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自证清白？滚！”

仅仅几个月之前，一位权威人士说：

“恒大是个别现象”。

没想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两天，这一个别现象已经波及到金地集团和远洋集团了，它们的美元债券近日都遭遇了一些波动。

金地集团、远洋集团是两家头部的、国企大股东的混合所有制房地产企业。

这一波动，让金地集团也在周四下午召开了投资者会议，将投资者关切的、尚未关切的问题都解释了一下：

基本没有表外负债，货值最够多，融资成本足够低，风险项目比例低且已切割，股东关系良好......

显然，在这场尚未看见尽头的“人人自危”的行情中，开会的目的是“自证清白”。

自证清白，从来很难，却又不得不做。

1、自证清白有多难？

江南五怪在桃花岛被欧阳锋等人杀掉。

由于现场的种种迹象，郭靖、柯镇恶两个迂直之人，一口咬定黄药师是杀人凶手。

在烟雨楼上，黄药师随口辩解了一句：“是谁见来？”

郭靖于是质问：“五位师父是我亲手埋葬，难道还能冤了你不成？”

好家伙，眼见为实。

黄药师于是冷笑，说，就是我干的，你想怎样？此外，当他看见黄蓉因此受郭靖冷落，顺带扇了郭靖一耳光。

要不是洪七公干预，烟雨楼上，郭靖就要被黄药师被当场打死。

对这件凶案，黄药师需要提供不在场证据，才能自证清白。

对此，黄药师的态度就一个字：滚！

从心理学角度，黄药师属于绝对没有内耗的人。这和实力有关系，但不是完全由实力决定的。

有时候即便实力强大如皇帝，也不能自证清白。

雍正想用自己编撰的《大义觉迷录》来自证清白，非但没有达到效果，而且书中有些传言流传至今。

雍正六年，曾静和张熙宣扬雍正帝得位不法和十大罪状，试图游说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复明，岳钟琪假装同意骗出口供，反过来逮捕二人，送返燕京，之后在刑部侍郎杭奕禄等的审问。

而后，雍正下令收录关于此案的上谕、曾静的口供和《归仁录》，合成《大义觉迷录》。

雍正八年，雍正帝发行此书，并要求朝廷上下、地方官吏人手一册，所有地方官、学官必须向百姓讲解《大义迷觉录》，还命曾静到全国各地巡讲。

其目的当然是拨乱反正，自证清白。

但是乾隆帝即位之后，立即宣布毁禁《大义觉迷录》一书，凡有私藏者，即有杀头灭身之罪。

因为，《大义觉迷录》“触及到雍正帝本人内部伦常之间的一些隐私和证据，为雍正帝十大罪状作出进一步解释和辩白，和曾静所作逆书内容是完全是相反的”。

雍正皇帝是个“偏执狂”，做事容易出成绩，也耗心力。只当了十三年皇帝可能多少与此有关。

关于自证清白，还有一段比较搞笑的公案。

很多年前，周小平写了《十问李开复》：其中质问李开复是否患癌，并要求其自证。

“所以如果您若敢于证实自己真的罹患了癌症，不妨由我们各指定20名网民陪同您回大陆来选择最好的医院进行公开的检测，自然一清二楚，水落石出。”

对此，有网友模仿周小平的逻辑和措辞，提出：

请周小平自证没有身体缺陷。

传闻你在年幼时因偷吃邻居的一块糖糕而被割掉xx，爆料所言有理有据。虽然我个人极度怀疑此言的真实性，但是有不少网友依然选择相信此事，并希望你能出来自证。普通人的验身，可以裸体拍照自证即可。但由于你的身份特殊，很简单就可以利用PS。不妨由我们各自指定20名网友陪同你来选择最繁华的地方进行公开验身，自然一清二楚，水落石出。

看看今天司马南等人对联想、莫言的一些欲加之罪，基本上就是周小平当年对李开复的套路的克隆。

当然，这纯属搞笑。

2、自证清白是有罪推定

自证清白，就是一件搞笑的事情。

看上去搞笑的事情，真实发生的时候，却很恐怖。

电影《让子弹飞》中，小六子被胡万诬陷：给了一碗粉的钱，吃了两碗粉。

六子自证清白的的方式是剖腹。

在古代，很多女性被侵犯之后，选择自杀自证清白。

在近代，“划清界限”就是一种自证清白的方式。这出人伦惨剧曾经无数次的上演，上至元勋、下至走卒。

要求别人自证清白，在法律上其实就是“有罪推定”。

在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举证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

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证明责任是公诉机关承担有罪的证明责任。

在行政诉讼中，行政诉法第34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行政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有证明责任。

