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叔衡牺牲真相

何叔衡

“宁乡四髯”（何叔衡、谢觉哉、姜梦周、王凌波）1926年于长沙。

最年长的“一大”代表

1876年5月27日，何叔衡出生在湖南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父亲何绍春，母亲在叔衡5岁时便去世了。何叔衡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弟弟。

1902年7月，何叔衡遵从父命，到县城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秀才，时年26岁，县政府让他去管钱粮，他不干，断然回乡种地兼教私塾。

1898年，何叔衡与袁少娥结为夫妻，夫妻感情笃厚，生有二男三女，二男夭折。大女儿实懿，留在家中照顾妻子的生活。二女儿实山，三女儿实嗣，在何叔衡的影响下先后参加了革命。

1909年，何叔衡受聘于新式的云山高等小学堂，他开始大量阅读外界新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率先剪去头上的辫子，还动员周围的男人剪辫、女人放脚。

1913年春，37岁的何叔衡到长沙报考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成为该校年纪最大的学生；第二年第四师范学校并入第一师范学校，在那里他与比自己小17岁的毛泽东结为挚友。后来他到长沙市的中学任教，还担任省通俗教育馆馆长。

1918年，毛泽东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何叔衡成为学会中年龄最大的成员，毛泽东对何叔衡的评价是“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13名代表出席了会议，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有28岁的毛泽东，另外一位便是45岁的何叔衡，何叔衡是当时13名代表中的年长者。

中央苏区的“五老”之首

中共“一大”后，何叔衡回到湖南，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为了掩护革命活动，他与毛泽东又发起成立了湖南自修大学，后来学校被军阀查封，何叔衡又建立了湘江学校并担任校长。北伐军占领长沙后，何叔衡担任《民报》馆长职务，还在惩治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何叔衡经化装由湖南前往上海，被派到街头作宣传鼓动工作。当时国民党警察密探在街头到处抓人，何叔衡不会讲上海话，又不熟悉当地情况，很快便被捕了。在警察局审讯何叔衡时，审讯官认真端详了何叔衡后，觉得何根本不像革命者，穿着旧式读书人的长衫，一副学究模样，看上去既老又笨，迂腐气息极浓，不像是热血青年，就试探着问：“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吗？”

何故意摇头晃脑，用抑扬顿挫地声音答道：“吾乃学者，岂能不知？共产党三民主义是也，国民党五权宪法是也！”

随后，何叔衡又讲起了《论语》，审讯官一听，便把惊堂木一拍，让何快滚！何叔衡不紧不慢地走开了。随后，审讯官又审问别人，当得知刚才放走的是何叔衡时，就派人去追，这时何叔衡早已不知去向了。

1928年，何叔衡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此时他已50多岁，仍然精通了俄文。1930年，他由苏俄经东北回到上海，任秘密救助遇难同志的全国互济会负责人。

1931年，他化装成富商大贾，经香港、广东、闽西到达中央苏区中心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检查部部长、临时法庭主席的职务。当时，在中央根据地，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5人年龄较大，被人尊称为“五老”。

后来，何叔衡因反对极“左”的肃反政策，被诬为右倾并撤销了全部职务。1934年秋，红军长征开始，何叔衡被组织决定留在中央苏区，帮助当地乡政府做动员工作。

向福建转移

中央红军主力撤离瑞金后，留守在中央苏区的最高机关是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陈谭秋、贺昌、瞿秋白5人组成，后又增加了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毛泽覃等8人，项英为书记、陈谭秋为组织部长，瞿秋白为宣传部长，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陈毅任主任。

1935年初，中央苏区形势变得异常险恶，危急关头，中央分局根据中央指示开始作分散突围的准备工作，项英派出数十人组成便衣队，由邓子恢任队长，护送已花甲之年的何叔衡和病弱的瞿秋白，还有项英的妻子张亮等去闽西，再绕道上海。

1935年2月11日，他们一行人从雩都县黄龙区井塘村启程，到达瑞金县武阳区政府后，在那里与原中央妇女部部长周月霖会合，然后继续向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长汀县四都区琉璃乡小金村前进。

小金村位于长汀县西南的群山中，留守中央的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后，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便由长汀县城转移到这一带山中。何叔衡一行人到达小金村后不久，只在那里短暂停留片刻，2月21日又匆匆离开，向东行进，越过汀江到永定县境内与张鼎丞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会合。

长汀到永定有四五百里路程，并且山高路险，沿途国民党布满了层层碉堡进行封锁，同时还派大批部队和保安团日夜进行搜山“清剿”。面对这种险境，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一行化装成贩卖香菇的客商和随行眷属，中共福建省委选调人员沿途负责护送。他们白天藏在山洞里，只在夜晚才行军，本来夜间行军是不能用手电和灯火的，考虑到何叔衡已近花甲，脚力及眼力都不好的缘故，护送队破例点起了一盏“美最时”牌马灯，四周遮上黑布，由两名队员轮留给何叔衡引路，经过几天的艰辛行军，他们冲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线，2月26日凌晨，到达长汀濯田区露潭附近。

小径村突围

一条大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条河是闽西第一条大河汀江。当时天色已渐渐发亮，他们必须赶在天亮之前越过这条大河，然后找个地方藏起来。就这样，他们相互之间搀扶着迅速渡过汀江，黎明时分到达水口镇附近的小径村。

一夜的急行军使大家饥饿难忍，于是便动手做饭。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炊烟引起了当地地主“义勇队”对他们行踪的察觉，一场灾难在悄悄地逼近他们。

