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太平天国、剿灭捻军，悍勇的湘淮两军，为何在甲午战争中惨败

说到湘军和淮军，这两支部队在晚清的战争史上，都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863年，淮军在苏南地区势如破竹，出沪上而平苏州；攻无锡而克常州，在基本肃清苏福省的同时，也几乎将当时太平军中最强大的李秀成兵团全面击溃。

而湘军1861年攻克安庆后，在正面战场通过两年时间的长围久困，于1864年7月取得天京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在湘、淮两军的联手之下，巅峰时曾佣兵百万，据东南半壁与清廷分庭抗礼长达十四载的太平天国，最终宣告失败。

而随后从1865年开始，湘淮两军身份互换，以淮军为主，湘军辅之，又将太平天国之后，长江以北另一支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武装——捻军镇压。

湘、淮军在“剿匪戡乱”中的优异表现和辉煌战果，不仅使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汉臣集团逐渐站上了晚清政治舞台的中央，也令这两支具有私人性质和鲜明地域色彩的汉族武装，取代八旗、绿营等中央军队，成为了大清国防力量的中流砥柱。

但1894年时，湘、淮军这两支久经沙场、威名赫赫的部队，在甲午战场面对东瀛弹丸小国，所取得的战绩却都不尽如人意。

尤其是作为参战主力的淮军，战场之上，将官贪生怕死、兵勇一触即溃，既没有展现半点往昔的风采，更没有打出军人应有的血性。

最终以一泻千里、溃不成军的拙劣姿态，完成了入朝作战的任务，随后便仓皇逃至国内，而将一地鸡毛的烂摊子，留给了孤军奋战的北洋水师。

前后不过二十余年，表现却有天壤之别，个中缘由，实在令人费解。

而本文将结合当时的内、外部环境以及清、日双方对战争的态度与认识，在客观分析湘、淮两军战斗力的基础上，试着找出答案。

战争爆发前夜清、日双方的表现

甲午战争的失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相当惨痛的经历，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帝国主义列强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浪潮。而日本则由此迅速崛起，并为其几十年后的全面侵华埋下了伏笔。

但我们知道，战争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交战双方综合实力的体现，甲午战争实际上就是当时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较量。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国力的持续膨胀，不断催生着通过武力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野心，并逐渐确定了以吞并朝鲜、侵占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

这个疆域狭小且四面临海，自然灾害严重、资源又极度匮乏的国家，“不甘处岛国之境”，为了实现其“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的政治目标，在明治天皇的带领和感召之下，几乎从上之下都在缩衣节食，积极准备，为即将到来的对外侵略暗中积蓄力量。

反观清朝，这个曾经辉煌而强大的帝国，在进入19世纪以后，已逐渐呈现衰败之像。

内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天灾人祸不断，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尤其是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重创，可以说已经到了内忧外患、满目疮痍的地步

虽然经历了“同治中兴”短暂的回光返照，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也为帝国残破的躯体注入了新的活力。

但统治阶级并没有意识到政治体制上的落后所带来的致命隐患，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虽然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但“只改其貌而不革其心”——仅仅形式上的更新很难触及腐败封建制度的内核，所发挥的作用自然有限，失败也就在所难免。

而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之际，清政府的掌权者们还在醉生梦死、苟且偷安，户部尚书翁同龢多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屡屡刁难、克扣北洋水师军费。

慈禧太后在列强环伺之下，没有任何的危机意识，殚精竭虑不过是思考如何体面而奢靡的庆贺自己六十大寿。

而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譞为讨好太后老佛爷，甚至将刚刚筹措的四百万两海防捐银，用以重修颐和园为其主子献上寿礼。

一个是垂垂老矣、江河日下；一个是方兴未艾、野心勃勃；一边是疏于防范、苟且偷安；一边是蓄谋已久、虎视眈眈。

中日之间这场决定命运、国运的战争，实际上在尚未开打之前，就已经没有了太多悬念。

在这样的背景下，单纯寄希望于依靠湘军、淮军或者其他武装力量的出色发挥，从而改变战争全局，是不太现实的。

对湘、淮两军战斗力的客观认识

在甲午战争之前，湘、淮两军的战斗力，是在实战中经受过检验的。

但他们过往的主要对手，只是农民起义性质的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虽然在近代战争史上少有，但双方的武器装备却依然处于冷热交替的初级阶段。

战场之上使用洋枪和大口径火炮仍是少数，刀枪弓矛等原始形态的冷兵器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而且，湘、淮军都是私人性质的部队，兵员大都来自乡间招募，其整体素质、训练手段、技战术水平并没有太多亮眼之处。

湘军能够由湖北一路东进，攻九江、克安庆并最终攻破天京，所依赖的无非是“结硬寨、打呆仗”的长围久困之法，如此单一的战术，之所以能取得一系列关键性的胜利，不过是依托于庞大的后勤保障作为支撑。

正如前文所述，战争的结果是双方综合实力的体现，即使在太平天国最鼎盛时，其统治面积、所辖人口及税收状况与清廷相比也依然处于绝对劣势。

而天京事变以后，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实力更是呈现断崖式地下跌，这样的太平天国从长远来看，根本没有足够的实力，在针对一城一地的持续性消耗战中，与背后有全国庞大财力支持的湘军一争高下。

淮军成军时间比湘军要晚，但李鸿章立足沪上，饷银、补给均非常充裕，武器装备也较湘军更为先进，但就战斗力而言，两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

而淮军之所以能够在苏南战场上所向披靡，一是因为当时天京被围，太平天国风雨飘摇，大量意志不坚定的将领纷纷选择变节投降，让淮军轻而易举的取得胜利。

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鸿章身边还有“常胜军”这个雇佣兵团协同作战。

这支中外混成部队，虽然人数不多，但都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滑膛毛瑟枪和恩菲尔德来复枪。

