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郭沫若提倡书横着排版，陈寅恪得知一气之下立下一条遗嘱

一个国家文化的创新永远离不开觉醒者的先行，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中，无数先辈为了民族的觉醒，国家的强盛而奋勇向前。

1915年9月，陈独秀先生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来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陈独秀

这是中国文化领域的一场空前绝后的革命，它不仅狠狠打击了长期以来一直禁锢国人思想的封建传统，更唤醒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渴望自由和平等的思想。

此后，属于中国文化领域的革新日复一日地进行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文化的创新还未停下脚步。

郭沫若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作家，历史学家，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就提倡出版书籍应当横版刊印的概念，并为此四处奔波推行。

郭沫若

然而这一如今看来行之有效的创举在当时却得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其中以国学大师陈寅恪反应最为激烈。

甚至，为了抗议横版刊印，陈寅恪还留下一份遗嘱，内容是，无论自己生前还是死后，他的书出版刊印只能竖向刊印，而且还必须用繁体字。

陈寅恪

横向排版应运而生

1950年6月，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会议正式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率先提出了写字从左往右要比从上往下利便顺畅的尺简改版提案。

陈嘉庚

陈嘉庚先生归纳了中国传统的竖排字的弊端，陈述了横向排版的优势，希望能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实现文字刊印上的又一创新。

然而彼时因为国家刚刚成立，诸多领域都面临着诸多纷繁复杂的事情，因此，陈嘉庚先生的提议并未引起多大反响，甚至呼应者寥寥。

直到1955年1月1日，一份颇有影响力的报刊《光明日报》发表了中国第一篇横向排版的文章，并将横向排版的优势一一说明，这才使得横版文章进入了世人的眼中。

在社会各界向这篇文章投注了极大的关注之后，《光明日报》更是一鼓作气，将其报纸上的全部文章都刊印成了横向排版，而这件事也成功引起了郭沫若的注意。

在经过反复对比以及实验之后，郭沫若发现事实确如报纸上所说，横向排版的文章无论是在阅读还是誊写时都要比竖向排版的文章方便。

不仅能够让看书写字者在阅读书写时更加简便，而且因为人的眼睛左右形成的视觉宽度要比上下视觉宽度要长，一旦书籍横向排版，人们在阅读时会更加轻松，减少视力压力。

根据当时的报刊记载，为了对比两种方式的优劣，政府曾经组织过一场针对竖排排版和横向排版的对照实验。

他们随机从一所学校中抽出一部分学生，按照学习能力将其平均分为两组，然后再选择《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短文，分别采用横向排版和竖向排版的方式进行刊印，然后让两组学生进行阅读，前提是保证没有学生在此之前看过这篇文章。

而这次对照实验的结果是，阅读横向排版的学生平均阅读速度要比阅读竖向排版的学生快0.345倍，而这场实验的结果也成为了汉子横向排版改革的有力佐证。

基于种种优势，郭沫若很快公开呼应《灼烁日报》，并且在多个公开场合提倡文字应当横向排版，一时之间，国内诸多文学家，作家，史学家等都开始纷纷呼应。

1956年1月1日，《国民日报》排版也从开始的竖版改革成了横版。

此后，国内各类报刊书籍纷纷效仿，加之以郭沫若为首的一众学者的提倡，文字刊印于是又迎来一次新的改革。

陈寅恪反对横向排版

然而，尽管提倡横向排版的人众多，但是反对者也不在少数。

毕竟，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文字出现的历史也是相当漫长，尤其是经历了数千年封建社会的演变，才最终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文字制度。

因而，一些拥护传统文化的学者对这种革新，则表示出了前所未有的抗拒，其中，以国学大师陈寅恪最为激烈。

陈寅恪作为当时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其人在历史研究领域，古典文学，语言学等众多领域都有着不俗的成就。