“义勇队”队长范连升立刻将情报报告给了驻扎在水口镇的福建地方保安14团第2大队队长李玉。正巧保安14团团长钟绍葵率领5个中队也在此地宿营。钟绍葵得到报告后，立即下令围剿这支红军队伍，他们从三面包围过来。

当时，何叔衡他们刚刚端起饭碗，布置在村头的哨兵就与国民党交火了，他们跑到村头一看，见数百名敌军沿着山路向村子扑过来。

此时，红军护送队队长丁头牌见状，撇下这批中央高级干部及护送部队，一个人逃命去了。紧要关头，邓子恢组织大家快速突围，向村子对面的高山转移，他们还没有爬上山顶，就发现山已被敌人包围了。

他们选择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进行突围，双方激战多时，何叔衡当时手提着那盏马灯，见很难突围，他不愿连累大家，就对身边的邓子恢说：“子恢，我不能走了，我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

……当时，何叔衡59岁。

牺牲的三种说法

关于何叔衡的牺牲，史料上说法不一。1942年，谢觉哉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忆叔衡同志》一文中写道：叔衡同志牺牲的地点是福建，时间是1934年冬或1935年春，怎样牺牲的？一说“叔衡同志被俘，在瑞金到汀州道上，叔衡同志反抗虎狼士兵的侮辱，不肯走，被杀死。”

一说“被包围在山上，围者逼近了，特务员拖他走，叔衡同志说：‘我不能走了，我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掏出手枪自击而死’。”“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这话是和我说过的，且合乎叔衡同志“临危不乱”的果决精神。所以后一说是很可信的。

关于何叔衡的牺牲，1942年就有两种说法，即拒辱被杀和手枪自击。但谢觉哉比较认可手枪自击说。

1952年，谢觉哉的《忆叔衡同志》一文被揖入《湖南革命烈士传》一书，谢觉哉又为此写了一个《补记》，文道：关于叔衡同志殉难情况，现已查清楚。邓子恢同志说：“1935年2月底，我们——叔衡、秋白、月霖……被送出封锁线，护送队长某，非本地人，不熟地形，夜里走，天将晓，入一村庄休息。正在煮饭，被敌人发现，三路包围过来。知不能敌，上山逃。秋白及几个女的，坐担架，不能走，藏在树林里，被搜捕了。叔衡同志初尚能鼓起勇气走。后来，走不动了，面色全白，说：‘子恢！枪杀我吧！我不能走了，我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我要特务员架着他走。走至一大悬崖处，叔衡抓特务员的枪要自杀，特务员护枪，手一松，叔衡同志趁势向崖下一跃，坠崖牺牲了。我们走下山，不二里，过一小河，凭河把敌人打退。初不知有河险可扼，如知道，叔衡同志也许可勉强走到，不至于牺牲。叔衡同志殉难地点，是长汀县水口附近。”

这样，关于何叔衡的死又出现了第三种情况，即坠崖牺牲。是按照当时的目击人邓子恢的回忆而得，应该是最可信的。

但邓子恢就此事的回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突围中，何叔衡同志跑不动，举枪自杀，未死；坠崖时又遭敌机枪射中，中弹，壮烈牺牲，即坠崖同时遭枪击而死。此外肖三在《毛泽东青少年时代》一书中记述：“何叔衡被反革命逮捕，他拒捕被打死。”这又是一种说法，即拒捕被杀。

殉难真相

1962年4月，福建当地公安机关对直接参与当年抓捕工作的国民党福建地方保安14团第2大队队长李玉进行审讯，李玉供称：战斗结束，于羊角溪北端河边集合时，曾起（该团特务连代理连长）向李玉报告说，在山脚下阵亡一个老大……

可不久，李玉率队由水口镇返回上杭县后，该营营副李致平又向李玉报告说：水口之役，曾起报告在山脚下阵亡一个老大。据特务连士兵说，曾起带一个传令兵在山脚下发现一个老大，先搜他的身，发现有钞票，将钞票拿去后已离开几步，但一会儿又回头，把那个老大枪毙了。

这个老大指的就是何叔衡，据当时知情的人说，何叔衡一行从江西出发时，每人发港币100元，5个人的港币集中由何叔衡保管。曾起与传令兵将何叔衡身上的款搜去后，恐怕别人知道此事，就杀人灭口，然后把搜到的款分掉。

李玉还供称，当时该团“连长以上的军官都知道此事”，可见曾起向李玉的报告是假的。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为表彰该团俘获瞿秋白、周月霖等有功，“嘉奖”10万元，其中7万被当时国民党福建军政部门扣了下来，该团只得到了3万元。

按当时国民党福建省的规定，如果俘获3名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可得奖金45000元，由于曾起打死了何叔衡，所以只得到3万元，该团不少军官闲谈中说：“被曾起打掉了15000元。”

在大量的证据面前，曾起对杀害何叔衡的罪行供认不讳。并说：我们进至水稻田附近，发现一个死尸，我想搜他的身。不料，重伤未死的红军，将我足抱住了。随同我的号兵熊辉看势不佳，打了他一枪，我也打了一枪……（这个红军）没有枪，仅有刀一把，米袋一个，内有钞票……

就此，何叔衡的牺牲之谜最终告破。在何叔衡殉难的山崖处，当地的群众出于对烈士的敬仰，找到了他的遗物——“美最时”牌马灯骨架，烈士的这件遗物一直由当地群众保留到解放后。

在何叔衡遇难处，福建长汀县城南约60公里处的汀江东岸小径村旁，竖起一座3米左右的大理石碑，碑上刻着：“何叔衡同志死难处”八个大字，寄托了对烈士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