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思想史视域中的“李约瑟难题”：思想与科学在欧洲觉醒的原因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提出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个问题被学界称为“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之谜”暗含着这样一个论断：近代的思想与科学率先在欧洲觉醒有“人种”或“文化基因”方面的优越性。

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证明中国人比起西方人缺乏科学精神及实践，言下之意是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保守落后。

直白地说，中世纪欧洲思想与科学的觉醒，从历史的高空来看，基本上是一个偶然性大于必然性的现象。

如果不是基督教逐渐地加强了对世俗生活的禁锢；

如果不是蒙古人的入侵和黑死病的爆发导致欧洲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

如果不是教会力量的加强和君主王权对城市和商业发展的控制力的削弱；

如果不是平民百姓在衣楚光鲜的背后发现了神父们、贵族们那些贪婪和纵欲的丑陋现象；

如果不是由于阿拉伯人对亚里士多德的偏爱而将希腊的哲学与科学成果无意中传递给了欧洲人；

如果不是阿奎那企图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方法去证明上帝是的确存在的；

如果不是伊斯兰教的扩张将欧洲人围困在欧洲大陆的一角；

如果不是有达·芬奇和罗吉尔·培根这两个羁傲不驯且才华横溢的人敢于挑战教会的权威……；欧洲可能会仍然处于缺乏知识和科学的状态——在思想和科学觉醒之前他们的那个智慧上处于蒙昧、黑暗的状态。

这么多的如果说明着两个问题。

第一，思想与科学的在欧洲的觉醒这本身不是必然的。

我们不能说选择基督教作为欧洲人的一种信仰体系，是欧洲人聪明的一个证据；相反，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在将基督教作为自己的信仰体系后（从325年尼西亚会议算起）的1000年内，基本上是一个失败的社会。

我们不能说蒙古人的入侵、穆斯林的压逼和黑死病的爆发，是欧洲人自己可以选择的事情，他们可选择的是阻挡蒙古人、抵制穆斯林和防止黑死病，但他们并没有做到这一点；相反，在蒙古人、穆斯林、黑死病的打击下，整个社会几乎崩溃。

教会力量的加强以至于形成对社会生活的严酷禁锢，并不是欧洲人所乐意的，欧洲人总是说那段历史是一个黑暗的世纪，就是明证。

而君主王权对城市和商业发展的控制力的削弱，并不是欧洲的君主、贵族和平民之间进行社会协商后形成的一种局面；相反，长期存在的贵族－平民社会结构的瓦解，是在贵族们无力再保持对觉醒的农奴的控制前提下，因城镇的自然形成引起的由财富欲望而滋长的一种破坏旧结构的力量所致。

至于神父们、贵族们那些贪婪和纵欲的丑陋现象，在任何一个存在僧侣和贵族的社会都是存在的，平民百姓发现这种丑陋现象是迟早的事儿，发现之后自然会不满和失望。

至于欧洲人对1700年前（14世纪时）亚里士多德时期希腊哲学与科学成果的忽视，恰恰说明，在日耳曼欧洲人的经验中，哲学和科学，相比于财富和掠夺，是多么地无足轻重。

阿奎那要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去证明上帝是存在的，也不能说明欧洲人天生具有聪明的头脑和严谨的思维，因为每个民族都有头脑异常聪明的人，且善于去论证自己所信奉的真理一定就是真理，倒是阿奎那的论证方法无意中将上帝证明为一种现象，这个现象其实在所有民族的崇拜体系中都存在着：没有至高无上的神，就不会有虔诚的信仰。

罗吉尔·培根和达·芬奇这两个人的出现，是欧洲人的一种幸运，欧洲还幸运的出现过约翰·胡斯和布鲁诺这两个人，只是由于后两个人对教会权威的挑战晚于前两个人而被烧死了而已，唯一的差别是，达·芬奇会作画，约翰·胡斯不会，罗吉尔·培根活在哥白尼之前，布鲁诺活在哥白尼之后。

在人类众多的思维倾向中，有着这样的一种倾向，那些成功者一定有必然的原因，那些不成功者一定也有必然的原因。即使是偶然成功的事儿，也是因为它成功在那种偶然上。

我们常说“碰巧”如何如何，言下之意，这个“碰巧”就是原因。

当我们不用“如果”和“碰巧”来理解一种现象，而是用“分析”和“说明”来理解同样的现象时，所有的现象背后便是深藏着的“必然”了。

这实在是一个必须小心去“说明”的一种现象。特别是对欧洲近两百年来在思想和科学（还有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人们总是相信它有着深刻的“人种”或“文化基因”方面的原因。

人们也常用“文艺复兴”解说欧洲人之所以强势扩张的原因，而不用“社会结构重组”来说明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复兴”意味着优秀文化的必然性，而“重组”则是对不确定的一种尝试性选择。

