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堆中师生情

作者 | 蒙奇奇的书架

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APP动态

这是一本在抗战沦陷期间，上海私立大夏大学某系潘姓学生写的一篇论文手稿，作于1943年，即民国32年。私立大夏大学解放后合并重组为华东师范大学。手稿前附周其勋先生和刘大杰先生——两位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亲笔为潘姓学生此篇论文所作的题辞，热情洋溢，弥足珍贵。

题辞者周其勋（1897—1982，周其勲）先生是浙江杭州人，是我国英国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翻译家，1924年赴美国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东北大学外文系教授、英文学系主任，国立编译馆人文组主任兼中央大学外文系教授，光华大学、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外文系教授、系主任，以及广西大学外文系教授、首任系主任等。

一代名师周其勋上世纪和丰子恺同为“浙江第一师范”的学友，虽职业不同，两人终其一生，成为至友。而当年执教于浙一师的老师们更是上一辈的名师，如夏丏尊、许寿裳、沈尹默、李叔同、陈望道、朱自清、周树人（鲁迅）等。周其勋教授曾在外国文学教育研究和外国文学译介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是夏志清的哥哥夏济安的老师，也是上海出版界名家丁景唐的老师，他还是钱钟书先生出国前的考官……

题辞者刘大杰（1904─1977）先生是湖南岳阳人，是我国著名的文史学家、作家、翻译家，笔名大杰、雪容女士、绿蕉、夏绿蕉、修士等，室名春波楼。刘大杰先生曾在郁达夫先生的资助下赴日留学，回国后曾任上海大东书局编辑、安徽大学教授、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上海临时大学文法科主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刘大杰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副主任。刘大杰先生在复旦大学工作了29年，直到1977年11月26日病逝于上海。

作为我国现代的著名作家、文学史家和翻译家，刘大杰先生留下的著作甚多。早期所写小说、戏剧，有《支那女儿》《昨日之花》等。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有托尔斯泰的《高加索囚人》《迷途》，杰克&一九六四年83;伦敦的《野性的呼唤》等10部。文学论文有《论新诗》《英国花鸟作家赫德生》等7篇。学术著作有《魏晋思想论》《中国文学发展史》《德国文学简史》等7部。

新中国成立后，刘大杰先生的译作有屠格涅夫的《一个无可救药的人》，还著有《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问题》《〈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等14种著述，所著《中国文学发展史》具有独特的见解，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

1965年5月20日，毛主席在上海复旦大学本部单独接见刘大杰教授。领袖与教授，老乡会老乡。乡情乡音，谈笑古今。文坛掌故，点评前人。据刘大杰事后感言，两人说史论文，晤对近四小时，刘大杰一生引此为莫大之幸事。

论文作者潘某的生卒年不详，简历不详。从周其勋先生和刘大杰先生在潘某这本毕业论文手稿上的亲笔题辞的内容来分析，可知潘在1940年代上海沦陷时系上海大夏大学的学生，“专治英文”。这篇英译中的论文是他在民国31年至民国32年(1942年至1943年)译写的，是经周其勋先生介绍，潘某将东瀛作家小泉八云（Koizumi Yakumo，1850-1904，爱尔兰裔日本作家，原名Lafcadio Hearn 拉夫卡迪奥&一九六四年83;赫恩）用英文写的授课讲义——《Poems and Poets》转译成了中文的——《诗歌和诗人》。

私立大夏大学因良好的办学实力和学校口碑被学界誉为"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其更早的经历应和从厦门大学出走的几百名师生有关。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潘某写这篇论文时的1943年(或1942年)正值日寇侵华上海沦陷，大夏大学只留一部分师生在上海公共租界内静安寺路(南京西路)上的重华新村继续学业(重华新村位于现南京西路1081弄22号，是上海甬籍实业家虞洽卿先生的房产，大夏大学出面向虞洽老租借该地作为一部分留沪学生上课的教室，惜1945年抗战胜利那年虞洽老就过世了。

大夏大学教室的楼下就是以善制川扬菜点而驰名中外的梅龙镇酒家)，其他师生分别内迁到庐山、贵阳、赤水，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大夏大学的师生们才又重新回到上海。有一部分大夏师生甚至南迁至香港继续学习，1941年香港的大夏分校被日军强令关闭。所以，潘某的这篇论文到底是在哪里写的呢？是写于上海南京西路上的重华新村呢，还是庐山、贵阳、抑或赤水呢？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先生曾写过一篇短文——《梅龙镇酒家楼上的大学》，发表在2015年8月16日出版的《文汇报》副刊"笔会"上。文章中提到任溶溶先生曾于1942年至1945年在静安寺路重华新村梅龙镇酒家楼上的大夏大学就读。当时任溶溶先生读的是中国文学系，指导老师就是刘大杰先生和郭绍虞先生。刘大杰先生在这三年期间是否都在上海呢？如果一直在上海任教的话，这位毕业论文的作者潘某和任溶溶先生很有可能就是曾在一起上过课的同学了。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