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关东军炸死张作霖，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流泪长叹：一切都完了

1928年6月，初夏时分，空气中弥漫着燥热的因子。一列火车鸣着响亮的汽笛，悠悠驶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突然，铁路上爆发出一阵巨响，下一秒，火车便分崩离析，车上的人也危在旦夕！

车上的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军阀张作霖，这是一场由日本关东军策划的血腥暗杀，史称皇姑屯事件。

很快，张作霖便魂归西天。

然而，远在东京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听到张作霖的死讯后，却忍不住泪流满面，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长叹。他说：“一切都完了。”

田中义一为何如此感慨？他与张作霖之间关系如何？皇姑屯事件最终又如何收场？

这一切，还得从1927年说起。

一、矛盾丛生：皇姑屯事件的爆发

1927年，日本国内矛盾尖锐，社会处于高度的动荡之中。

这一年，日本爆发了一场全国性的金融危机，经济崩塌，民不聊生，学生运动兴起，罢工风波不停。

经济的衰颓也带来了政治的不安，4月下旬，日本政坛发生政变，陆军大将田中义一趁机上台，执掌大权。对于一位新上任的首相而言，解决日本当时所面临的困局，成为了重中之重。

在这种情况下，田中义一决定发动战争，进一步侵略中国，从而转嫁国内矛盾。

如此一来，东方会议与《田中奏折》便应运而生。

实际上，田中义一侵华的野心由来已久。他是日本长洲军阀的嫡系继承人，从涉政之初，就参与并制定了一系列的对华政策，曾经以“中国通”的身份活跃于东北及上海等地。

在田中义一心里，中国是一块决不能吐出口的肥肉，他甚至大放厥词，要将日本从岛国建设成真正的大陆国家，更要让日本的国民永久地居住在满洲之上。

趁着国内矛盾爆发，田中义一抓住机会，召开了一场以侵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他明确表达了这一届内阁的对华基调，那便是以武力干涉中国内政，率先侵占东北。而既然提到了东北，那便不得不涉及一位关键性的人物：“东北王”张作霖。

一直以来，张作霖与田中义一之间的关系就极为复杂。

一方面，两人表面上交好，有着极强的利益勾连。田中义一看重张作霖在东北的威望，企图借他之力行侵略之实，还曾在张作霖落难的时候出手相助，交往甚密。

而张作霖除了顾忌私利外，也试图在田中义一身上捞到油水，用于发展东北自身的工业，因而对其态度恭敬。

而另一方面，两人皆是政治场上的老手，自然也知道对方心里的算盘，相互顾忌与猜疑必是难免。

如此一来，张作霖与田中义一内阁间，以某种独特的方式，维系着微妙的平衡。

但是，伴随着田中义一野心的扩大，平衡最终被打破了。

在东方会议上，田中义一就提出，民国军阀割据，而近来张作霖的势头已大不如前。因此，日本政府不应该再把张作霖视为唯一的支撑对象，反而应当积极寻找可以替代的人物。

有些激进派军官甚至主张一脚踹开张作霖，最终田中义一权衡再三，才决定暂且保留张作霖的“地位”，向其施加压力，等到合适的时机再让他出局。

会议结束后，田中义一拟写了一封奏折，详细叙述了田中内阁所制定的侵略“满蒙”方针，令人发指。

而另一边，受到日方压力的张作霖也做出了反抗。

面对日本越来越深入的侵略，东北人民率先举起反日大旗，提出了“反对东方会议”与“反对满蒙交涉”等一系列振奋人心的口号。

张作霖更是不顾日本的一再反对，强行建造两条铁路线，并着手筹备修建葫芦岛港，拒绝日本在临江县设立领事馆的要求，试图以实际行动同日本争夺资源，保疆卫土。

明眼人都能看出，张作霖筹谋多年，如今是想要借势起东风，让东北大地彻底摆脱日本的控制。他的种种举动都让日本人清楚地认识到，张作霖不甘居于人下，很快便会脱离他们的控制。

见此，暗杀张作霖的计划便被提上了日程。

按照关东军的设想，张作霖一死，东北缺了主心骨，那局面必将大乱。届时，他们便能够趁火打劫，强占东北。

于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制定了详细的暗杀计划，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批准命令，日军在张作霖必经的铁路上埋伏了炸弹，制造出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爆炸发生后不久，张作霖便离开了人世。为了进一步掩盖罪行，关东军还谎称这是“南方国民政府便衣队员”所为。

