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贝岭，一个装得下深漂三代人的地方

今天的黄贝岭，更像是一个历经沧桑巨变后，大隐隐于市的高人。

650年历史的黄贝岭村，比深圳墟还早了300年。这里是深南大道的起点，承载过特区最早的繁华——许多港商在内地的第一笔投资，深圳的第一个别墅区，早期风味各异的粤式酒楼……

往事隐入尘烟，如今走在凤凰路上，总有种回到90年代的恍惚。 修鞋、修自行车、针头线脑的小生意，还在不紧不慢地做着；东莞婆60岁了，和30年前一样，每早雷打不动地从东莞坐车，带着青菜、水果到华丽东村出摊；楼梯斑驳、窗栅生锈的老式居民楼下，大人孩子歪在躺椅上，享受夏夜里的一点凉风……

不远处的黄贝岭村里，生活在村巷的狭缝里徐徐行进。透过一楼敞开的门窗，能看见房间里塞满了双层床，挤着老老小小十几口。这样的生存方式，在村巷中并不鲜见，扎不下根，也至少不会被时代洪流卷走。

可能这就是老城区的弹性，谁到了这儿，找个容身之所，或谋个出路，相对城市的其他地方，要更容易一些。

市井生活，人情味道

几百米外，深南路上风云变化，这里像是掉进了时间的缝隙。除了早晚时分，那些脚步匆忙的上班族，凤凰路、黄贝路的注脚，似乎还停留在90年代。

华丽路上的老居民，无人不认识东莞婆。

东莞婆姓刘，她的菜档开在路口的烟酒商行里。商行的生意也是五花八门，除了烟酒、饮料生意，门框上还挂着奢侈品回收的招牌。

28年前，东莞婆的菜摊摆在了这一片，不刮台风不下大雨，附近的人都能看见她。深圳是特区，价格能卖得上去，能赚到的钱，怎么也比附近村镇上多。早些年她的菜档摆在路边，被城管东追西赶，便在商行里租下一块地方。

东莞婆占了商行两平米的地方，荔枝、番石榴、黄皮等水果摆在地上的塑料筐里，几盒自家做的艾叶粿挤在中间。番薯叶、丝瓜这些蔬菜，直接摊在了玻璃柜台上。菜和水果有些是自己家种的，有些是邻居家种的，仔细瞅瞅闻闻，还带着田间地头的新鲜劲儿。

每天早上，东莞婆拖着这些东西，从东莞上车，一个小时后到达华丽路。车是同村8个老乡一起包的，每天150块，有人的摊位摆在福田，有人摆在东门，有人摆在鹿丹村……

从30岁出头到现在，附近买菜的人，叫了她几十年的“东莞婆”。今年她60岁了，四个孩子除了最小的女儿，其他都已结婚。这份营生做到现在，她还没有停下来的打算，“习惯了，闲不下来”。

这条街上，东莞婆的熟人多得很。开猪肉档的老哥，把电动车停在菜摊前，两个人用口音浓重的家乡话，聊着猪肉的价格。老哥骑着电动车走了，一个中年女人又走了进来，站在她旁边不紧不慢地聊着闲天儿。

在这一片，像东莞婆这样的小营生不胜枚举，有些窝在老旧小区里，有些像东莞婆一样，栖身于熟人的店面下。靠着老交情与熟面孔，在街头巷尾的夹缝间谋生计。

36年历史的华丽东村里，补衣店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退休前在服装厂做打版师，5、6年前她租下一楼的老房子自住，月租3000块。

在门前支起一台缝纫机，她的裁缝生意便做了起来，最开始她做衣服，渐渐她觉得麻烦，只接修补衣服的生意。 门前的老树下，摆着几个塞满蔬果的塑料袋子，那是她的另一份生意——生鲜团购团长。

华丽路与黄贝路交叉口的米粉店，狗子冲着行人吐舌头。

站在黄贝路上，隔着小区院墙上的栅栏，和院墙里的健身器材，缝纫机上方那块“修补衣物”的小牌子，倒也看得清楚。

华丽东村对着黄贝路的一楼老房，家家户户都有生意。和补衣店一样，顾客只能先从小区大门进来，才能光顾这些生意。

放暑假的孩子，三三两两地在店门前穿梭玩耍。这些生意当中，大的门脸有理发店、按摩店、五金店，小的也就三、四平方米，挂个牌子，零零散散地摆些货品。

小生意能小到磨剪子、擦皮鞋、修雨伞，招牌上写着电话，多数时候你也看不见老板，有些待在里屋，有些坐在了隔壁店里打发时间。只有等太阳落下之后，老板、老板娘，还有孩子们，才会坐在店门前的桌子上，吃饭、纳凉、打牌。