他出身晚清名门之后，祖父在清朝时身居高位，父亲陈三立在卢沟桥事变后，为拒日军拉拢，不惜绝食抗议，最终忧愤而死。

如此出身的陈寅恪继承了祖父和父亲身上传统的士大夫风骨，节气凛然。

尽管在幼年时他曾多次游学西方各国，充分接受了西方国家先进的思想文化观念，但是因为其特殊的家学渊源以及本人的学术研究以及兴趣，他骨子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赞赏与认可，是超过绝大部分人的。

陈寅恪先生一生致力于研究古典文学，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同辈之中没有人能够与之同行，而无论是在当代还是后世，世人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

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陈寅恪被公认为“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其中既饱含了大家对他学术研究的肯定，又表达出他身上所特有的品质。

作为晚清名门之后，陈寅恪的骨子里虽然有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固执，刻板与刚硬，但是这些品质在战争时期，所衍生出的更多的是文人的气节和操守，而在新中国成立后，这种骨气则更像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抱残守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何书籍会竖向排版，而并非横向排版，原因十分简单。

古人看来，上下左右，皆有所指，且皆有尊卑，上指的是天，指的是君王，指的是父母，而下则指的是地，指的是臣子，指的是子女，而左为卑，右为尊，也是自古留下的“规矩”。

况且，百千年来，中国文人无论所阅所书都是竖排书籍，从未有过横向排版的说法。

在陈寅恪眼中，这只是一种投机取巧之作，为了不让汉字发展走向衰落的发展，陈寅恪竭力反对汉字横向排版改革。

因而，在郭沫若提倡横向排版之初，他就公开与之呛声，对此进行了彻头彻尾的否决。

然而，文化之创新从来不会因为个别人的意愿进行转折，尽管陈寅恪对此非常反对，但是在大局的推动下，横向排版很快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排版形式。

面对这种情形，陈寅恪再气愤难当，也无可奈何。

然而，或许也是为了捍卫自己心中一直坚守的信念，陈寅恪一气之下立下了遗嘱，在这份遗嘱中，陈寅恪表明在他去世之后，无论谁授权刊印他的作品，一定要竖排排版，而且必须用繁体字，否则就不允许出版他的作品。

事实上，除了文字排版的横向化发展遭到了陈寅恪先生的反对，包括汉字简体化实施之初，陈寅恪先生也对此表达了同样的反对意见。

或许，这也是后人对这位国学大师一份特别的尊重。

自然，也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郭沫若与陈寅恪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坛有名的大家，二人无论是眼界还是格局应当都远超普通人，那为何在文字排版的问题上，会有这样大的差异呢？

其实理由非常简单。

陈寅恪出身晚清贵族之后，祖父是清朝大臣，父亲更是有名的晚清学者，陈寅恪本人也是自幼熟读四书五经。

尽管彼时西方开放的思想文化已经渗透到中国，但是对于像陈寅恪这样出身的贵族子弟，他心中更倾向的定是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除此之外，陈寅恪先生身处社会改革时期，他曾经亲身经历过文化领域具有旗帜性作用的新文化运动，甚至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关系匪浅。

而陈独秀和胡适也曾多次表达他们对陈寅恪先生学术方面的敬仰。

由此看来，陈先生并非是一味地推崇古典文化而否定新式文化，他更在意的或许是传统文化中并不糟粕的一部分。

在陈先生看来，繁体字从古沿用至今，必定有其存在的价值，倘若纯粹为了简便阅读就进行改革，会不会造成文化领域的投机取巧。

而郭沫若则不同，作为先一批留学海外的学者，郭沫若受外国文化影响比较深，他对国内陈旧腐朽的旧文化表现出了超出常人的对抗精神，无论是他的代表作品亦或是其他，都能表现出他对反抗旧文化，发展新文化的强烈诉求。

也正是因为二人身上截然不同的信念造就了两人在对待文字排版改革上南辕北辙的两种态度。

反对简体字的推行

事实上，除了文字排版的横向化发展遭到了陈寅恪先生的反对，包括汉字简体化实施之初，陈寅恪先生也对此表达了同样的反对意见。

直到1964年，中国汉字改革委员会出版了《汉字简化总表》，作为当代著名的文史大家的陈寅恪依然对此事嗤之以鼻。

学者吴学昭在自己的文章中曾经提到过，在汉字改革委员会发表改革方案之前，陈寅恪先生就曾因为此事委托章士钊先生带话给毛主席，将他对于汉字简体化的担忧一一陈明，然而最终他的意见并未被采纳。