但无论如何，张作霖一死，关东军的计划似乎已经成功了一半。

可是，当张作霖的死讯传到东京，首相田中义一听到消息后，却呆呆地愣在了原地。等他终于反应过来的时候，竟然泪流不止，还发出了一声声长叹，连呼几声：一切都完了。

田中义一为何会有这种反常的举动？对他而言，张作霖的死究竟意味着什么？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得先回溯当时的日本政坛。

二、纠葛不断：田中义一的长叹

其实，当时的日本政坛内部矛盾不休，内阁政府与军队的冲突日益明显。田中义一流泪叹息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皇姑屯事件并非是政府的主意，而是军队藐视政令的僭越行为。

在东北问题上，政府与军队有着颇具差别的主张。

田中义一更倾向于用经济和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只是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但武力只是底线，而非首选。

在他的分析之中，日本政府可以趁着张作霖北京政权不稳定的时候要挟他，一方面可以攫取筑路权，另一方面还能商讨东北的土地商租问题，从而满足日本对华投资的需求，振兴国内经济。

在他看来，与其动用武力破坏东北的现有资源，不如想办法扼住张作霖的喉咙，进一步控制住他，从而一步步蚕食东北。

可军队的想法却要激进许多，他们坚定地认为，张作霖绝对不会听由日本人摆布。既然控制他的困难太大，还不如直接动用武力，一杀了之。

关东军是日本的驻外军队，由他们来实施暗杀张作霖的计划，在军队看来再合适不过。

按理来说，关东军应当听命于政府，服从政府各方面的考量。但是，日本军权向来十分强大，甚至一度与立法权及行政权平行，内阁只是名义上的统帅，实际上无法干涉军队的统帅权。

尽管1913年日本政府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护宪运动，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军权，但在真正的政治运作中，军权蔑视乃至凌驾内阁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

先前，为了确保田中义一东北政策的实施，内阁政府曾下了一道死命令。政府强调，关东军没有权利私自调动部队，也不能将军队移出规定的范围，挑起战斗，更不能命令东北军缴械。

但田中义一的约束很显然只是笑话，关东军还是不顾他白纸黑字的反对，直接炸死了张作霖，简单粗暴地破坏了他先前的全部构想。

策划皇姑屯事件的河本大作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说，田中义一左推右拖，不履行奉敕命令的发出手续，害得关东军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这道所谓的奉敕命令，便是关东军先前所申请的调兵，田中义一几番推辞，为的就是拖住军队，进行制衡。

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等不到命令的关东军干脆不等了，一意孤行地以非常手段杀害张作霖，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烂摊子。

这个烂摊子，便是田中义一叹息的第二重原因。

皇姑屯事件爆发后，日本陷入了巨大的舆论漩涡之中，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要知道，这件事情性质之恶劣，可谓是前所未有。

当时，张作霖是中国东北的实际掌权者，是极为重要的政治人物。除了他以外，东北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吴俊升也在那列车上，并且被当场炸死。且不说日军手段之残忍，光凭暗杀他国政要，就足够国际谴责，令日本焦头烂额。

张作霖死后不久，国际社会便要求日本政府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批评不断，联名信写了一封又一封，彻底将日本置于不仁不义的地位。

不仅国外闹得沸沸扬扬，就连日本国内也为这件事而吵得不可开交，裕仁天皇得知此事后，更是第一时间召见了田中义一。

实际上，张作霖一死，田中义一就知道肯定是关东军干的，可是在天皇的面前，他必须帮着军队隐瞒真相。

因为一旦承认了是关东军干的，这也意味着承认了政府的无能。政府没有约束军队的能力，同样也无法称为政府。

因此，知晓真相的田中义一装疯卖傻，企图糊弄过去。

他告诉天皇，他对关东军这种不通过大本营而擅自行动的做法同样感到愤怒。但是暗杀张作霖这件事一定不是日本军队干的，而是中国自己的国民军便衣队看不惯张作霖，才想要除之而后快。

对田中义一的说法，裕仁半信半疑。

见此，田中义一马上又松了口风，连忙向天皇保证，如果这件事真的是日本军队干的，那么他一定会严肃处分陆军这种擅自行动的行为。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很快，日本高层内部就对张作霖之死展开了调查，陆军派与元老派积攒多年的矛盾也趁机爆发，站立于二者中间的，正是田中义一。

