外的影响,尼赫鲁和他的同僚们说,印度同中国的斗争将继续下去,对“包藏祸心”的中国建议必须予以拒绝,对中国不准印度把军队开到麦克马洪线去的警告应置之不顾。
事实上,下达给印度军队的命令却是遵守停火,避免对中国军队进行任何挑衅。
印度前进政策已寿终正寝,两三千名印度士兵的阵亡就是它的殉葬品。然而,边境战争的失败更坚定了印度政府的根本立场。拒绝谈判仍然是印度的基本立场。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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