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一场虚有其表的骗局

文 / 徐飞

1．孟津观兵的历史启示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领大军自镐京出发东进，来到黄河南岸的渡口盟津（孟津古称），邻近部落方国纷纷前来参加会盟，史称“八百诸侯”。周武王在现场动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说自己是奉承上天的旨意，来消灭残暴无道的殷商，拯救万民于水火，希望大家都点赞支持。

动员大会结束之后，周武王宣布大型军事演习正式开始，所有将士都登上船只，向黄河对岸进发。演习中，有一条白鲤鱼跳到武王的船上，武王当场挥剑将鱼斩为两段。商人崇尚白色，武王此举表示讨伐商纣的决心。

诸侯们也都认为这是吉兆，武王却下令：“汝未知天命，未可也。”然后宣布撤兵，回老家去了。

“孟津观兵”的典故出自司马迁的《史记》，不过后世有很多学者质疑其真实性。笔者倾向于相信太史公，认为周武王的这次军事演习，是对商纣王的一次警示，你不要以为天下就没人能治得了你，你就一直胡作非为。按理说，周武王这次会盟，完全可以一鼓作气，打败商纣。但是，周武王选择撤兵，就是想逼迫纣王改邪归正，毕竟自己以下犯上，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可是，纣王听说这件事之后，表现非常的淡定，并到宗庙里说了一通“天命在我”之类的豪言壮语。此后，他依然我行我素，坏事做绝。两年后，周武王再次出兵伐商，不过这一次是来真的了。牧野一战，纣王临时拼凑起来的军队全军覆没。周武王攻陷朝歌，纣王蹈火自焚，商朝宣告灭亡。

周武王给了商纣两年的时间来改革政治，重归正道，但是对方不理不睬。这说明靠殷商体制内的自我修正已经毫无希望，只能依靠外力将其摧毁，重建一个崭新的王朝。在这两年间，包括周人在内的天下人，做到了仁至义尽、忍耐至极，直到忍无可忍、无可再忍。

笔者之所以要说这么一段上古历史，就是为了来说明晚清灭亡的必然性。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为了维持一个大一统的局面，不惜委曲求全，期盼清政府能够悬崖勒马，浪子回头。

为此，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人官僚，不惜骨肉相残，帮助清政府扑灭同样是由汉人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保住了大清摇摇欲坠的江山；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这些崛起的汉人官僚，又苦心经营，开展洋务运动，帮助清政府建立起一系列现代化的工业和军队；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汉人民间知识分子，又栖栖遑遑，四处奔走，帮助清政府开展政治体制改革，挽救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

然而，慈禧太后作为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者，为了一己私欲，贸然打断改革，残暴对待维新志士，全面开启历史的倒车。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慈禧太后和大阿哥党居然在阻断维新变法之后，又亲自导演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闹剧，最终引来八国联军侵华，一度将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庚子国难，清政府被迫与列强们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要支付给列强赔偿金4.5亿两白银，年息4厘，本息将近10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中国的关税盐税都由列强控制，作为偿付赔款之用。本来中国人民因为清政府要偿还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就已经被榨干殆尽，现在又要被套上一副更沉重的枷锁，使得中国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

政治上，各国在北京设东交民巷使馆区，使馆区及北京至大沽和山海关的铁路由外国军队驻守，大沽炮台完全拆毁。这些条款完全剥夺了中国的自卫能力——虽然清政府本来也没有什么自卫能力。

还有第十款规定，中国许多地区暂停科举考试5年，作为对士绅阶层的惩罚。士绅阶层其实根本没怎么参与义和团运动，列强此举可能是要中断清政府的人才来源，打乱清政府的官僚系统，以便更容易控制清政府的内政外交。

如此奇耻大辱，几乎与亡国无异。八旗才子宝竹坡痛哭流涕：“兵车顷刻变衣裳，天下纷纭赖一匡。战本危机端已启，和原美事患难防。已无余地军仍退，胜有虚名国未亡。回首周京四千载，几同白雉贡炎方。”签订条约的李鸿章更是在两个月后，吐血而亡。

慈禧知道自己闯下了弥天大祸，开始借变法的名义，试图挽回九死一生的局面。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西安行辕向北京内阁发布一纸变法诏书，宣布要“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实行新政。

在这份诏书里，慈禧还不忘发泄对康有为的刻骨仇恨：“康逆之祸，殆更胜于红拳，迄今海外逋逃，尚有以‘富有’‘贵为’等票诱人谋逆，更藉‘保皇’‘保种’之奸言为离间两宫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局势都败坏到这般田地，她还要公开辱骂康有为，没有一丝悔改之意。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在维新变法之前，孙中山就已经开始在海外组建革命党了。而康有为还对大清朝抱有一丝幻想，还在想着拯救大清的江山。

这份变法诏书的诚意究竟几何，正常人都能掂量出来。可是，就算慈禧太后真的有心要重整旧山河，请问中国人凭什么还要给你时间呢？周武王只给了商纣王两年的时间，当时的中国人却给了清王朝半个世纪的时间。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在清政府的体制内无法救国救民，这个体制确实积重难返，无可救药。庚子国难，更证明了这个死亡诊断书的无比正确。

此时，无论慈禧有没有变法的诚意、决心和力量，中国人民都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给她这个机会了。

2．毫无诚意的新政

诚然，清末新政在内容和范围上，确实牵涉面很广，已经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而且，新政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大量出现，培养了成千上万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经济领域，慈禧的新政策的确有力促进了中国社会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多元经济发展。

笔者在此不一一罗列各项新政政策的项目，以及实施之后的效果。其实，当时新政到底能不能被信任，完全取决于它的核心项目——预备立宪。所谓立宪，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把所有的权力都关进笼子里。立宪之后，自然就会有法治，有了法治，就会有程序正义。