看起来，他是调查组的最高决策者，实际上里外不是人，两派都不是他能得罪起的。

张作霖死后一个月内，陆军部装模作样地审问了河本大作，准备将此事轻飘飘揭过，但实际上，所有人都对张作霖之死的真相心知肚明。

于是，在野党把握住了这个机会，疯狂向田中义一施压，甚至闹到了需要弹劾的地步。

在野党搬出了政坛元老西园寺，形成元老派势力，坚决要求彻查张作霖之死，并对皇姑屯事件的制造者加以严惩。

田中义一虽然此前向天皇许下了承诺，但实际上他有的只是空权，根本无法对河本大作等人施加惩罚。

无奈之下，为了保全自己的颜面，不受到天皇的责备，他只能选择站在陆军派这边，对元老派的提案百般推诿。

然而，让田中义一没有想到的是，他压得越狠，朝野内外要求彻查的呼声就越高。与此同时，陆军派的态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坚决。

他们甚至以作战部部长荒木贞夫为中心，组成了一个团队，专门为河本大作等人辩护开脱。荒木贞夫警告田中义一，告诉他，全陆军会赌上组织的命运来挑战他。

陆军省大臣白川义则甚至以辞职作为要挟，因为一旦陆相辞职，内阁总理也必须跟着辞职，田中内阁便真正倒台。

这一场接着一场的力量角逐，都令田中义一欲哭无泪。

不得不说，他的预感是极为正确的，对他而言，张作霖一死，便等于一切都完了。

张作霖的死让原本看似强势的田中内阁丑态毕现，这场闹剧一直持续到了1929年9月，才最终收场。

三、最终结果：田中义一的归宿

除了调停几方势力间无休止的角逐，田中义一还要硬着头皮，向天皇汇报事情的处理结果。

先前，为了维护陆军部，他曾在天皇面前撒了谎，将责任撇得干干净净。但是，随着舆论的不断沸腾，田中义一知道已经到了瞒不下去的地步。

1928年12月24日，田中义一向裕仁天皇汇报，关东军河本参谋计划并犯下了整个案件，炸死张作霖。

同时，田中义一需要履行他对天皇的承诺：在军事法庭审判河本大作，严肃军纪，并将真相公布给国内外媒体，挽回日本的国际形象。

田中义一的态度不能令陆军派感到满意。很快，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就越过田中，单独给天皇上奏，说虽然河本大作是肇事者，但出于维护陆军形象的考虑，不应该对外公开，更不能上军事法庭审判。

在积极为河本大作脱罪的同时，陆军派也将矛头对准了不令人满意的“软柿子”田中义一，开始实打实地谋划倒阁行动。

重压之下，田中义一再一次改口了。

1929年6月27日下午，他进宫向裕仁天皇汇报调查进度。然而这一次，田中义一却遵照陆军部的指示，为河本大作辩护，说关东军与爆炸无关，只是警卫的疏忽而已。

谁料，裕仁天皇一听这话，冷笑了数声。

田中义一不知道的是，天皇为了不引起宫内省与陆军的对立，早就答应了白川义则的请求，可裕仁的内心也十分憋屈，尽管知道田中义一的处境，可他还是成为了裕仁情绪最好的发泄口。

裕仁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张作霖之死这件事上，田中义一反复无常，和之前说的完全不一样。面对这种指责，田中义一哑口无言，愣了半晌只能说，自己没有任何借口可找。

裕仁天皇嘲讽道：“没那个必要了。”至此，两人对话结束。

第二天下午，惴惴不安的田中义一再次求见天皇，想要了解天皇的真实意图。原来，他是想询问天皇，弄清楚自己究竟需不需要辞职。

可这一次，天皇却干脆下了逐客令，连见都不想见他。于是，田中义一在6月30日正式提出了辞职。

就在田中义一辞职的后一天，政府宣布了对河本大作的“处分”。

日本当局以“警备责任”为理由，将河本大作停职，作为他炸死张作霖的处罚。但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所谓的处分不过是走走过场，装个样子。

一年后，河本大作的停职处分就撤销了，1932年10月他还被任命为理事，继续负责处理中国的工作。

而田中义一，在辞职后不久，就因压力过大，患急病去世。或许，在接收到张作霖死讯的那一刻，田中义一万万不会想到，张作霖的死，也为自己吹响了死亡的号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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