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石可祸国！明宪宗宠妃万贞儿掀起明朝好奢僭礼之风

明朝不但经济与手工业发达，亦有着独特的衣装文化，而发簪作为女子一生相伴之物也不例外。明代发饰一改唐宋两朝意趣恬逸的风格，渐趋呈现富贵奇巧之貌，当中以金银簪尤为重。当时发簪多配搭特定假髻使用，因为这样才可以达致插戴满盈、毫不露发的境界。而在这艳冠群芳的浮华与奢糜中，我们可以着重探讨一下当时横空出世的且风靡一时的发簪﹕宝石发簪。

宝石镶嵌是华贵的明代发簪当中一个最大的元素。六百八十多件的出土金簪中，嵌有宝石者有三百四十余件。即便是银簪中，宝石簪亦占有接近三分之一。虽然以宝石作为装饰的镶嵌制法在明朝才大放异彩，但其实它在元朝早就已有踪迹。据《山居新语》所载：大德间，回回富商以红剌一块，重一两三钱，中之于官，估直十四万定。嵌于帽顶之上，累朝每于正旦与圣节大宴则服用之。

从引文所看，元世祖花费高价从回回珠宝商买得一颗叫做红剌的宝石（即现今的红宝石），并把它嵌于御帽顶上。即是说，宝石在元朝并非女子可用的装饰之物，而是皇帝的御用之物，甚至是天子也只有大时大节才能做使用。可见，宝石于元代仍未普及亦是因为这个原因。的确，在明代前的出土文物中较少有珠宝发饰的出现。就算偶有所获，大多还是西域自身所产。即便宝石在明初受到人们的追捧，但在首批出土的发簪中，仍未见有宝石簪的出现。直到洪武二十二年的鲁荒王墓中才真正有镶嵌宝石的金带饰出土，并为明代宝石簪的潮流掀起帷幕。

明朝对宝石的装饰作用极为重视，甚至设立银作局，及镶嵌匠十一人而炼制宝石簪。而所运用到珠宝亦不再局限于红宝石，据《五杂俎》中记载，用于首饰和器物上的宝石有猫儿眼、祖母绿、颠不刺、蜜腊、金鸦、鹡石、蜡子等类。当中祖母绿与红宝石更是当时中国内陆没有生产的四大名宝。据推测，宝石的主要供应商可能是来自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

学者多于把彩色宝石贸易的兴起与成化时期，宫廷对宝石簪需求急增连上关系。当时宫廷内众多发簪样式中，宝石簪可算拔得头筹，需求高企不衰。其中一个原因便是朱见深的宠妃万贞儿好奢。尤其是她封居安喜宫，进封皇贵妃后，其服用之器物无一不是四方珍宝。宦官梁芳为了「谄万贵妃」，更日进美珠珍宝悦妃意，而万贞儿的弟弟万通也参与了宫廷的宝石采购活动，与珠宝商人内外交通双方不但囤积宝石，待价而沽，可恶至极。可此可见，宝石发簪交易可图之利极大的特征。

撇除皇室的个人喜好，宝石簪需求大增、供不应求的根源更大可能是因为明初郑和下西洋的外交政策。中国的进口宝石大多通过郑和下西洋时，沿线国家的贸易或接受朝贡来获得，数量有限。虽然天方国、撒马尔罕、失剌恩等国家直至嘉靖年间一直与明朝保持「通贡」贸易，但贸易额非常很小。加上宝石主要是以私人海外的形式进行走私，因此宝石供能并没有很稳定。在《明英宗实录》中更有内官因宫内宝石所剩无几，请求遣人到云南等处购买宝石。由此可得出，宝石与宝石簪的高需求真的无一朝能及。

在明初私人宝石贸易虽曾出现，但还是被朝廷所禁止。由于宝石获得的途径主要由政府控制，所以出土发簪中有宝石镶嵌的数量不多。除去皇室与勋贵阶层，普通官员以及士庶阶层都难以入手。因此宝石簪在明代是皇室、宗族以及勋贵特有的权利，也是明代冠服体系中明辨等级的标志之一。尽管官民被禁止在首饰上镶嵌宝石的，但是宫廷内对于嵌宝石首饰的喜好和奢侈的风气，也是在这一时期扩展到社会其他阶层的。加上，珠宝簪而在物以罕为贵的情况下，社会上更激起一股海外宝石走私、好奢僭礼之风。

从出土实物来看，僭用宝石于发簪之上的现象开始于成化年间。曾有官员两度上奏朝延京城内外风格尚侈，不拘贵贱的问题，百姓喜用织金、宝石、珠翠，甚至下至倡优亦皆借侈。只因自成化以后，有港口设立于漳州，从而允许民间商人与外国进行贸易。隆庆开关中有准贩东西二洋，所以宝石贸易与珠宝商人来往更为频演，使得官民阶层有了获取宝石的途径。

成化以后，嵌宝石的发簪类型和数量也越来越多。然而，宝石发簪的流行于明代朝廷来说，也非一件好事。《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十年朝廷为制作珠宝首饰，而花费多于二百二十一万两银，其中的一百二十八万两更是出自于两宫太后。二百二十一万两银有多少? 就是等同于万历三大征中平定播州叛乱所用的银两数量。到后来，哪怕财政窘迫，朝廷亦不惜挪用军费去进行宝石采购，导致边境军队粮口一度出现短缺问题。不过最惨的不是钱财散尽的中央，因为朝廷仍可压榨珠宝商压榨，或是拖欠款额，以应对猛涨的宝石价格，所以最为难堪的是宝石商人。在《明熹宗实录》中，则有记载有关商人的苦况：虽数千金业产，立见荡尽…致弃家逃窜，赴水投缳，当事不得已。

为什么在众多发簪中，我们要着重讨论宝石发簪，是因为它标志着从明初至明末一个由简洁到奢华的变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宝石发簪的起与兴受到明代社会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逐而演化出不同文化功能。虽然发簪于后期辨等级的功能渐褪，但也让我们窥探出它鲜明的特点和深厚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