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年陈赓邀请杨登瀛到北京做客，杨登瀛含泪：首长们并未忘了我啊

杨登瀛旧照

前言

“我对党贡献甚大，绝无叛党出卖组织的事情，故请陈赓出庭作证。”

这是杨登瀛在被法院判处死刑后，喊出的一句话。在这句话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拨开迷雾，见到真章！

法庭上的呼声

1975年12月，周恩来总理病情转重，身体情况很不稳定，时常处于昏迷状态。12月20日，在弥留之际，周恩来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叫到病床前谈话。

在谈话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对罗青长提到了一些名字，其中就包含杨登瀛。最后，周恩来总理说：“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不要忘记他们！”

周恩来晚年

这个杨登瀛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周恩来总理在弥留之际，还如此惦记他呢？

听到这些名字后，罗青长十分感慨。作为中央调查部门的负责人，罗青长自然知道周恩来总理所说的这些字代表着什么。

罗青长知道，周恩来总理在党和国家的建设过程中，曾经担任着秘密战线的最高领导人，那些人的付出，周恩来总理心里十分明白。

在建国后，由于种种原因，那些秘密工作者因为与党失去联系，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有些人长期遭受了不公正压制，连普通人的生活都无法保证……

听着病床上的周恩来总理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名字，罗青长流着眼泪，不断地点着头。他也知道，杨登瀛这个人已经不在人世，剩下的也只是一份纪念！

罗青长与夫人的合影

周总理口中的杨登瀛，是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的，那一年杨登瀛58岁。

杨登瀛之所以被判处死刑，是因为他曾经在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担任过较高的职位，并且干的是特务的工作。

在庭审中，杨登瀛对审讯人员讲述了自己为共产党工作的经过。他说：

“我于1926年，由陈养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对党贡献甚大，绝无叛党出卖组织的事情，故请陈赓出庭作证。”

在审讯人员问他谁能证明的时候，杨登瀛表示陈赓知道，那时候自己的工作是和陈赓单线联系的。

陈赓和彭德怀等人在朝鲜

听了杨登瀛的讲述，法院的工作人员不敢轻易下决定，便给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陈赓写信，要求陈赓对杨登瀛的政治身份作证。但此时的陈赓已经离开云南，前往朝鲜战场了，因此并没能及时收到公函。

后来，几经周转，这封公函才到达朝鲜，来到陈赓手中。收到来函后，陈赓立即回忆了和杨登瀛联系的那些日子，并将回忆写成信件，寄了回来。在信中，陈赓说：

“南京市人民法院鞠院长：
10月29日（51）刑字5237公函接悉：关于鲍君甫之供词是否属实一事，据我所知，鲍确系1927年即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以后任伪中央感化院院长，据说表现不好，其他详情不知……仍应注意，管制为好，特此复函。
并致
陈赓 11月24日”

陈赓信中所说的鲍君甫，就是杨登瀛，杨登瀛是鲍君甫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时所用的名字。在这封信中，可以看得出来，陈赓对杨登瀛在之前为党做出的贡献，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对他后来的工作情况，也是做了客观陈述的。

庭审现场

1952年1月25日，南京法院在陈赓回信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审定，认为杨登瀛的一生功大于过，予以当庭释放。

走出法院后，杨登瀛依然做着小买卖，生活过得比较清贫。

1954年，杨登瀛连续生了两场大病，将家里的积蓄花了个精光。这样的变故，让杨登瀛的生活变得非常拮据，就连破了的屋顶都因没钱修缮，经常漏雨。

到后来，杨登瀛家里更是将一日三餐减为了一日两餐。最后，杨登瀛家连一日两餐都无法下米了，只好到政府有关部门申请救助。

有关部门经过调查，发现杨登瀛家的生活确实困难，便给他发了一点救济金。但是这些救助金依然没有让他的生活得到改善。经过再三思考，杨登瀛还是决定给在北京的陈赓和李克农写信，请求帮助。