夜色降临，归家的上班族身影匆匆，还带着地铁或写字楼里的紧绷与倦色，像是一阵急来的风，在不紧不慢的湖面上卷起涟漪。

坐在店门前，透过小区院墙格栅望去，黄贝路另外一侧，是深圳最早的别墅区怡景花园，看起来发旧的小楼群，隐在苍翠的绿荫丛里。繁华老去，市井依旧市井。

黄贝岭村，三代人的落脚地

从行政划分上看，黄贝岭社区极小，所覆盖的区域与黄贝岭村相差无几。这块地方，最新的楼群是深夜东岭，它也是黄贝岭村旧村改造的成果，挤在黄贝岭上村、中村、下村的低矮民房中间，显得鹤立鸡群。

黄贝岭村是深圳最老的城中村之一，可以追溯到明洪武二年。清末年，黄贝岭张氏与香港新田文氏结下世仇，争端激烈时，两个家族拿土枪交战。在新田的土墙上，今天还能看到密密麻麻的枪眼。到了大逃港时代，许多村民为了讨生活，顺着深圳河又偷渡至香港。

历史、地缘等缘故，使得今天的黄贝岭村，居住人员多元而复杂，除了原住民，600多名香港籍居民长居于此。高档住宅深业东岭，也吸引了不少城市高收入者。当时，数目最大的，还是农民房里形形色色的租客。

炎热夏夜里，深夜东岭楼下的小广场上，挤满了年龄、穿着、神色各异的纳凉者。一群上了年纪的老阿姨，围坐在花坛边，热热闹闹地扯着闲话。阿姨们背后，是举着网红冷饮，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的年轻男女。

衣着明显不太干净的男人，或许是太过劳累，他光着的一只脚，一动不动地趴在绿化丛的石板上。一尺远处，年轻白领也脱掉了拖鞋，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屏幕。穿着健身服的小情侣，牵着宠物狗缓缓经过他们。

到了夜晚，黄贝岭下村的凤凰路，是整条村子最热闹的地方，小年轻们，带着孩子的家长，急冲冲地穿梭而过，或者钻进路边的一家店里。

不紧不慢地在路边或站或立乘凉的，大都是上了年纪的男人们。光着膀子的老谭坐在电动车上，他在黄贝岭生活了二三十年，靠揽些装修的零活儿谋生。三个老兄弟围着老谭，大声开着玩笑，他们都是重庆人，有人是木工，有人是瓦工……揣着不同的手艺，常年在一块讨生活。

老周一天到晚守在黄贝岭五街的路口，他坐在三轮车座上，车前的纸牌上写满了主营业务——搬家、拆装空调、拆墙、回收家电。

老周是湖南邵阳人，在黄贝岭村里，做此类营生的，还有四川人和湖北人。大家守着某些约定俗成的规则，比如缺帮手时，老周一般先在老乡中找，老乡腾不出手时，老周会去找四川人，但不找湖北人。

夜色中的黄贝岭路上，迎面走来几个中年女人，用四川话大声聊着当天的收入。这样的口音在村里极为常见。黄贝岭的租客当中，以四川达州人居多，不少人在村里已经生活了二三十年，家庭几代人寄居于此。

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居住在黄贝岭村的达州人，接近9000人，人数最多的时候约有3万人，大都聚居在黄贝岭上村。

黄贝岭上村的租客当中，五六十岁的这代人，多数人以体力谋生，开的士或者打零工，他们也是家族中最早来深圳闯荡的一代人，父母、孩子大多留守老家。

孩子在达州老家长大后，大多也会来到深圳谋生，他们当中，靠读书摆脱上一辈命运的只有一小部分，更多的孩子只有初中或高中学历。再接着，父辈到了八九十岁，独自在农村活不下去，只能南下深圳投奔儿女。

达州人老杨在黄贝岭一带，做了20余年的装修工，他的一儿一女均已工作，儿子跟着他在黄贝岭长大，女儿一直在老家生活。

老杨和妻子住在黄贝岭上村的一栋两居室中。房子里住了8个人，三对夫妇，老杨90多岁的老父亲，还有一位“拼床”的江西老表。 几个房间大部分位置都被双层床占据。2000多元的平摊到每个人身上，大概三百多元，在罗湖，这或许是成本最低的居住方式。

这样的家庭组合和居住方式，在黄贝岭村并不少见。老杨的对门、楼下楼下的邻居们，也是如此生活。

临着巷子的一层出租屋里，防盗门敞开着，为了纳凉，屋子里几个中年女人和七八岁的孩子在说话，靠墙摆着几张双层床，门檐上挂满了大人小孩的内衣和外衣。

晚上10点过后，一个步子缓慢，明显上了年纪的拾荒人，拖着系着编织袋的小推车，缓缓停在巷子口的垃圾箱旁，他在垃圾箱里翻来拣去，运气似乎不怎么样，老长时间都没能拣出一点废品。背着双肩包的上班族，绕过老人背后的小推车，匆匆往巷子深处走去。

夜色渐深，老城区和城中村的人流稀疏起来，人们缓缓踱回自己的家，或宽敞舒适的，或狭窄拥促的，他们在这个燥热的夜晚沉沉睡去，明天醒来，又是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