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湘桂战役，百万国军为什么会一溃千里？

1937年的淞沪会战，国民政府70万野战陆军，最终不敌约30万鬼子兵；1938年徐州会战第二阶段，李宗仁50多万大军差点被20多万日军包了饺子；同年的武汉会战，老蒋亲自指挥的110万大军，还是被不到30万日军击败，武汉沦陷。

而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中”，日本人更是出动了史无前例的50万大军，只有对比一下才知道危险。

（副参谋总长白崇禧）

“豫湘桂战役”是国民政府一方的称谓，日本人的战役代号是“一号作战”，被东京参谋本部称为“明治维新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日军纠集了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第11军、第13军、第23军等侵华日军主力。

还从关东军调来的大批增援部队，地面兵力达到了历次战役的峰值，仅就兵力对比而言，其实客观来说，百万国军也是必败之局。

日本人内部又称此次战役为“纵贯大陆交通线作战”，也就是要打通从东北到华北、从华北再到华中、从湖南经广西最终进入越南的铁路交通线。

因为太平洋战场的水上运输线已被美军基本封锁，位于越南西贡的“南方军”司令部饿得快不行了，迫切需要补给渠道。

而海军已经没有力量翻盘了，于是日本人无奈之下，认为陆军还能打打，所以选择了打通陆地交通线。

在这条准备打通的漫长的铁路线上，黄河以南的河南省（豫）大部，尚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之下，蒋鼎文第一战区司令部就设在洛阳。

岳阳附近新墙河以南的湖南省（湘）大部，也在薛岳的控制之下，第九战区长官部位于长沙。而广西（桂）当时更是抗战的大后方，第四战区长官部所在，这都是日本人想打通铁路线，而必须新增的攻取之地，现在明白“豫湘桂战役”的名字由来了吧？

所以豫湘桂战役的战场范围非常巨大，其中河南段的战事又被称为“豫中会战”，湖南段的战事又被称为“长衡会战”，而广西段的战事则被称为“桂柳会战”，一次战役涵盖三场大型会战，规模可想而知。

按理说，日本人到了1944年已经是强弩之末，就算国军最终失利，也不应该败得太惨，结果呢？除了方先觉守衡阳有一抹亮色外，余皆一败涂地。

（方先觉）

日军出动的兵力超过50万人，新建了14个混成旅团和8个野战补充队，战马10万匹及汽车1500辆，按照当时的中日战力比，没有个150万以上的军队应战，重庆一方都很难守住上述地区。

但问题是，可以打败仗，却不应该败得如此之惨！豫湘桂战役的惨败，是老蒋都没有料到的事情，更让美国方面对国民政府的军队大失所望，间接催生了《雅尔塔密约》的签定和苏军后来出兵东北，其军事和政治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那么，已经得到了一定美援和美械的国军，为什么败得如此之惨呢？除了兵力上的对比之外，归结起来还有四大原因：

第一，国军高层的战略误判非常严重。

战争进入到1944年以后，日本法西斯的败象已露，尤其是在太平洋战场上几近崩溃，上自老蒋下至各战区司令长官，都不认为日本人还有力量在中国战场发动大规模的攻势。

在日本人紧锣密鼓酝酿“一号作战”的1944年3月间，老蒋还跑到衡山呆了两周多，期间召开了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这次会议没有研究任何日军可能发动攻势的议题，而是部署1944年的部队调整、换装和局部反攻事宜。

在老蒋等人看来，日本投降只是时间问题，中国抗战最危险最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比如第一战区蒋鼎文，换掉卫立煌之后整整两年都没有进行认真备战，加之跟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内斗不止。

所以黄河河防形同虚设，甚至连日军留在南岸的一个桥头堡（两个大队的兵力）都懒得清除，因此当日军于4月份发动突袭时，37天连丢38城，真的是一溃千里。

包括之前表现还好的薛岳，也不太认为日军还敢再取长沙，第九战区的应战准备也比较差，遂有长沙的迅速沦陷。

“天炉战法”早就被日本人琢磨透了，再加上横山勇第11军兵力充足，所以薛岳肯定要走麦城。

（汤恩伯）

第二，国军内部腐败和“等胜利”的思想非常严重。

从1939年以后，日军并没有再进行大规模的战略级进攻行动，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等等，都属于“短切突击”的扫荡式作战，也就是重创国军部队、破坏所到区域后，打了就跑。