李克农旧照

杨登瀛并不知道，此时的陈赓不在北京。在接到信后，李克农觉得给杨登瀛直接回信有些不合适，便给罗瑞卿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李克农将杨登瀛的情况，向罗瑞卿简单地做了一个介绍，并建议由公安部通知南京市公安局，给杨登瀛每月发150到200元之间的补助，以改善他的生活。

就这样，杨登瀛终于收到了第一笔补助金。这笔钱，不仅解决了杨登瀛的生活问题，还让他还了一些欠债。对此，杨登瀛非常感激。

1956年3月9日，在北京的陈赓，想起了杨登瀛，便给他写了一封信：

“君甫同志，久未通信，不知近况如何，得便来信告知。前次您说想来北京参观，我们十分欢迎，并望于3月20日前到京。旅费已嘱南京军区司令部代为设法。您何时动身，请用航空信告诉我们，以便赴车站接候。
敬礼 陈赓
1956年3月9日”

接到陈赓的来信后，杨登瀛非常感动，含着泪说：“首长们并未忘了我啊！”

陈赓和夫人傅涯的旧照

3月15日，在陈赓的指示下，华东军区司令部情报部派人将杨登瀛接到北京，住在总参招待所里。

3月16日，陈赓和夫人傅涯派人将杨登瀛接到家中，特意设家宴招待。席间，陈赓和杨登瀛一起回忆了那段共患难的岁月。

与陈赓、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交往

1893年，鲍君甫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鲍君甫的家庭比较富裕。这样的家庭，让鲍君甫可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出国留学。

1919年，鲍君甫回国，就职于上海的日本三友商社。期间，鲍君甫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

杨登瀛和夫人的合照

1924年，鲍君甫以杨登瀛的名字，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正式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这一年，杨登瀛31岁。

期间，杨登瀛居住在上海大学附近，与在上海大学执教的瞿秋白、恽代英等共产党员相识，并保持往来。后来，杨登瀛又结识了青帮的杨剑虹。杨剑虹对广东乡情看得很重，两人之间也因此往从甚密。

1926年春，在朋友的介绍下，杨登瀛认识了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发行科长的共产党员陈养山。在两人相处的过程中，杨登瀛时常教陈养山学习日语。

在交往过程中，杨登瀛和陈养山逐渐成为了志趣相投的好朋友。同时，杨登瀛也知道了陈养山的共产党员身份。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

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合影

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暴行的杨登瀛，对蒋介石的行为十分不满。不久后，由于杨登瀛对蒋介石的行为颇有微词，被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关进监狱。

几个月后，在国民党要员蔡元培等人的保释下，杨登瀛被放了出来。这件事对杨登瀛的影响十分巨大。

1928年，陈果夫、陈立夫在上海筹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侦察机构时，为了拉拢青帮，便任命在青帮的杨剑虹为驻上海特派员总干事。

在筹建过程中，杨剑虹想到了广东老乡杨登瀛，便将他介绍给了陈立夫。对此，陈立夫没有马上表态，而是通过杨剑虹对杨登瀛进行了秘密调查。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陈立夫认为鲍君甫是一个难得的特工干将，便决定让杨剑虹亲自到杨登瀛家，正式请他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在上海的侦察机构中任职。

陈立夫旧照

杨登瀛虽然对国民党反动派不满，但也没有更好的去处，便答应了杨剑虹的邀请。

3月，在一次下班后，杨登瀛像往常一样，往家里走。走着走着，在快到家的时候，杨登瀛遇到了好友陈养山。

看到陈养山后，杨登瀛想到国民党正在大肆捕杀共产党人，怕陈养山被他人认出来，便赶紧拽着陈养山回到了自己家中。

在家里，杨登瀛将自己的一切向陈养山和盘托出，并向陈养山表达了自己愿意为共产党工作的迫切愿望。

从杨登瀛的话里，陈养山听出了真诚。经过认真思考后，陈养山将杨登瀛的情况向中共江苏省委作了汇报。

得知杨登瀛的情况后，中共中央特科科长陈赓立即将陈养山找来，向他详细询问了杨登瀛的思想动向。从陈养山的讲述中，陈赓认为杨登瀛的思想基本上倾向于共产党，可以被党接受。对陈赓的判断，周恩来也表示同意。