而我们在这样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忘记了人类之间的交往是受活动空间和活动能力限制的，这一最客观的事实时，孤立地看待问题，往往会将“必然性”置于事实之上。这已经不仅仅是思维倾向的问题了，而是掺杂了心理倾向。即我们是如何“分析”的，一定与我们是如何“想”的有关。

而如何“想”的问题，本质上与经验有关。也就是说，如果经验告诉我们这样“想”是对的，那么，我们一定会这样“想”，那怕是想到了这样“想”的那个反面，也是一样的。而经验，从来都与生活的现实有关。

所以，我们今天面对这个问题所产生的困惑，与欧洲人在深处黑暗之中，而对黎明何时到来还没有确切概念的中世纪，是一样的。

那时的欧洲人，“上帝”是生活的主宰，想一想那些上帝未主宰或暂时无法主宰的地区——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富庶的萨菲帝国、庞大的莫卧尔帝国、繁华的中华帝国，必然会产生上帝的子民和非上帝的子民之间有何区别的心念，而这是得到法国人证明的。

1756年，当法国驻君士但丁堡大使宣布法奥同盟成立时，却得到了草率无礼的通知：奥斯曼帝国“对一头猪和另一头猪的联合”不感兴趣。

曾在欧洲引起过重要争论的“唯实论者”和“唯名论者”之间，关于细节与本质的理解分歧，重又出现在今天的现实之中。比如，中世纪之后出现的“人权”和“自由”这两个名词，是代表着“人的本质”呢，还是如唯名论者所主张的那样，“人权”和“自由”只是可应用于人的社会状态的一种名称，名称之外并无其他？

第二，“如果”包含着对原因的判断，但不表示对原因的肯定。

“如果”事项下的陈述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指已经发生的但发生的那些事项所必须的描述不是本质；另一种是基于对已有“名称”存在的肯定、而对是否必然发生名称所表示的事项的一种判断性预期。

比如“人性”问题，小偷上街打荷包，那是需要技术的，技术不精失手被人逮住，主张“人性”本善的人，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你（小偷）怎么能学怀呢？言下之意，如果小偷没有去偷，就不算是坏人，而偷东西肯定不好，但知道不好还去偷，是因为学坏了，实际上假定人性还是好的，所以，在做了这样一个判断之后才来决定如何发落的问题；而主张“人性”本恶的人，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你（小偷）怎么能这么坏！所以，必须惩处，这里也包含着一个对“人性”的判断，就是说小偷本来就不是好人，为什么？因为“人性”中有为恶的成份，人人都有这种原始的犯罪倾向（拿撒勒的耶稣就这样认为），不是小偷的人只不过是没有去偷而已（一种假定）。

主张“人性”本善的人，在考虑小偷上街打荷包这件事的时候，他使用“如果”时，表示的是对“人学坏”这一现象的谴责，而不是对人性的判断。而主张“人性”本恶的人，同样情况下使用如果时，不是对“人学坏”这一现象的谴责，而是对人性的判断。

所以，欧洲人使用“科学”一词，是对不科学的一种判断，而不是对科学本身的判断；

使用“民主”一词，是对不民主的一种判断——因为中世纪之前贵族是不会对平民和奴隶讲民主的，而不是对民主本身的判断；

使用“自由”一词，是对不自由的一种判断 ——因为中世纪之前雅利安人及日耳曼人治下奴隶和农奴是没有自由的，而不是对自由本身的判断；

使用“人权”一词，是对不尊重人权的一种判断——贵族是不需要对奴隶和农奴讲人权的，而不是对尊重人的权利的判断。......

当贵族们（还有正在成长的年轻的教士们）不再能够像以前那样，可基于世袭的权力而享有占有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的优势时，便要提倡科学、自由、民主和人权了，因为这些“名称”而不是本质，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力量和新的规则,来恢复对欧洲社会及平民的控制——尽管平民也从中得到了自己所要的东西。

如果你认为这样说的道理还不够充分，那就请我们一起来理解这样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当已经十分熟悉科学、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概念和思想的欧洲人，十五世纪末来到美洲大陆的时候，干得的却是奴役、掠夺和杀戮的勾当，甚至将贩卖黑人奴隶的勾当一直干到十八世纪，难道人类的黑人弟兄自愿放弃自己的自由和人权了吗？

我们这样说，只是在陈述一项事实，而不表示我们反对“科学”、“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概念和名词，以及这些名词所衍生的思想。

恰恰相反，正像欧洲的“唯名论者”最终战胜“唯实论者”所习惯的那样，所有这些名称和概念，已不仅仅是欧洲人的专利，而是已经属于全人类所有；只不过欧洲人的实例，不见得就一定是美洲人的实例、非洲人的实例和亚洲人的实例。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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