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多基因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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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PLC）是全球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根据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CR）发布的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全世界每年新发肝癌91万例，因肝癌死亡83万例，肝癌已经成为全球发病率第6，死亡率第3的癌症[1]。

我国是肝癌大国，全世界一半左右的肝癌发生在中国。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全国癌症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016年原发性肝癌发病人数居恶性肿瘤第4位（38.9万），死亡人数居第2位（33.6万)[2]，每年的肝癌发病率和病死率非常接近。

由于肝癌起病隐匿，绝大多数患者在确诊时就已经处于中晚期，肝癌的五年总生存率目前仅为14.1%[3]，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多数自然生存期不超过半年。如果能够尽早发现，患者将可以得到更有效的手术治疗，据统计早期肝癌的5年生存率可高达90% [3,4] 。

肝癌的流行特点与其致病因素的分布特征密切相关。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的《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年版） [5] 指出，在我国，肝癌高危人群主要包括：

• 乙型肝炎病毒（HBV）和／或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

• 过度饮酒；

•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

• 其他原因引起的肝硬化以及有肝癌家族史等人群；

  尤其是年龄>40岁的男性。

根据《Journal Of Hepatology》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肝硬化患者（700万）和肝炎患者（HBV携带者9000万，HCV携带1000 万）合计约1.07亿人，而NAFLD和ALD人群规模也非常庞大，国家医疗负担相当严重。

表1. 我国肝病流行病学数据

目前肝癌筛查方式主要包括血液学AFP（甲胎蛋白）检测和影像学检查。从目前诊疗路径来看[3,5]，肝癌早筛通常联合AFP和肝脏超声（US）对肝癌高危人群进行定期筛查，发现异常再进一步考虑CT或者核磁共振检查。

• 甲胎蛋白（AFP）是目前诊断肝癌应用最多的血清学标志物，但仍有近40%肝癌患者AFP持续在正常或较低水平，而且妊娠、活动性肝炎、生殖系统肿瘤、胃肠胰腺等其他消化道肿瘤等人群血清AFP也会升高[6]。

• 虽然超声（US）设备简单，价格低容易开展，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但其对早期肝癌诊断灵敏度仅47%[7]，且受肝硬化结节干扰，对操作者经验要求较高。即使联合应用AFP和超声检测，对早期肝癌的灵敏度也仅有63%[7]，仍然无法满足早期肝癌筛查的需求。

• CT平扫对于极早期肝癌（<1 cm）或密度近似正常肝实质的肝癌难以显示，且具有一定的放射性[8-10]。

• MRI虽然性能较超声（US）和CT较大提升，但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性也存在一定的天花板[10]。我国人口基数大、经济水平不足，将其作为常规筛查手段也不大现实。

肝癌早诊早治：肝癌多基因甲基化检测技术

当前，我国已有多部指南/共识将基因甲基化推荐用于肝癌早期筛查和诊断。其中，国家癌症中心赫捷院士和陈万青教授最新发表的《中国人群肝癌筛查指南（2022，北京）》[11]认为，体循环中新型标志物的液体活检手段与血清AFP比较也体现出更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包括微小核糖核酸和循环肿瘤DNA等。这些证明有良好筛查价值的血清或ctDNA可作为补充筛查技术，但尚不能完全替代血清AFP检测。

2021年由王红阳院士牵头撰写的《中国肝癌早筛策略专家共识》[3]明确指出cfDNA表观遗传性修饰检测有一定的应用潜力，可以作为个体化诊断的补充。同年，由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发布的《原发性肝癌二级预防共识》[12]中提到，有多种处于探索阶段的新型血清学分子标志物，其中包括循环肿瘤DNA甲基化等，在诊断肝细胞癌上有其特定的优势。

鹍远生物的肝癌多基因甲基化检测技术是通过MONOD®基因组筛选方法和mTitan®靶向甲基化测序技术，通过数千例样本甄选出最优的肝癌特异性甲基化区域。然后，基于mGuard®技术，高效捕捉和放大血液中微量的肝癌相关基因甲基化信号，精准识别早癌，对肝癌的发生风险予以示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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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Latest global cancer data: Cancer burden rises to 19.3 million new cases and 10.0 million cancer deaths in 2020. Retrieved Dec 16, 2020, from https://www.iarc.fr/fr/news-events/latest-global-cancer-data-cancer-burden-rises-to-19-3-million-new-cases-and-10-0-million-cancer-deaths-in-2020/

[2] Zheng R , Zhang S , Zeng H , et al. Cancer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in China, 2016[J].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ancer Center, 2022.2(1):1-9.

[3]全国多中心前瞻性HCC极早期预警筛查项目(PreCar)专家组. 中国HCC早筛策略专家共识[J]. 肝脏, 2021, 26(8):7.

[4] ESMO Guidelines Working Group.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ESMO-ESDO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follow-up[J]. Ann Oncol, 2012;23 Suppl 7:vii41-8.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原发性HCC诊疗指南(2022年版)[J]. 中华普通外科学文献:电子版, 2022, 16(2):16.

[6] AlSalloom AA. An update of biochemical marker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t J Health Sci (Qassim). 2016 Jan;10(1):121-36.

[7] Tzartzeva K, Obi J, Rich NE, et al. Surveillance Imaging and Alpha Fetoprotein for Early Detection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Patients With Cirrhosis: A Meta-analysis. Gastroenterology. 2018 May;154(6):1706-1718.e1.

[8]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 原发性HCC二级预防共识(2021年版)[J].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21, 29(3):11.

[9] 夏锋, 张大志. 肝细胞癌癌前病变的诊断和治疗多学科专家共识(2020版)[J].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20, 28(1):7.

[10] Jiang HY, Chen J, Xia CC, Cao LK, Duan T, Song B. Noninvasive imaging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From diagnosis to prognosis.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18 Jun 14;24(22):2348-2362.

[11] 赫捷, 陈万青, 沈洪兵, 等. 中国人群肝癌筛查指南（2022，北京)[J].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22, 21(8): 971-996.

[12]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 南月敏,徐小元. 原发性肝癌二级预防共识(2021年版)[J].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21, 37(3):11.

来源：基因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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