5月，杨登瀛从陈养山处得知陈赓要见他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不久后，杨登瀛和陈赓在上海的一家咖啡馆，进行了密谈，整个谈话过程非常和谐。

最后，陈赓对杨登瀛说，要他在国民党内部潜伏下来，并设法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和租界情报机构，以获取更多党需要的情报。

不久后，在陈赓的派遣下，一个名叫连德生的中共特工成员，来到杨登瀛的身边，以助手兼保镖的身份作为掩护，开始为党工作。为了工作方便，周恩来决定给杨登瀛提供足够的活动经费，更是为他配置了一辆小汽车。

就这样，杨登瀛在明面上是国民党抓捕共产党员的特务，实际上也是共产党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的一名特工人员。

这一时期，杨登瀛总会接到陈赓给他传过来的一些共产党方面的情报和文件，利用这些情报和文件，杨登瀛一度成为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在上海的侦察机构的“侦查能手”，成绩十分显著。实际上，这些情报和文件，都是陈赓经过筛选后，选出的一些并不重要的或已经过时的东西。

陈赓的旧照

在共产党方面的配合下，杨登瀛在陈立夫、杨剑虹心中的地位逐渐巩固下来，成为了调查科内部共产党问题方面的专家，受到了陈立夫的重用。

后来，国民党调查科换了几任领导，但不管是张道藩，还是徐恩曾，都对杨登瀛非常信任。徐恩曾几乎每次来上海，都会到杨登瀛家中看望，却从来不问杨登瀛的工作，只要是杨登瀛办的，他都会一改照准。

在一次接触的时候，张道藩将一件头疼的事情告诉了杨登瀛。不久后，杨登瀛便为张道藩除掉了那个国民党内部斗争中的政敌。此举，让张道藩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站稳了脚跟，此举赢得了张道藩的极度信任。此后，两人称兄道弟，关系十分要好。

考虑到杨登瀛在国民党调查科内的特殊地位，组织上决定将田汉的夫人安娥派到杨登瀛身边，担任他的秘书，方便传递情报。

期间，为了方便共产党在上海租界的活动，杨登瀛特意和英国巡捕房探长兰普逊、帮办加同乡谭绍良建立了非常好的“合作”关系，甚至还在兰普逊的推荐下，成为了法租界巡捕房的顾问。

右一为杨登瀛

在遇到国民党特务机关和上海租界巡捕房的抓捕计划时，杨登瀛总会第一时间知道，并在杨登瀛的顾问下，一次一次将抓捕计划落空。有时候，由于消息不够及时，一些中共党员被捕，杨登瀛便亲自到监狱去救人。

4月15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和邓小平刚刚商谈完工作，便被英国巡捕房的侦探逮捕。

得知罗亦农被捕，周恩来立即意识到中共内部出现了叛徒，便立即让人告诉杨登瀛到英租界和兰普逊，进行交涉，并设法将罗亦农救出来。

接到命令后，杨登瀛立即前往英租界，以国民党引渡的名义，将罗亦农接走，并从兰普逊口中获悉了罗亦农的秘书霍家新、贺治华夫妇已经叛变，并已经提供出一份300多人的共产党员名单的重要情报，

得知这个消息后，陈赓立即派出特工人员对叛徒进行处决，并设法解救罗亦农。但不幸的是，罗亦农在被引渡后不久，便被陈立夫处决了。

任弼时与陈琮英在上海的结婚照

1929年11月，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任弼时被捕后，被关进租界巡捕房。得知这个消息后，中共特委立即指示杨登瀛进行营救。

