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之学被替代，看汉代的儒学发展，是如何走向政治化？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强盛的朝代之一，历来素有强汉之称。从西汉到东汉，儒学的发展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它也曾有过衰微，曾在当朝统治者的打压下几近走到灭绝之地。但最终，那些大儒们还是在先秦诸子百家的经典上又发展出了新的儒学，焕发了儒学新的生机。虽然汉代的新儒学已经与先秦儒学有了相当大的差别，但终究还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最后结果如何，汉代儒学还是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走向了新的方向。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背景

1、黄老之学施行之后国库丰盈、人口众多、帝心思战。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经历年年战乱，国家财政困难，人口大量减少。国家与人民都急需休养生息，因此西汉初期一方面推崇道家黄老之学，施行无为之治。在另一方面又遵循着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

西汉初期所施行的黄老之学非常有效的解决了当时的国家财政问题和人口大量减少的社会矛盾。通过数任皇帝的努力，在文景之治时期国家财政得到恢复，国库充裕，人口数量大大提升。此时国力强盛，此时正需要一个能够带领国家开疆扩土稳固汉朝基业的武帝。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当时的盛况“至今上（景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瘐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在实行无为之治的七十多年之间，国家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灾祸，百姓能够自给自足，国库充盈，有吃不完的粮食堆积在太仓等粮仓之中。百姓手里又几乎花不完的钱，人们拥有数量非常多的昂贵的马匹。这样的财富的积累彻底刺激了汉武帝刘彻开疆扩土的野心。在这些财富的背后，刘彻看到的是青史留名，万世之功。他自认为会成为汉代最优秀的帝王。但在这之前，汉武帝刘彻首先需要斗垮窦太后，然后亲政掌握帝王该有的权利。

2、祖孙相争——政见不同之下，窦太后与武帝刘彻彼此夺权。

西汉著名大臣班固所著的《汉书》中非常明确的表现了黄老之学的本质，即“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黄老之学实际上是道家无为思想与法家刑名思想的结合。因此，推行黄老之学不只是在用道家的无为之术帮助国家和民众休养生息，另一方面也是利用律法将人约束起来，形成一个个以家庭为单位的团体，减少民众之间无谓的争斗和死伤。以此来形成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形式。充分保障了人口与财富的快速增长。严格的律法是施行道家无为之治的重要保证。

汉高祖刘邦本在入关中时与百姓约法三章，但之后《史记》记载：“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因为刘邦的约法三章并不足以惩治恶人，于是萧何就以秦法为基础又制定了九章法律。后期法制越发森严，法家在朝堂的势力极大。窦太后是黄老之学忠实执行者，她就国家的发展方针与武帝刘彻产生了剧烈的分歧，由此引发了祖孙之间的权力斗争。

建元元年，汉武帝刘彻为了在与窦太后的斗争之中谋取胜利，他下诏书“举贤良方正”希望借助儒家的力量为自己谋得政治斗争中的胜利，可惜很快就在窦太后的干预下失败。之后武帝刘彻并没有放弃，也曾数次与支持他的大臣联络，封一些儒生为五经博士，积蓄力量。虽窦太后时有打压，甚至杀死儒生赵绾、王臧也并没能扳回刘彻的心，反而使他越发的固执。

董仲舒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与武帝三次密谈，献“天人三册”于武帝刘彻，终于博得刘彻的欢心，使他决定采用董仲舒所提出的新儒学，并在窦太后死后放手施为。

二、从儒学到儒术——儒学是怎样走向政治化

1、从先秦儒学到汉代儒术的发展历程

先秦时期，孔子开创了儒家学说。这里的儒家实际意义为孔子所塑造的以“仁”作为核心思想的一种思想和学说。孔子曾周游列国，希望能找到愿意践行他的以“仁”治国的学说理念的国家和国君。然而他并没有找到，只能在晚年著书立说，收三千弟子来发扬自己的学说。儒家因这些弟子们而发扬光大，学说经典广为流传，成为一时的显学。到西汉时期，汉高祖刘邦曾重用儒生，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尊孔、祭孔的先例。

