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两宋通判与孔目制度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之一，两宋长达三百年的存在时间对整个中国的影响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它的存在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上是一颗明珠，其经济与文化发达程度位居世界前列，就算是直至如今，它的许多政治遗产也值得探讨，足以为现代文明的建设提供一定借鉴。而在两宋的诸多政治制度当中，“通判的”和“孔目”的出现便可以说是其独特的创设。虽然这两项制度最终并未使宋朝得以强盛，但其中所蕴含的道理却是无比精彩的。一、宋朝的独特环境催生了相应的政治制度1、唐末五代以来朝纲崩坏的结果自唐朝灭亡以来，中国大地再度陷入了一种战争频发、军阀相争的混乱局面。除了少数如后蜀这般注重于休养生息的政权能够少些战乱以外，其他地区早已是被战争摧残得不成样子。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以及后周五个较大的势力，其余诸如南汉、南唐、吴越、南楚等政权则盘踞于中国其他相对来说较为偏远的地区。值得一提的是，也正是在这期间，后晋的建立者石敬瑭为了自保，以燕云十六州和中原王朝的声名为条件，换取了契丹对于后唐政权的进攻，从而为后面两宋在军事上面的孱弱埋下了伏笔。如此频繁的政权更迭速度，如此频繁的战争，自两汉以来传承下来的君臣纲常伦理制度遭到了非常强烈的冲击和破坏。对部分皇帝来说，拥有实权的将领和大臣不再是值得自己信任的人，需要时刻提防以防止他们发动叛乱。

对部分大臣及将领来说，皇帝只不过是一个现如今实力更加强大的军阀而已，其本身并无特殊之处，只要自己实力更加强大，为何不能是自己当皇帝。此种情况正如后晋将领安重荣所说：“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耶！”可以说，在混乱的现实面前，皇帝那张充满神圣性和虚伪性的面孔被彻底撕碎，谋朝篡位、地方叛乱的事情因此屡见不鲜。作为谋朝篡位本身的实施主体，宋朝统治者对这一思想有着更深的感受，也更加迫切地想要实施手段以防止手下的人效仿自己、来上另一出陈桥兵变。因此，自宋朝建国开始，其统治者对于权力的渴求与掌控程度相比以往历朝历代来说也变得更加强烈。

在这种情况下，在沿袭唐朝大体政治的基础上，宋朝又针对本朝的具体情况做出了一些改进，其最为明显的便是对于相权的削弱，使其仅能负责行政职能。其余诸如三司、枢密使等机构同样如此，要么是起到互相牵制的作用，要么是将前朝部分拥有较大权力的职能分割开来，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宋朝皇权的稳固性，通判与孔目便处于这样的环境当中。2、对地方势力的限制与监管是宋朝统治者眼中的重中之重对宋朝统治者来说，唐朝之所以会走向灭亡，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难以解决地方藩镇拥兵自重的问题，而事实上这也确实是导致唐朝灭亡的重要原因。自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府对于地方藩镇的控制能力便大幅度削弱，尤其是河朔三镇，基本就是以一种半独立的形象出现。

虽然在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与社会环境之下，唐朝中央政府依旧研究出了一套能够以自己为主、藩镇为辅的政治模式，但随着黄巢之乱的方式，这一套模式的运行基础也被彻底破坏。因此，在黄巢之乱发生后不过三十年左右，曾经辉煌一时的唐朝便在身为宣武军节度使得朱温手下迎来自己生命的终结。另外，前文已经说到，唐朝灭亡后的五代十国是一个相当混乱的世界。在各种军阀混战的情况下，当时的社会当中尚武之风无比浓烈，武将因此往往成为危害统治的不稳定因素。