尤其是军中携带的大量重型火炮，在苏南战场的数次攻坚战中，为淮军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回顾湘、淮军的既往作战经历，并不是要刻意贬低他们的战斗力，为其在随后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寻找借口。

只是这样的两支部队，都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热兵器战争的经验，对现代战争的理解以及官兵素养、组织架构、训练方法、排兵布阵都与全盘西化的日本陆军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一支仅仅是装备了近现代武器的农业时代军队，跟一支已经历工业化改造并接受西式训练的军队作战，两者之间全方位的“代差”，让1894年的陆地之争，基本上变成了日本陆军对清军的一次降维打击。

湘军：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湘淮两军，在甲午战场都遭遇了挫败，但是，失败的具体原因和两者的战场表现却有根本的不同。

甲午战争爆发前夜，湘军中的代表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彭玉麟等都已相继离世，但同为湘军元老的刘坤一却早已洞悉了日本“意欲乘隙而动”的图谋，并做好了与之血战的准备。

李光久、魏光焘等湘军中层将领，更是纷纷请战，开打意愿强烈、决心十分坚定。

协助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湘军悍将刘锦棠，更是不停上奏请战，但在出征的路上不幸病倒，弥留之际，依旧“口中喃喃指述边事”。

在民族危亡之际，湘军上下，既不乏为国捐躯的决心，也表现出了军人应有的血性。

与之对比，淮军主帅、当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却一直不愿动武，对和谈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外来势力的介入，能阻止战争的发生。

朝鲜战场的指挥官，被李鸿章委以重任的淮军将领叶志超，也曾是一员出生入死、浴血沙场的悍将，但承平日久，长期荣华富贵的生活已将其彻底腐蚀。

接到开赴朝鲜的命令，这个贪生怕死之辈，竟然托关系找主帅求情，最终还是在李鸿章“亦未必便战，何怯！”的宽慰之下，才硬着头皮上了战场。

而且湘军在剿灭太平天国之后，遭到大面积裁撤，实力大不如前，投入到甲午战场前，人员缺编严重，武器装备落后，大多数士兵还在使用“土造”枪械，与装备半自动步枪和机关枪的淮军比较起来，家底寒酸而单薄。

湘军在1894年冬奔赴辽东前线，淮军已经在第一阶段的战争中大败亏输，整个甲午战场大厦将倾，湘军亦是回天乏术。

但即使在种种不利的局面之下，热血满腔的湘军将士，仍然毫无惧意的挺近炮火前沿，以义无反顾的姿态和杀身成仁的决心，给予骄横的日军以迎头痛击。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如果要为湘军在甲午战场的总体表现盖棺定论，个人认为，“忠勇力战，绝无退却之色”将是最合适的答案。

前线清军败局已定，朝鲜半岛尽数丢失，湘军出师又晚，后勤供应也没有保障，时常处于“盼晌未到，盼粮未继，兵单不能调，炮少不能添”的被动局面。

这一切都让湘军在甲午战场付出了惨痛伤亡的代价，但他们仍然倾尽所有去力挽狂澜，更用实际行动在战火中证明了自己。

只可惜“大厦之倾也，非一木所能支”，甲午战争的结果是耻辱而惨痛的，但至少湘军将士以血肉之躯，捍卫了近代中国军人的尊严，他们不需为这场惨败“背锅”，我们也不应以战争的成败而对他们进行过多的指责。

淮军一如既往只是世界正在改变

淮军与湘军系出同门且一脉相承，太平天国之后，因为清廷“扶淮抑湘”的政策，淮军的实力已凌驾于“老大哥”湘军之上。

但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两者却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如果湘军是一如既往的忠勇，那么淮军则是彻头彻尾的耻辱，而淮军这种表现也是由于多种原因共同造成的。

首先，主和派的李鸿章寄希望于国外调停，丧失了绝佳的战备机会，其麾下许多部队都是在临战前才匆忙上阵。

其次，叶志超作为入朝陆军的统帅，本就畏敌怯战，却被李鸿章强行忽悠到了朝鲜战场，结果这位前敌总指挥在整个战役过程中，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拼命逃跑，所谓“一将无能，累死三军”，有这样的将领，淮军岂有不败之理？

另外，李鸿章在晚清官僚之中，与洋人接触较早，交往也更多，因此对于坚船利炮过于迷信，在重视军队武器装备发展的同时，却忽略了人心的力量。

在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通过大量投入改善淮军的武器装备，但对如何培养官兵的精神和意志却很少花心思，这样一支部队装备，面对大刀长矛的农民起义军也许游刃有余，但碰到装备相当，甚至更强的日寇时，就立马成了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和虚有其表的“软蛋军团”。

而即使是最为淮军所倚仗的装备，其实也与日本陆军存在不小的差距，这种差距并不在于武器数量、质量或者先进性，而主要体现在列装的统一性上。

有赖于日本工业化的发展，通过批量化的生产，并装配全军，使得其陆军从枪械到炮具再到弹药，基本实现了统一。

而淮军的热兵器主要依赖进口，清政府对于制式武器的使用又没有统一和长远的规划，因为采购途径、时间和批次的不同，造成同一部队之中，武器规格、火炮口径、弹药种类均存在诸多不同。

而规格繁多的武器，不仅给日常的训练带来了困难，更关键的是，给战场之上士兵的使用和补给都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主帅幻想和谈、指挥官贪生怕死，士兵既无斗志又没有信念，拿着五花八门的武器仓促上阵，面对的却是蓄谋已久且装备精良的日本陆军，淮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