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记载：“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在汉高祖刘邦的带领下，朝堂中的王侯和重要官员们都去祭拜孔子。民间的学子们也都转向学习儒学，迎合帝王喜好。这是西汉尊儒的一点比较明显的记载。到汉武帝刘彻之时，有刘邦为其打下基础。刘彻非常容易的就将儒学抬高与窦太后所支持的黄老之学打擂台。在董仲舒提出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百家思想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以及春秋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新儒学理念之后，汉代儒学终于在武帝刘彻的扶持下从起初的普通的儒学思想、政治表面形象变为一股有力的政治力量登上了西汉的政治中心大舞台。

董仲舒将儒学进化为儒术，使其成为一种有效的治国方针策略。儒家与大一统的核心政治思想紧密的结合起来，汉代儒学走向了归顺君王，满足君主要求的政治化道路。

2、“天人三策”所代表的汉代新儒学的政治意义

“天人三策”的核心思想是天人和一与天人感应。在天人合一当中，董仲舒将天与人有机的结合起来，将皇帝说成是“天”的儿子，确立了汉代皇位的正统性和权威性。有效的解决了之前西汉皇帝们没能解决的如何解决制度伦理和权利正当性两者之间的矛盾问题。

因为汉高祖刘邦本身是个平民出身，身份并不高贵，他是通过战争手段获得了它本身并没有资格获得的皇位。这意味着刘邦本身得位不正。而他在建国之后又大肆分封诸侯王，后期又有非刘姓不封的决定。他的众多子孙后代都是王侯，如何确保皇位的正统性就成了那些继承皇帝位的皇帝们最头疼的事情了。文帝时期有淮南冀北叛乱，景帝时期也曾出现过几乎导致汉代国家分裂的七王之乱。

“天人感应”这一篇是儒家将皇帝个人的贤德与否同天象以及自然灾害联系在一起。它与“天人合一”互相进行补充，是儒家治国方略中的一部分。董仲舒以这两者为基础，提出了最符合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所要求的“春秋大一统”思想。

据《汉书》记载：“《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

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大一统是天地之间的固有定律，是人们都遵从的行为准则。现在有其他学说存在，各个学说有自己的治国方略，互相说自己有道理相持不下，思想矛盾影响国家发展。同时也会影响人们思想的统一。董仲舒提出应该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推明孔氏，表彰六经”。利用政府倡导六经和新儒学，强调意识形态上的大一统。将不是孔子的思想全部消除，不允许传播其他学说理念。要统一天下人民的思想，让其他学说走向灭绝的道路。

汉武帝刘彻虽然采取了董仲舒的天人三册的新儒学，但并没有盲目的全盘采用，而是选择“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将霸道与王道混用，外儒内法，吸收其他学说的精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是汉武帝刘彻的治国策略和智慧。

三、三纲五常的确立与推行使儒学走向世俗化

董仲舒不仅推动了儒家的政治化进程，在其他方面也提出了符合封建君主制度利益的学说，“三纲五常”就是其中的经典论述。三纲五常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都各自遵守各自阶层的礼仪规定，做好自身的义务，效忠君主，恭敬父亲。这些规定确立了各人之间的关系和应尽的义务，对人们之间相处也有详细的规定。通过三纲五常，儒家垄断了教育，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将人们引上儒家所规定的道路。它确立了中国千年来的社会生活秩序，由此使儒学走向了世俗化。为后期儒家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深刻的理论基础。

四、总结

儒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道路，到汉代时期已经从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进化为了具体的治国方略形成了汉代儒术，这董仲舒所提出的儒学也经由汉武帝的扶持走上了政治舞台。董仲舒所献的《天人三策》中最核心的思想应该是“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这二者解决了困扰汉朝多年的皇位的正统性问题。

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的具体执政方针。汉武帝刘彻尽管尊儒，但并不盲目崇儒，因此对百家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霸王杂之”。三纲五常的提出和推行将百家思想几乎完全禁锢，教育被垄断在儒家手中。通过三钢五常，董仲舒所提出的新儒家确立了中国人民往后数千年的社会生活秩序，儒学也因此走向世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