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西汉帝陵，只有文帝霸陵不确定？只因他是个“小气”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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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线上会议，会上公布了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西汉其他帝王陵都早被确定，而且被盗掘一空，偏偏文帝霸陵争议了两千年，直到今天才确定？

一方面因为他的陵墓因山为陵，更重要的是他史上最“小气”皇帝，死前遗诏，死后一定薄葬。

那么我们不妨看看这位最“小气”皇帝究竟有多“小气”？

1、从“两道诏书”说起

在以脆弱的小生产经济为基础的漫长封建社会中，每经过一次大的动乱，社会财富和生产能力都要消耗殆尽，必须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慢慢恢复到原先水平。这好比大病之后的人体需要经过充分休养才能恢复健康。所谓“文景之治”就是这样一个休养恢复过程。汉文帝刘恒常被称为“仁君”、“明君”、“好皇帝”，就在于他没有破坏干扰这个过程，而为这个过程提供了安定的环境、充裕的时间和比较适当的政策。

刘恒自公元前180年末开始，至前157年，当了23年皇帝。在这23年中，他所采取的基本国策是与民休息，安定百姓。在他即位不久，就接连下了两道颇为动人的诏书。

第一道诏书说：

“在春季要到来的时节，连草木和各种生物都有它自己的快乐，而我们的百姓中寡孤独、贫穷困窘的人，有的已经面临死亡，而为人民当父母的不体察他们的忧愁，还干什么呢?要研究出一个赈济的办法。”

第二道诏书说：

“年老的人，没有布帛就穿不暖，没有肉就吃不饱。如今正当岁首，不按时派人慰问年老的长者，又没有布帛酒肉的赐予，将用什么帮助天下的儿孙孝敬赡养他们的老人?现在听说官吏给贫饿老人发放饭食，有的用陈谷子，难道这符合瞻养老人的本意吗?要搞个法令出来。”

有关官府根据诏书给各县、道(少数民族区域行政区划，相当于县)下达了下列法令：

“年80以上，每人每月赐米1石，肉20斤，酒5斗；年90以上，每人另加帛2疋，絮3斤。所赐物品，由县令过目。赐给90岁以上老人的物品，由县丞(位次于县令的官职)或县尉(位次于县永)致送；不满90岁的，由啬夫、令史(低于县丞、县尉的官职)致送。郡太守派都吏(负责检查的官职，后世称督邮)巡行各县对不合规定的，予以督责。对刑徒和有罪未及判决的，不用此令。”

不管这些诏书或法令是否真正实行，但其安定百姓的用意是不可否认的。

2、他究竟有多节俭？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有个通病，一旦国家有所积蓄，人民稍有温饱，那就要胡折腾。不是对外用兵，就是对内大事兴作，大搞排场，直到国力耗尽，人民疲敝，万户萧条，再也搞不下去为止。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是其中的突出者。而汉文帝没有这种毛病。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司马迁十分感慨地称赞他说：

“鸣呼，岂不仁哉!”

不论在国事开支方面还是他个人用度方面，都精打细算，简朴从事。他严令各级官吏要“务省徭费以便民”。汉文帝二年(前178)，他下诏说：

“我担心匈奴内侵，所以不能停止边防的事。但长安的各种守卫机构那么多，开销太大，卫将军(驻守长安军队的长官)所属的军队要撤销。太仆(常管车马和各种杂务的官职，属九卿)要清点马匹，除留下必用的以外，要全部送给驿站使用。”

在刘恒当皇帝的23年中，对宫室、苑囿、狗马及各种装饰器物都无所增加。他曾想在骊山建一座供宴游用的露台，找来工匠合计了一下，需要“百金”的费用。他说：“这相当于10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吾享用先帝的宫室，常常觉得过分，还建这样一座台干什么!”于是作罢。他经常穿的是粗糙的黑色绸料衣。他宠幸慎夫人，但不让她穿拖到地面的长衣，帷帐不准用带有绣花的贵重丝织品，以免带起奢侈浮华的风气。

3、慎用刑罚

刑罚，是治国中的大问题，或轻或重，因时因事而异。轻未必为是，重未必为非，不可一概而论。汉文帝时“刑罚大省”，至于一年“断狱400”，史家称说“有刑错之风”。这里主要介绍汉文帝与臣下关于刑罚问题的两次讨论。如何评价，读者自断。

第一次，是汉文帝二年(前178)关于废除收督连坐法的讨论。

汉朝沿袭秦朝法律，对重罪犯，除其本人受刑以外，要株连亲族，叫“连坐”。有的要将其父母、兄弟、妻子一起处死，叫“夷三族”；有的将其父母、兄弟、妻子收捕到官府当奴婢，服劳役，叫做“收”；只收捕其妻子到官府当奴婢，服劳役，叫做“收”。“夷三族”的做法，早在吕后当政时期已从法律上废除，文帝要继续废除连坐法中的收做法。

他对臣下说：“法律，是用来禁止暴行卫护好人的。犯法的人已经判了罪，再使他没有罪的父亲、妻子、兄弟连坐治罪或者收捕官府当奴婢，我很不赞成。得议论议论。

”右丞相周勃、左丞相陈平说：“这个办法是要从心理上施加压力，使人们不敢犯法。‘收'的法律已经实行很久了，我们想，还是不废更方便。”