尤其是1942年以后，这种态势更加平常，所以抗日战争相持阶段进入到深水区后，既然没有大仗可打，各战区部队驻防相对比较稳定，腐败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省边区总指挥的汤恩伯，本来抗战初期打得还可以。

然而后面几年从军人沦为了政客，每天研究怎么攀龙附凤和扩充军队，手下的兵力从一个集团军扩充到四个，战斗力却反而下降了。尤其是纵兵殃民，使“水、旱、蝗、汤”成为了河南四大灾害。

所以当日军大举杀来时，汤恩伯的四个集团军迅速崩溃，他和蒋鼎文也被双双撤职，老蒋只能以胡宗南代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率兵东进阻遏日军兵叩潼关。

其实第九战区也好不到哪里去，薛岳兼着湖南省主席，吏治很是腐败钱也没少捞，甚至还有了脱离重庆拥兵自重的念头，这都不是空穴来风。

（张发奎）

第三，重庆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矛盾日趋尖锐。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老蒋与白崇禧的关系上面，集中爆发在桂柳会战期间，当时两广地区归张发奎的第四战区指挥，广西境内既有中央军、也有粤军和桂军。

然而广西地方当局和桂军，又只听白崇禧的命令，无论是张发奎还是老蒋都指挥不动。日本投降已是定局，桂系也在拼命保存实力，尽管方先觉死守衡阳给广西争取了47天的备战时间，然而当日军攻进全州以后，桂柳会战仍然打得乱七八糟。

国军还有另外一个顽疾，那就是“各扫门前雪”，各战区从来不会积极主动配合其他战区的作战，因此豫湘桂战役开打后，第一、第四、第九战区仓促应战，本来就只有招架之功。

而且由于日军抽调兵力用于主要战场，其他防区的兵力已被稀释到最低程度，可惜的是，第三、第五、第六战区均没有做出有力配合，奉命出动进行牵制性作战时，也是出工不出力，没能从河南、湖南和广西战场上调回一个日本兵。

1944年的国民政府军，尽管坐拥600万以上的军事人员，但是从骨子里透着一股腐朽，这是由老蒋的独裁和任人唯亲所决定的。

第四，重庆军委会也缺乏有力的战略预备队。

在如此规模巨大的会战中，统帅部是必须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战略预备队的，以便在战役进行中随时加强到危险地段，然而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老蒋很不情愿地下达了滇西反攻的命令。

这样，大部分换装美械和半美械的精锐，都去滇西和缅北作战了。其中包括卫立煌的20多万中国远征军、杜聿明的昆明警备部队、以及新一军、新六军等王牌部队。

这就使重庆方面在战局最危急的时刻，拿不出来有力预备队，比如为了阻止日军在贵州的推进，不得不从遥远的第一战区、第六战区甚至第八战区抽兵救援。

同时，老蒋还不愿意抽调胡宗南的主力南来，胡部当时已经得到了相当美械，并且河防压力大大减轻，但是老蒋不肯解除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那怕西南非常危急，这一点连美国顾问都看不下去了。

而没有生力军的投入，河南、湖南和广西的战场，就只能以原有的兵力维持作战（大约是120万人，三大战区各有约40万的兵力），那么损失一部分就少一部分，最终使战局不可收拾。

豫湘桂战役从1944年4月中旬爆发至1945年1月为止，八个多月时间里国军损兵50余万，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包括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掉了洛阳、长沙、桂林等146个中小城市，七个大型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用“一溃前里”来形容并不过分。

并且如此的惨败发生在日本投降的前夕，实在令人无法理解和愤怒不已，也难怪老蒋后来三年就败亡大陆。

因为日本人的这次攻势被称为“回光反照式的一次行动”，被快死的人给揍趴下了，怎么能说不丢人呢？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