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年自杀的研究生杨元元：为何路越走越窄？知识到底能否改变命运

2009年11月26日清晨，上海海事大学24号楼5楼506寝室厕所内，杨元元将枕巾与手巾首尾相连，一端套在水龙头上，另一端套在自己脖颈处，然后背对洗手台半蹲下去自缢而亡。

洗手台距离地面仅有1米，如果杨元元有一丝求生欲望，稍微仰点儿头就会重获新生，但她没有那么做，到底是什么让她如此决绝地一心求死？

还原事发过程

2009年9月，杨元元成为上海海事大学海商法专业研一新生。但令人奇怪的是，而立之年的杨元元不是孤身，而是带着母亲望瑞玲一起来到学校。

当时杨元元住的寝室是双人间。也许感觉与老年人在一起不方便，开学没多久，室友主动搬离寝室，只剩下杨元元母女独占房间。

杨元元带母上学虽在小范围内引发谈论，但同学们很快就习以为常。就这样过了两个月，宿舍管理员突然要求望瑞玲搬离学生宿舍楼。

杨元元询问辅导员是否可以把母亲安置在校内，因为宿舍楼内还有许多空房间。辅导员建议杨元元向学校写份申请书。据望瑞玲回忆，杨元元听从辅导员建议，可写着写着就哭了。

过了一周时间，杨元元未收到回信，于是与母亲一起找到学校领导，诉说实际困难，请求学校帮助解决母亲住宿问题。

同时杨元元也提起在武汉大学读本科时，武大就颇为人道地找一间空房子让母亲栖身。谁料那位领导竟回怼道：“没钱，没钱还读什么书？”

杨元元听完感觉很伤尊严，而且这里也没有温情可言。后来杨元元又连续接到辅导员的几个电话，要求她尽量把母亲安置在校外。杨元元坚信学校会管这事，从未将辅导员的话放在心上。

谁料就在11月21日，杨元元的寝室突然来了2名宿管，限令她在半个小时内把母亲的东西全部清理出去，以后不许母亲再来寝室。

当时天正下着雨，杨元元只得带着母亲冒雨出去找房子。学校地处偏僻，杨元元找了一天也未找到合适房源，不得不花100元找家宾馆住下。

额外的消费让杨元元心疼地一宿未睡。天亮后，母女俩终于花400元租到一套楼房，但当天无法拿到钥匙。

因为杨元元还要排练《罗密欧与朱丽叶》，望瑞玲就让女儿先回学校，说她自己可以找到住的地方，却瞒着女儿在学校礼堂前坐了一晚。

上海11月份的夜晚温度极低，杨元元得知母亲在外露宿，心疼地坐在地上要母亲趴在她身上睡。后来她们终于拿到租房钥匙，可进去才发现是个毛坯房，里面什么都没有。

母女二人只得找一张床垫放在地上，然后合衣躺在上面。天太冷了，杨元元又是夙夜未眠。她一直向母亲道歉，自责自己这么大了，还无法安排好母亲的生活。

11月24日，杨元元母女与宿管的矛盾再度激化。那天上午，杨元元带母亲到寝室收拾衣物。一位年轻宿管看到望瑞玲的入门登记，就跑到506寝室，指着杨元元说道：“你妈妈如果再来，你将无法拿到学位证与毕业证！”

同时宿管又指着望瑞玲骂道：“你这个乡下老太婆，别把农村那一套带到上海！”

杨元元听到这里顿时脸色变得相当难看。也许源于连日担心、焦虑、愧疚以及疲劳，杨元元的精神状态已出现异样。

11月25日清晨，杨元元突然问母亲：“都说知识能改变命运，可我学了这么多知识，也没看到命运有什么改观。”

杨元元把从小到大的经历回顾了一遍又一遍，突然埋怨母亲当年阻止她报考大连海事大学，不然现在一切都会好的。

随即杨元元又提起她做家教时的一位15岁女孩，因为学习压力大，从28层楼跳下去。杨元元嘴里反复念叨着：“那女孩出身那么好，太可惜了。”

杨元元说着，突然感觉脑子都乱了。望瑞玲不知该如何劝解女儿，只是催着女儿去学校，可杨元元却不愿去，说没什么意思。这种令人担忧的状态直到傍晚时分才平静下来。

晚饭后，杨元元带着母亲到寝室洗个澡。因为杨元元晚上还要排演节目，就留在学校，母亲独自回到出租屋。

那天晚上，杨元元说怕丢脸，不想演了，可在同学劝说下依旧很好地完成排练。临走前，杨元元还甩着辫子，与同学相约一早起再排演一遍，未见任何异常。谁知她进入寝室后就再也没有出来。