章士钊

学者武黎嵩曾经说过，陈寅恪先生虽拥护古典文化，但是由于其处在新旧文化交替之间，自身又受西方文化所影响，因而他对新文化虽有反对之处，但更多的还是出于谨慎。

武黎嵩

无论是对汉字简体化的发展亦或是对文字刊印排版方式的改革，他对其持有不同意见的原因，并非是一些人认为的封建思想的桎梏，而是出于对文化发展方向的担忧。

事实上，陈寅恪先生与领导新文化运动的多位先驱都曾有过密切往来，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他反对的并非是文化发展的本身，而是在这一过程中心术不正，想要走捷径之徒。

2020年陈寅恪先生遗作横版问世

2020年，作为陈寅恪先生逝世后的第五十一年，他的著作正式进入了公版领域。

根据法律规定，著作人过世50周年以后，出版方有权自行决定出版的形式。

因此同年3月，译林出版社出版了《陈寅恪合集》，和过往发行版本不同的是，这一次的《陈寅恪合集》通篇采用了横排简体刊印，而这也是国内首部以横排简体形式发表的陈寅恪先生的作品。

根据出版社的回应，之所以选择这种刊印方式，是为了更好地传播陈先生的作品，能够让广大群众更好地阅读先生的遗作。

然而，众所周知，陈寅恪先生生前遗愿是希望他的所有作品都采用竖排繁体的形式进行刊印，而在他离世之后，出版界为了表达对陈先生的尊重，此后数十年都遵循他的遗愿，凡是他的作品，出版时都采用了竖排繁体的刊印方式。

而此次译林出版社的这一举动，虽然出于良好的目的，但是归根结底违背了陈先生的遗愿，因此，陈先生的后人甚至为此与出版社诉诸公堂。

然而，最终诉讼的结果并不如陈先生后人所愿，毕竟，在出版界默认的对陈寅恪先生遗愿的尊重只是约定俗成的，其在法律上并没有明文约束，甚至也谈不上道德考量。

然而无论文字出版形式到底如何演变，陈寅恪先生所传承的精神是始终值得后人效仿的，他在古典文学领域的突出成就，至今为止都甚少有人能够望其项背。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大多学者可以分为两派，新派学者和旧派学者。

毫无疑问，像陈寅恪先生本质上来说更接近旧派学者，然而他的这种“旧派”思维，代表的并非是封建和腐朽，更像是传统文化经过去其糟粕后的精华。

而对于这场官司，学术界也有着不同看法。

学者胡文辉在此事后，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来表达他的看法，文章的名字为《陈寅恪论著简体化之我见》。

他在这篇文章中阐述，陈寅恪先生之所以留下不用横排，禁用简体字的遗愿，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受他所处的时代所限制。

彼时的陈先生并不知晓这场文字领域的改革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发展，所以他才选择了遵循老祖宗的“规矩”，然而在简体字横向排版发展良好的当代社会，为了更好地传承陈寅恪先生的作品，当代人是可以违背当初陈先生的“遗愿”的。

当然，这只是学术界众多观点中的一种，还有一部分人则是认为，陈寅恪先生作为研究古典文学的文史大家，他作品中的很多繁体字对应称简体字，意义则不能完全表达。

因此，保持繁体字的排版才能没有错漏地将陈先生的作品传承下去，最重要的是，这也是陈寅恪先生的意愿。

这两种观点至今没有东风压倒西风之势，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无论持有何种观点的人，对陈寅恪先生的尊重始终是共通的。

斯人已逝，唯余厚德。

而昔日那场关于新旧文化的交迭和争议，终于有所定义。

只是往日那些为此而奋斗的人，早已离去，无缘得见今日之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