接到命令后，杨登瀛来到租界，将一个大大的红包叫到兰普逊手里，并对他说任弼时是自己的手下，希望兰普逊把任弼时放出来。看着面前大大的红包，兰普逊非常心动，二话没说便将任弼时放了出来。

1930年，杨剑虹因青帮的内部斗争自杀。国民党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总干事的职务落到了杨登瀛的头上。为了表示对杨登瀛的信任，陈立夫亲自到上海，把蒋介石的委任状交到杨登瀛的手中。在委任状上，蒋介石亲自书写了手谕：

“特派杨登瀛在上海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

就这样，杨登瀛成为了国民党在上海特务机关的最高负责人。杨登瀛也利用关系，将自己的势力发展到上海军政各界，如上海市党部、市政府、宪兵系统，成为了国民党的风云人物。对此，陈赓在后来回忆说：

“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上是掌握在我们手中的。”

周恩来在上海

1930年4月，周恩来刚化好妆，戴着礼帽准备出去，便被前来的陈赓碰上。

在一番了解后，陈赓得知周恩来之所以出去是要和黄第洪会面，便立即劝阻。陈赓建议周恩来先不要着急去，前了解一下会面地点的情况再说。

过了一会儿，陈赓便拿着连德生送来的一封信，跑了回来。这封信是杨登瀛让连德生送来的。在信里，杨登瀛将黄第洪给蒋介石写效忠信的事情和蒋介石、徐恩曾给他的批示，以及黄第洪设法为蒋介石抓捕周恩来的事情，全部告诉了周恩来。

在杨登瀛的果断处理下，周恩来才没有被逮捕。因此，周恩来对杨登瀛一直非常感激。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将杨登瀛供出，致使杨登瀛被捕。

几年后，在陈立夫和徐恩曾的授意下，张道藩将杨登瀛保释了出来。此后，杨登瀛一家来到南京居住，在反省院担任了一个有名无权的训导员，与中共方面失去了联系。

张道藩旧照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登瀛在汪伪机关的感化院工作，表面上汪伪机关的“高级间谍”，但在暗中还是为抗日和共产党出力。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将杨登瀛逮捕。经过核查，杨登瀛在抗日战争中并没有出卖国家的利益。不久后，杨登瀛被释放。

从监狱出来后，杨登瀛没有再被国民政府任用，只好以卖香烟为生，生活过得非常艰难。

建国后，在镇反运动中，杨登瀛在南京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就是在这件事情发生后，杨登瀛为了求生，才和陈赓重新获得了联系。

终得安享晚年

聊完了过去，杨登瀛拿起酒杯，喝了一口。想到陈赓依然记得他这位特殊战线上的老战友时，杨登瀛感动的流下了热泪。

陈赓和周恩来总理在一起

见杨登瀛热泪盈眶，陈赓递过一个手帕，并询问杨登瀛现在过得怎么样，还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他帮助解决。

3月17日，陈赓又邀请了李克农、陈养山、安娥等同志，共同设宴，大家一起和杨登瀛见见面，叙叙旧。席间，大家一起畅谈了在一起工作的那段日子，都感慨万千。

后来，在陈赓的安排下，杨登瀛到医院检查了身体。期间，陈赓等人一起凑钱，给杨登瀛购买了两套解放装、一套粗呢子制服和两双新皮鞋。此外，陈赓还特意给杨登瀛买了一个大皮箱。

在北京的半个月，杨登瀛过得非常开心，不仅有老战友陈养山、安娥等人叙旧，还解决了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困难被解决后，杨登瀛的心里感到十分轻松，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显得神采奕奕的。

安娥和田汉的留影

回到南京后，杨登瀛穿着陈赓等人送他的衣服，看起来光鲜亮丽。想到自己的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忧愁，杨登瀛的脸上时常洋溢着微笑，整个人开朗了许多，经常和身边的人说说笑笑，真正过上了安乐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