11月26日早晨，一直放心不下的母亲来到学校，怎么也叫不开女儿的门，找宿管要钥匙未果，只得找原与杨元元同寝室的女生打开房门。

这时已经到了上午9点钟左右。保卫处的一位男老师第一时间发现杨元元，虽就地实施心肺复苏，可一切都晚了。杨元元被紧急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征，任凭母亲如何哭天抹泪地呼喊，再也无法回应。

杨元元的家属认为宿管态度恶劣是促使杨元元自尽的诱因，而且学校工作人员互相推诿，耽误抢救时间，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遂要求学校当众道歉，并索赔35万元。

由此杨元元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公众舆论矛头起初大多指向上海海事大学，谴责学校管理缺乏人文关怀。

但随着杨元元家庭状况的曝光，风向突变，舆论矛头又指向杨元元的母亲，说杨元元是被强势母亲的控制欲拖累死的。其实杨元元自身的性格缺失，又何尝不是她无法挣脱的桎梏呢？

病态母亲带来的困惑

望瑞玲是个不幸的女人，她出生在湖北宜昌，幼年丧母，虽然喜欢读书，但因家境贫寒，只上到初中就辍学进入社会。

望瑞玲26岁时，与在湖北枝江一偏远军工厂工作的杨元元父亲结婚，生下女儿杨元元，儿子杨平平。

生活虽不宽裕，但也平淡幸福。谁料就在望瑞玲33岁时，丈夫突患黄疸型肝病去世，当时女儿只有6岁，儿子4岁。望瑞玲只得独自抚养一双儿女，一家三口开始相依为命的苦难生活。

望瑞玲自幼学习成绩优秀，却因家贫无法实现大学梦。后来望瑞玲找了一个有大学文凭的丈夫，以弥补自己内心的缺憾，却未料丈夫英年早逝，梦想终又成空。

但望瑞玲难舍心中的大学梦，遂即便生活再艰难，也非常重视孩子们的教育，时常叮嘱孩子要好好学习，读书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望瑞玲将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女身上，所幸孩子们都很争气，时常考年级第一，妥妥的别人家孩子。

也许是感念母亲的不易，杨元元不仅努力学习，而且什么事都顺从母亲的建议。甚至有时别人认为母亲做得不对，杨元元都会替母亲辩解，不愿别人说母亲半个“不”字。可见杨元元受母亲影响非常大，而其短暂一生的几次重大选择，也都是由母亲做主。

1998年，杨元元填报高考志愿时，最大的心愿是就读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但母亲以路远、路费太高为由，要求杨元元填报武汉大学经济学院。

也许在母亲眼中，女儿学经济日后可以经商，做老板赚大钱。可杨元元的志向却是做一名律师。但无论杨元元怎样哀求，母亲依旧坚持己见。最终杨元元还是听从母亲安排，填上武汉大学。

杨元元进入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后，发现自己对经济学根本没兴趣，但改专业已经不可能，只得寄希望将来能考上法学硕士研究生。

杨元元大三那年遇到两件大事：一是弟弟杨平平也考到武汉大学，家庭经济压力骤增；二是老家枝江的军工厂搬迁，在城里为工人们安排住房，但需要每家花费3.5万元买下房子。

当时望瑞玲在军工厂当门卫，每月只有200元收入，还要供养2名大学生，生活之拮据可想而知。所以3.5万元对于别人家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望瑞玲来说就是天文数字。

于是望瑞玲放弃工厂安置住房，跑到武汉大学与女儿挤住在一起。当时杨元元住的床仅有1.2米宽，母女二人挤在一张床上真的很别扭。

后来宿管看杨元元母女可怜，就在楼内找到一间只能放一张桌子的空房间，安置望瑞玲。武大领导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望瑞玲就此在武大安心住下来。

平时杨元元去上课，望瑞玲就在校园操场上摆地摊卖些小东西。杨元元下课后，就来帮母亲摆摊，并把每天的账目记录的很详细，母女就这样默默地在武大生活着。

后来杨元元人生最重要的工作大事，又顺从了母亲的摆布。杨元元虽然学习成绩优异，但因被别人顶替而失去保研资格。

杨元元通过考试，考取北大法学院自费研究生，面对高达3万的学费只能望而却步。据说西北大学也给杨元元发来面试通知，又被望瑞玲以路远为由阻止。

杨元元考研失败只得开始找工作。杨元元曾考取两个小地方的公务员，一个是广西北海，一个是湖北枝江。

望瑞玲为此征求一个老乡的意见。老乡说：“宁肯在武汉扫大街，也不能回枝江那个小地方。”

老乡一句话正中望瑞玲下怀。望瑞玲年轻时，曾被单位派到上海培训5年，遂对大城市生活念念不忘，即便回家后还时不时蹦出几句上海话。

望瑞玲拼命想让儿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就是想留在大城市生活，于是望瑞玲就以枝江又不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为由，阻止女儿回去当公务员。