直到宋朝初年，即便宋太祖赵匡胤深知武将的不安分，但迫于战争的形势，依然不得不对他们展开重用，就算他们在行事上多有放荡也不例外。因此，当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平定、被纳入宋朝的统治范围之后，宋朝统治者便立即着手削弱武将，“杯酒释兵权”便是一个最为著名的例子。与此同时，宋朝制定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政策，再度从思想层面极大降低了武将的社会地位，最大限度地剪除了地方拥兵自重局面的出现。除了从军事层面针对武将来进行考量外，知州这一官职的出现也是宋朝统治者的重要手段。还在节度使制度仍然存在时，宋太祖便已经下达了地方各州刺史可以直接向朝廷汇报工作的命令，其目的就是将地方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此后随着时间的发展，尤其是在“崇文抑武”的治国政策确立以后，朝廷开始从中央直接向地方派遣京官来接替当地刺史的职务，他们也因此被称为知州，地方刺史则不得过问与插手知州的事务，并逐渐转变为一种武官中的一种迁转之阶。从以上政策我们可以知道，宋朝统治者对于地方掌控是无比严格的，“通判”便是这种要求之下的产物。二、通判与孔目在宋朝政治当中具体职能的发挥1、通判的出现是出于监督地方的需要通判，一种就任于地方州府，担有监督地方长官、水利、粮食运输、法律诉讼等诸多职能的官职，最早便是出现于宋朝。而在以上的所有职能当中，对于地方长官的监督则是通判最为特别的职能。

一方面，通判本身是属于知州管理，算是地方上的二把手，并且具有相当程度的实权。另一方面，通判是由中央朝廷直接委命于地方，具有强烈的监督性质，到了南宋时期这一职责更是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从这里来看，通判和地方知州的关系倒是与汉朝时期刺史与地方太守的关系有些许相像，都是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管理所独创出来的政治制度。知州本身就已经是宋朝统治者为了防止地方独立而设置的官职，现在又专门设置一个通判来监督知州，宋朝统治者内心当中危机意识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通判存在的情况下，即便知州仍然是地方上的首席长官、官阶要高于通判，但如果没有处理好与通判之间的关系，同样会对其造成不小的麻烦，有效杜绝了知州任性妄为的现象。除了防止地方分裂外，通判也能够顺便起到整饬吏治、防止腐败的作用，所能够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另外，就任于不同地区的通判之间在官阶上有着较大区别，如直隶州的通判为从五品和正六品，散州的通判则为从七品和正八品。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所熟知的爱国诗人陆游便曾担任过隆兴府通判。

2、孔目对于处理地方政务来说必不可少相较于通判来说，孔目的出现时间要更早一点。在唐朝时期，孔目便已经出现于历史舞台之上，此后直到宋朝之时继续得到了发展。最初阶段，孔目其实并非由中央政府任命，而是由地方长官自己培养和委任，从而为其处理包括法律、经济等一系列事务，可以算是地方长官的心腹人物。而在一些经济更为发达、所管辖疆域更为广阔的地区，孔目的数量甚至可以多达两三个，对于地方行政事务的运行来说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直到北宋时期，或许是发现了孔目这一职务本身的重要性，北宋中央政府开始由自己来为地方政府任命孔目，其目的也与前文所说的一样，就是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管控。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孔目这一职务所能拥有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同时它也得到了进一步细分，大致分为了三种。第一种用来裁决案件、管理诉讼事务；第二种用来管理账目；第三种则是掌管人事变动。不同的孔目对应掌管着不同的事情，共同维护着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转与促进地方的发展。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情况，知州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弱，尤其是在法律层面。包括先前所提到的通判在内，能够对地方法律事务进行管理的人员就总共有三个，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某一人利用手中特权来徇私枉法以谋求利益的情况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通判和孔目的出现是宋朝讲法治与吏治有效结合的表现。

三、总结总的来说，宋朝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权力制衡的局面，与宋朝统治者本身所面对的政治格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是唐末五代以来在思想上所出现的朝纲崩坏，还是先前地方势力过大而造成的地方割据，都为宋朝统治者敲响了警钟，迫使他们在中央集权一事显现出更为坚决和彻底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通判和孔目乃至于他们所制衡的知州，便出现于历史舞台之上，成为宋朝中央政府用以控制地方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也正是在这一过程当中，法治与吏治结合体现出来，成为宋朝的一大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