例如，戊戌六君子遇难，就是一个典型的不按程序出牌的结果。慈禧下旨给戊戌六君子定罪，说明起诉权不在刑部手上，而在她这个实际统治者手上；不审而诛六君子，说明最终裁定权也在她这个实际统治者手上，而不在刑部手上。她这个实际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地杀六君子，那自然也可以为所欲为地去鼓动拳民杀洋人和教民，也可以为所欲为地在英国抓捕孙中山。

人无完人，最高统治者为所欲为的结果，就是决策失误的概率会大大提高，从而给国家带来难以想象的祸患，庚子国难就是血的教训。因此，立宪是根本。如果立了，说明清政府确实是真心实意地在推行变法；如果不立，说明清政府就是在借新政来欺骗全国的人民群众。

虽然前文说过，中国人民已经没有必要再给清政府洗心革面的机会，但是由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在起义的地点选择上有战略错误，因此清政府又苟延残喘了10年。不过，清政府并没有真的珍惜这最后的时间，反而对承诺的立宪一拖再拖。1908年，清廷才颁布《九年筹备清单》和《钦定宪法大纲》，计划用9年时间完成正式立宪的准备工作。请注意，9年的漫长时间，还只是做“准备工作”，天知道“准备工作”做完之后，还需要多长时间来实施呢？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一部分学者对清末立宪持肯定的态度，认为这不是一个骗局，而是一个具备了以宪法和法律限制君权的君主立宪制度为最基本特征的举措，初步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的主权在民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三权分立原则和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是立法权属于议会和君主的二元制君主立宪的宪法大纲。这一切肯定的前提，都建立在“实事求是地分析九年预备期的内容及实施方案”上。

问题是，我们不能因为创业者的商业计划书做得好，演示PPT做得很酷炫，就认定这个项目将来能在纳斯达克上市。从清政府事后的一系列所作所为来看，我们实在看不到它真的想将宪法大纲落实的诚意。

首先，清政府放出这个预备立宪方案的同年底，光绪皇帝和慈禧一前一后去世了，由年仅两岁的溥仪继位，并由溥仪的父亲、光绪的弟弟载沣监国。载沣一上台，就说袁世凯有足疾，把他赶回老家河南养病。

有人说，载沣是为了给光绪皇帝报仇，如果不是你袁世凯告密，光绪皇帝能被囚禁？且不说袁世凯告密是不是导致光绪皇帝被囚禁的原因，就算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载沣真的有必要着急忙慌地报复袁世凯？其实，载沣无非是觊觎袁世凯手中的权力，袁世凯作为汉族官僚，确实威胁到了八旗贵族集团的特权。

袁世凯固然不是什么正面人物，可袁世凯的离去，反而削弱了清政府稳定局势的执政能力，加剧了清政府高层的分崩离析。罢黜袁世凯，也说明载沣的主要心思都放在权斗上，根本就没有认真对待预备立宪这件事。

其次，立宪派曾在1910年发动三次国会大请愿活动，要求清政府迅速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都被清政府以“预备既未完全，国民智识程度又未画一”等理由予以拒绝。后来，清政府实在不胜其烦，就宣布1913年召开国会。请愿的各省代表们当然不满意这种敷衍，准备继续请愿，结果被清政府强制遣散，押解回籍。

清政府不知道，这几次请愿都是立宪派对清政府预备立宪诚意的试探。从此之后，立宪派将不再听信清政府的花言巧语。立宪派代表人物张謇的儿子张孝若回忆说：“即此平和中正渐变的改进，总算替他们（清廷）设身处地计策万全，也都没有见诸实行，完全成了纸上空谈的泡影。我父个人，固然是异常的失望，而大清的运命，也就和秋后的残叶一般，渐渐地离开本枝了。”

最后，清政府在1911年成立责任内阁，13名内阁成员中满族占9人，而且都身居要职，汉人只有4人，都在清水衙门。这是一个极其愚蠢的安排，当时革命党一直在广为宣传排满兴汉的民族革命纲领，清政府不但不予以反驳，反而用这种内阁来刺激汉人的不满情绪，等于是为革命党的事业摇旗呐喊。这9名满族成员中，有7人出自皇族，这个内阁又被称为“皇族内阁”。

各省咨议局及立宪派纷纷反对：“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公例，失臣民立宪之希望。”资政院总裁世续上奏抗议：“皇族内阁与立宪政体有不能相容之性质。”以上种种，说明清政府并没有真的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诚意，载沣一伙纯粹是在忽悠。

美国总统林肯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你可以欺骗所有人于一时，也可以欺骗少数人于永久，但你不能欺骗多数人于永久。”当清政府的谎言被揭穿，连立宪派都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开始支持革命党人。1911年，梁启超在《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中说：“徒以现今之恶政府为之梗，我国民不并力以图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无论建何政策立何法制，徒以益其敝而自取荼毒。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迎刃而解，有不劳吾民之枝枝节节以用其力者矣。”

就连载沣自己，也意识到情况不妙。1911年，他在请辞监国摄政王之位时坦言：“自摄政以来，于今三载，用人行政，多拂舆情，立宪徒托空言，弊蠹因而丛积。”连摄政王都这么说了，如果还有人相信预备立宪的话术，那只能说明此人无可救药。

虽然清末新政没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有一个政策倒是值得拿出来单独说说，那就是1905年9月2日清廷下诏立停科举，废除了从隋代起绵延了1300年的科举取士制度。严复曾称科举废除是“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其重要性不亚于春秋战国时期废除封建制和井田制。不过，这个“举动”没有给清政府带来什么好处，反而促成了它的毁灭。

（本文选自徐飞所著《帝国的崩塌：从甲午海战到辛亥革命》，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