按理说大城市的生活质量与福利待遇，确实比18线小城高几个档次。但杨元元上大学时赶上高考扩招，大学毕业生人数骤增，就业形势相当严峻。

尤其像杨元元这类学习经济，又不善言辞的女生，想找一份高薪工作更是难上加难，更何况杨元元因拖欠助学贷款，连毕业证和学位证都未能拿到。

即便如此，杨元元有时将简历扔给招聘单位，连句话也不跟招聘人员沟通扭头就走，显而易见哪个单位会聘用缺乏基本沟通能力的员工呢。

最终杨元元进入一家培训学校，当一名教幼儿英语的老师，每天两个小时，月薪800元。杨元元只能这样凑合着，每天在武昌与汉口之间来回穿梭。

望瑞玲则在武汉理工大学后面的跳蚤市场摆个小摊。杨元元一到晚上就去接班，但她从来不吆喝，只是静静地看书，因为她还未放弃考法学硕士研究生的梦想。

后来杨元元阴差阳错找到一份保险推销员工作，但因不善沟通，只卖给亲戚几份，就再也卖不动，只能不了了之。

2005年，杨元元受大学生创业热潮触动，倾尽积蓄与人合办一份文艺杂志。杨元元起初信心满满，还租了一间特别像样的办公室，但由于创刊理念不成熟，杂志一出版就严重滞销。

就像母亲望瑞玲所言：“连我都不愿看”，所以杨元元苦苦支撑半年，创业以失败告终。杨元元贱卖完一屋办公用品，已耗尽她所有的再创业激情。

杨元元为走出人生困局，只能将希望再度寄托在考研上。2009年4月23日，杨元元得知自己考取上海海事大学公费研究生后，兴奋地与母亲相拥而泣，可接下来母亲何去何从，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难题。

当时弟弟杨平平已在北大读博士，他要接母亲到北京同住。可望瑞玲思来想去，还是想和女儿住在一起，于是就跟着女儿来到上海。

舅舅也曾提醒母亲是否该顾虑一下杨元元的终身大事，但母亲却认为三十几岁未结婚的女孩多了，跟着女儿走更是理所当然之事。可谁也未料到仅仅两个月后，杨元元竟命殒上海滩。

我们回思望瑞玲与杨元元之间的关系，就像一种病态的共生关系。也许望瑞玲因中年丧夫，其心中空虚无处排解，遂在心理上离不开孩子。

如果孩子离开后，望瑞玲找不到自我存在感，所以才会堵住女儿各种离她远去的机会，死死抓住女儿不放手，让她完全按照自己的控制走。

悲剧发生后，望瑞玲后悔道：“就是想和女儿在一起，如果知道会这样，我就不会跟着来上海。”

可世上只有结果，没有如果。其实杨元元也知道应该远离母亲寻找独立，所以她才会告诉弟弟不要什么事都听母亲的，但她自己已经将满足母亲的需求当成义务，习惯成自然地视野越来越窄。

坚强背后的性格缺失

杨元元在家人眼中太坚强，一直努力与生活抗争。弟弟回忆说，家中虽然没有父亲，但姐姐很小就像母亲一样坚强，与母亲一起撑起这个家。

杨元元上大学时，母亲的工资无力承担两个孩子上学费用，遂只得靠勤工俭学赚取大学四年的所有费用。那时杨元元每天做多份兼职，但她却从未抱怨过一句。

杨元元大一时曾在日记中写到：家教回来路上，风雨交加，我见缝插针，从车辆仅有的缝隙中穿过去，风一个劲儿地往裤腿里钻，冷得发抖，真的，每一分钱来得都不容易。

杨元元将苦难当成锻炼自立自强的机遇，从不向别人提及自己的困难，所以当亲戚朋友或同学给她钱时，她从不接受，只想凭一己之力扛下所有困难。有时一个人太要强的背后就是自卑。

曾经雇佣杨元元做家教的一位家长回忆，每每想与杨元元沟通时，她总是搪塞几句就匆匆离去。有时这位家长在路上看到帮母亲摆摊的杨元元也总是低着头，给人留下一种略显自卑的感觉。

也许是生活的不如意，使杨元元常叹息自己如《红楼梦》中的晴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从而使其与亲戚朋友都逐渐疏离。