文帝说：

“我听说，法律公正，人民就会诚实；判罪恰当，人民就会服从。而且，管理人民，引导人民走正道不犯法的，是官吏。要是既不能引导人民走正道，又用不公正的法律去治罪，这种法反而要祸害人民，造成残暴行为。我看不出它的方便。应该再作考虑。”

于是陈平、周勃就宣布废除有关收孥连坐的一切法律条文，使有罪的按法律治罪，不收捕为官府奴婢，没有罪的不受牵连。

第二次，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关于废除肉刑的讨论。

这次讨论是由一个具体案件引起的。齐国的太仓令(管粮库的长官)淳于意有罪应受刑，被押送长安。他有5个女儿，没生儿子。临走时骂他的女儿们说“只生女不生男，碰到急事没有用!”他最小的女儿缇萦听了很伤心，就陪同父亲到长安，上书说：

“我父亲当官，临淄城的人都称赞他廉洁公平，现在犯了法，要受刑。人死了就不能再活，截掉了肢体，就再也接不起来，就是以后想改过自新也不能了。我为此伤心。我愿意给官府当女奴，换得父亲不受刑，使他能够自新。“

文帝读到这篇上书，大为感动，立即给御史大夫下令说；

“现在法令规定了三种肉刑(指：黥刑，即在脸上刺字；劓刑，即割掉鼻子；斩左、右趾，即锯掉左脚或右脚)，而奸邪的事仍禁止不了其原因在哪里?还不是因为教育得不明白!教育方法不对头，愚昧无知的人就陷进了法网。现在，人有了过错，不等教育就刑罚加身，有的想改行为善，也没有办法了。我很同情他们。刑罚竟至于截断肢体，割掉皮肉，终身不能再生。这种刑罚使人何等痛苦，而又是何等的不道德啊!难道符合为民父母的本意吗?要废除肉刑，用别的办法代替；做到使罪人各按罪行轻重受到相应的刑罚，不逃亡，满了刑期，就解除刑罚当平民。制订出个法令来。”

4、不应言获罪

另外文帝的“小气”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表现一，除诽谤妖言之罪。

相传古代帝尧时候，在交通要冲之处要立上一杆旗子，谁有好的治国方法就可站在旗子下面发表演讲，官府或者采纳或者参考，这叫“进善旌”；谁要批评政治上的失误，可以写在桥梁两旁的挡板上，因而把这种挡板称作“诽谤木”。这是传说，反映了古人要求言论自由的愿望。秦朝是个禁止言论自由的朝代，法律中规定了““诽谤妖言罪”。汉因秦制，萧何根据《秦律》制订《汉九章律》，保留了这一罪目。所谓“妖言”，颜师古说：“过误之语以为妖言。”

《秦律》、《汉九章律》均失传，有关诽谤妖言罪的详细条款已不得而知，但从李斯颁布的“以古非今者族，偶语《诗》、《书》者弃市”的法令看，这种罪的范围非常宽泛，惩罚极端残酷，稍不注意即可丧命。刘恒针对诽谤妖言罪的法律下诏说：

“古时治天下，朝廷设立进善旌、诽谤木，以此寻求好的治国方法，招徕进谏的人。现在法律中规定了诽谤妖言罪，这会使群臣不敢讲真话、使君主没法知道自己的过失，将用什么办法把远方的贤良之士招来呢?要废除掉。“

表现二，废秘祝过下之举。

古人信天信神，逢灾遇祸，认为是天降惩罚。负责祭祀的官吏在祝祷时总是要说天子是圣明没有过错的，一切过错都在臣下和愚民。这种祝祷保密进行，故称“秘祝”。

刘恒为此下诏说：

“祸是由怨恨导致的，福是由做好事得来的。百官的错误，是由于我没有把他们引导好。现在秘祝官把过错推到臣下身上，这更使我的德行不好，我很不赞成。不准再搞秘祝。”

表现三，除民祝诅上罪。

老百姓遭灾受难或受到欺凌，往往在祝祷时诅天骂地，怨天尤人，发泄怨恨之气。而天、天子、皇帝都是些互通的字眼，官吏往往把这类祝诅看成是诅咒皇帝或朝廷，以“大逆”或“诽谤”论罪。

刘恒下诏说：“这是小民愚昧无知，因此治罪，我很不赞成。从今以后，再不要治这种罪。”

公元前157年夏季六月己亥日，刘恒卒于长安未央宫，年45岁。乙巳日葬霸陵(在今陕西西安东)，谥孝文，庙号太宗。死前留下了一篇心情平静地长长的遗诏，其中嘱咐要因山埋葬，不另起高坟，不要改变那里的地貌和地名，因霸水名陵号，丧期中不要禁止人们娶妇嫁女、饮酒食肉，等等。

据载陵的殉葬器物只用瓦器，不用金玉珠宝。后来赤眉军进入长安时，其他皇帝的陵墓都被挖掘，独有霸陵保存完好。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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