换句话说，只有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才是要“自证清白”的。

（在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的某些例外情形下，也有“自证清白”。比如国家工作人员在面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指控时，要证明财产来源合法性。此外，在8种类型的侵权案件中，法律规定“举证责任倒置”。）

法律是底线。

在尚未触及到法律底线时，在日常生活中，自证清白在逻辑上也是违反公序良俗和人性的。

试想一下：

你在大街上看见一个人，很巧，叫司马北。

你喊来一帮人围观，然后叫司马北证明：他妻儿没有在美国买房、没有在美国生活。

司马北费尽唇舌，同时拿出各种文件。

你说：这文件可以造假。他只有众目睽睽下，把大家都送到美国加州的Fremont县，看看谁住在1960 Barrymore Cmn, Unit: E, Fremont,CA 94538这所价值数十万美金的房子里，大家亲眼看看，才能确定真假。

此时，司马北会做如何反应？

他不抽你，算他有涵养。

同样的，下一次当别人要你自证清白时，不妨这样对付他。

3、“实际恶意”与自证清白

自证清白的时候，摆事实讲道理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

人们总是愿意关注和传播负面消息：

有研究表明，这是天性，源于进化，源于人类祖先对危险的感知和应对。

负面信息激起人的不适、引发人的愤怒、引起认知失调。由于危险随时都会到来，为了保持种族的生存与繁衍，而不得不对可能包含威胁的信息给予更多的关注，以应对危险。

这个原理，被一些有“实际恶意（Actual malice）”的人用在了传播上。

“实际恶意”原则是美国现行诽谤法的最重要的原则，该原则在196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时确立。

联邦大法官威廉· 布伦南提出：

当公职官员因处理公众事务遭受批评和指责，致使其个人名誉受到可能的损害时，不能动辄以诽谤罪起诉和要求金钱赔偿，除非公职官员能拿出证据，证明这种指责是出于“实际恶意”。

什么是“实际恶意”呢？

美国最高法院解释：

“明知其言虚假，或贸然不顾它是否虚假”。

“实际恶意”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当事人主观存在不友好的心态，二是这种不友好的主观状态表现出来并造成实际后果。

“实际恶意”原则限制了公众人物以诽谤罪来阻止新闻媒体的报导自由，以防止寒蝉效应。同时，该原则也扩大了对新闻媒体的保障。

这一原则，主要适用于公众事务领域，在商业领域，它同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实际恶意，按照郭德纲说的：

冤枉你的人，比你还知道你有多冤枉。

为什么他们还要这么做？

因为有名利双收的好处，尤其是流量时代。

从传播心理学角度，在面对负面消息时候，人们的自证清白并不总能起到同样的拨乱反正的作用，尤其是当“实际恶意”者步步为营的进行传播时。

从法律的角度，出于“实际恶意”的传播，不是对人对己负责任的态度。

4、怎么样才能自证清白？

曾国藩说：“遇诡诈人变幻百端，不可测度，吾一以至诚待之，彼术自穷。”

《曾国藩发迹史》中有一个细节：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38岁的曾国藩为表清白，堵住政敌的恶言诽谤，当众把自己脱个精光，光着屁股走进银库清点现银，查清了国库亏空真相。

曾国藩这是防患于未然，成本比较小，就是一脱而已。

这是上策。

但要事事先自证清白，事事、人人都至诚待之，这本身也不可能。

曾国藩后来面对“刺马案”，也被迫要自证清白。

1870年7月，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杀，上至庙堂下至庶民，舆论焦点直指湘军和曾国藩兄弟。

曾国藩用的是拖字诀和转移舆论焦点的方法。

明面上，曾国藩消极怠工，无所作为，沉默不语，低调异常。

1870年末，湘军势力支持的上海戏园上演了《刺马传》（后来改编成电影《投名状》）。

经过戏剧包装，马新贻成了一个“渔色负友”的奸佞小人。马新贻的各种传言在上海传开，并扩散到江宁一带。

同时，文化圈的舆论将传言进一步坐实。各种文人在文章中表达了马新贻死因的猜测。例如，史学家邓之诚说：“马置台尚为女人送命。”

不怕故事离奇，就怕老百姓不喜欢，传播不广。

暗地里，曾国藩深得传播精髓：转移舆论焦点，不多做一件无用之事。

这是中策。

像雍正皇帝那样自证清白，累的半死，既泄露了皇家隐私，还达不到任何效果，甚至扩大了负面消息的传播面。

这是下策。

最洒脱的当然是黄药师，就一个字：

滚！

但这是小说而已，不可当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