事发后，弟弟打开杨元元的手机，想更多了解一下姐姐的内心世界，却惊讶地发现姐姐与母亲共用一个手机，几乎与昔日同学都断了联系，多半年的话费仅用100元钱。

弟弟认为也许是多年找工作、考研屡屡失败的打击，使杨元元的内心更加自卑封闭。

杨元元看到成绩不如她的同学，都过得风生水起，可她却混得一地鸡毛，苦苦挣扎5年后，才把拖欠的助学贷款补齐，拿回属于自己的学位证书。杨元元怕同学问起现状，所以不愿与同学联系，所有时间只和母亲在一起，从而使其在自我封闭状态中越走越远。

2009年，杨元元好不容易考上公费研究生，以为将迎来生活转机，却未料又陷入母亲带来的困扰。

其实杨元元这次读研，本未打算带母亲一起到上海，但她又无法违拗母亲的固执。我们无法想象杨元元在上海海事大学，面对咄咄逼人的宿管，会承受着怎样的无奈与压力。

杨元元在读研的两个月里，也许因为年龄比同学们要大很多，也许因为生活环境的迥异，总之她依旧显得孤僻清高，留给同学们的印象，只有坐在第一排高盘麻花辫的背影，而鲜有语言交流。

杨元元遇到困难，只想依靠自己解决，可她总有扛不住的时候，所以她才在带母求学的困扰中越陷越深，而无法理解母亲的问题为何在武大能顺利解决，可在上海海事大学却行不通。年已而立却连母亲都安排不好，这对于杨元元来说又是一大失败。

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写到“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杨元元将这句话当做人生座右铭，也许当她再也无法扛住失败打击时，就义无反顾地选择毁灭。

深度思考

杨元元家人与上海海事大学最终以赔偿16万元达成和解。上海海事大学虽然辩称已给杨元元提供租房信息，以及勤工俭学机会，做到仁至义尽，但其存在管理与沟通方式欠妥之处毋庸置疑。

上海海事大学管理疏漏，也许是压垮杨元元的最后一颗稻草，但不应是杨元元选择轻生的根源。追根溯源，也许原生环境赋予杨元元骨子里太过坚韧的性格，以及母亲强势的控制欲望，应是其无法走出桎梏的主要因素。

杨元元的30年人生一直与苦难搏斗，执着地认为只有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却忘了还有一句话叫做性格决定命运。有时当一个人的性格与所学知识，以及所处环境不相适应时，知识也无法改变命运。

在杨元元的认知中，所谓的“知识”被偷换成“文凭”，遂其一味追求高文凭，却忽视了将知识转化为能力的培养。

杨元元以一种“强者”姿态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可有时社会未必是强者生存，而更多的是一种适者生存。

如果一个人连最基本的，诸如找工作、与人交往等适应环境的能力都无法建立起来，那么这个人即便拥有再高的文凭也无法改变命运。

譬如杨元元在现实与理想的差距面前，就面临着知识与现实的脱节、文凭与能力的脱节、付出与收益的脱节。由此杨元元将责任归结为自己不够努力，只得再去追求更高的文凭。

也许母亲病态的控制加速了杨元元内心的封闭，但其骨子太过坚韧，不愿别人看到自己软弱一面，所有问题只想自己扛的性格，更令其不愿与人交往，以寻求更多社会支持。

2010年，一位名叫朱蔷薇的女孩走进人们的视野。朱蔷薇3岁时，因意外全身烧伤面积达85%，虽然保住了性命，但面容变得十分恐怖，甚至双手只剩下两个小手掌。朱蔷薇面对厄运并未屈服，不仅完全融入社会，并于2010年考取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专业研究生。

朱蔷薇在同学眼中开朗乐观、人缘极好，独立生活能力特强，甚至与其他普通女孩一样喜欢享受生活，每天都会对着镜子梳妆。

要说朱蔷薇的境遇比杨元元更惨，但为何她们的结局却有云泥之别。其实有时现实境遇无法选择，那就看我们如何选择适应现实。

杨元元临终前慨叹知识并未能改变她的命运，其实她只是狭义地将文凭当做改变命运的跳板。所以杨元元才会给弟弟树立考北大研究生的目标，才会亲自给弟弟搜信息，问内情，甚至连专业都为弟弟选好。

而她自己却在梦想在右，现实在左的矛盾中，路越走越窄而最终被现实湮没。与其说知识改变命运，倒不如说掌握知识的人面对社会方方面面的选择，是否有能力改变命运。

杨元元的悲剧之所以能引发公众广泛谈论，是因为杨元元具有一定代表性，尤其在高速发展的现代，人们的生存压力与焦虑越发明显。杨元元将海明威的名言奉为圭臬，却不知有时太刚易折，不如适时选择暂时放弃，以免自己陷入崩溃。

人的一生没有绝对的一帆风顺，总会遇到这样与那样的遗憾。其实活着本身就是生命的意义，如果我们懂得适应现实，在充满苦难的现实中与自己和解，过好自己的每一天，吃好每一顿饭，也许这才是生命本身该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