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起于武汉的偶然和必然

作为辛亥首义发生地，武汉把“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加入到自己的城市精神中。武汉也的确因辛亥革命而在全国获得了地位和影响力的加持。

有人说，辛亥首义发生在武汉是很偶然的，这么说也不算错。不过，复盘当时整个起义发生的前因后果还有形势背景，就能发现，辛亥首义起于武汉有偶然也有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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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年初开始，全国都弥漫着一种对满清政府不满的气氛，各路人马都商量着要推翻这个朝廷。其中最不满的是四川。

因为清政府把川汉、粤汉铁路的筑路权从民间收归“国有”，然后转手就卖给了英、法、德、美的4家银行去筹钱。老百姓在忍受政府多年吸血之后，终于忍无可忍。四川荣县最早宣布脱离满清王朝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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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民间的反抗运动遭到官方的强力镇压。于是，又引起了新一轮的反弹。同盟会、文学社和共进会等革命党人随后开始策划起义。

其中，孙武等革命党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随后引来了官府搜捕，革命党人于是干脆在组织被打散的情况下，约定枪声为号，起义爆发。

在起义的军事组织层面看，确实有偶然性。不过，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从来都是偶然和必然同时作用的。武昌起义也不例外。这里面有个问题能解释首义发生在武昌的必然性，就是“养兵是要花钱的，钱多的地方养兵就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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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最早可以追溯到太平天国。太平军起义爆发之后，其实清廷财政已经捉襟见肘。只靠政府财力无力平叛。清廷被迫允许地方政府铸造高面额铜钱（俗称“大钱”）来筹集经费。

各地方的铸造局开始张罗着自己铸钱，这就造成了两个方面的后果。第一是地方财权的独立，第二是货币发行由地方自己做主。而在铸钱过程中，政府部门往往需要民间机构来协办这事。

于是，民间机构有了铸私钱的操作空间，往往滥发钱币，造成通货膨胀。这对老百姓来说是灾难，但对于养兵来说却很方便。只要开动造币机器，就能来钱，有了钱就能养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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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新军很多时候要靠地方政府铸私钱来养。各地铸钱所需要的银、铜、铅等材料，大多是从云南、贵州等地购买，经武汉向外转运。

因为武汉优越的地理位置，在这搞钱容易。所以，湖北新军一直有着不俗的实力。后来被革命党所用，成为了武昌起义的主力。

这支军队最早由张之洞创办，是晚清新军中实力最强的一个。晚清时期，政府效仿西方施行军队改革，编练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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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完全不同于八旗、绿营和湘淮团练的新式陆军。编制采用了德国日本的陆军模式。装备和操练方式也全盘西化。全面淘汰了冷兵器，用上了欧洲步枪和火炮。

军事学堂中，除了培育兵法、器械、测绘、通讯、医疗、编译等必备军需人才之外，还为军队开设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等教学课程，很多军官还被派到欧洲和日本去留学。

应该说从新式陆军创立之初，就是地方大员在主导。朝廷没钱，新军征兵、筹饷、训练、军官任用等具体事务都掌握在地方督抚手中。所以新军没有效忠清廷的传统。很多时候带有地方督抚的半私人武装的性质。比如袁世凯的北洋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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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湖北新军和北洋有明显的区别。因远离帝国首都，湖北新军官兵更容易接受新思想。所以，被革命党渗透得比较严重。

加之，张之洞带兵强调将士爱国、自强、御侮，这些都成了革命党进行宣传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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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党人很多都混进了军中，宣讲世界形势和民族危机，传播民主革命道理。同时创建了新军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等革命团体，最终策反了湖北新军中的骨干成员。

最终，湖北新军推倒了多米诺骨牌。武昌起义后，全国25万新军中的三分之一迅速倒戈，点燃了全国性的革命。

（全文完，图源网络，侵联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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