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在民国时期编撰的《永吉县志-人物志》中，有一篇吉林籍官吏姚福升的传记，其中只言片语间，为后人勾勒出一段鲜为人知的清代水师营兵丁的特殊升职历程。
姚福升，字申五，隶属汉军正黄旗，是土生土长的吉林城人。《永吉县志》说他“少孤贫，半傭（繁体佣）半读……稍长，入军幕，充白山书院汉教习。岁满，以水师营六品官候补”。此外，还有资料对姚福升的早期生平进行了补充：姚福升由“祖母养育成人，13岁读书，4年后，再无力就学，只好到吉林将军衙门印务处充当了10年差役。后来考取汉文教习，3年任期期满，转任武职，入吉林水师营”。
早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吉林城便设有选收八旗子弟的官学，学习满文、骑射。进入这种官学，须由“八旗每佐领每岁额送学生四名”（《吉林外纪》），教育福利并未普惠到每一名儿童。到了乾隆七年（1742年）以后，吉林城再倡儒学恢复科举，崇文、白山等书院以及义学、私塾陆续出现。不仅普通汉族学童有了求学的机会，就连吉林城的八旗子弟，也在旧有的祖荫、军功之外，又多了科举这条升迁之路。
从姚福升充当书院“汉教习”看，其文化水平在当时应该是比较好的。然而在等级森严的清代职场升迁过程中，却有着许多特殊的壁垒。在《姚福升传》中就记载了一条：“清制，水师营人员官至总管为终止，不得升转它职”。水师营是吉林城一个非常特殊的部门，它与船厂一起先于吉林城创立。
早在水师营设立之前，清廷鉴于满洲兵丁“于技勇武艺俱已精练，惟向来未习水师”，为尽快完成备战事宜，清代统治者在设立吉林船厂伊始，就“以迁移人充水手”。这些迁移人有俘虏、流放等复杂的来源，他们大多是生于南方，熟悉水性的汉人。到了康熙三年（1664年），吉林船厂又“设吉林水师营总管各员统辖水手”，吉林水师营正式成为国家的水师部队。后来，因抗击沙俄侵略，吉林水师营移驻黑龙江。
待到中俄战事平息，因黑龙江舰船均在吉林船厂制造、养护，于是黑龙江水师拨派帮丁291名回防吉林，帮助修造船只。自此在吉林城西关外的船厂附近形成了水师“卜奎营”。回防吉林城的水师营未设总管，只有四品、五品、六品官各二员。水师营也不隶属吉林地方管辖，而是黑龙江水师的派驻机构。也正因此，尽管官兵水手均为八旗汉军充任，水师营却未在吉林城设立旗人关防处（吉林十旗关防处不包括水师营）。
成书于道光年间的《吉林外纪》中记载吉林将军署内设有水师营办事处（《吉林外纪》记作西水手营办事房），与京城的前锋营、鸟枪营（不是吉林城驻防的鸟枪营，吉林鸟枪营同治七年始建）、虎枪营、围场驻吉林办事处并列，不由吉林将军节制。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水师营才复设总管一职（相当于八旗中的协领，三品)。由于水军在清代属于具备专业技能的特殊兵种，或是出于保护兵源、专业人才的考虑，兵丁的职业生涯被清廷圈禁在水师体系之内，升职的极限为总管。
姚福升算是吉林水师营的破例之人。他的职业生涯在协助吉林将军铭安兴办义学后，发生了改变。因在地方权力中枢供职，加之做事认真得体，姚福升很快被任命为黑龙江镇边军粮饷处总办。后来，姚福升得到黑龙江将军程德全赏识，调任处理庚子之乱后黑龙江全省的财政工作，期间升为黑龙江水师营总管。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有些资料说是1907年2月20日），姚福升打破水师营旗人的升迁惯例，奉旨署理瑷珲副都统（二品，清末官制改革后，改称瑷珲兵备道）。在任上，姚福升收回被俄罗斯占领六七年的国土，重建瑷珲城，薄赋轻徭，劝农兴学，巩固边防，获得了《永吉县志》编者给予“政成民和”的肯定。而其修建新式小学堂、倡议儿童引种牛痘等施政举措，更为边疆人民带来影响深远的福祉。
无独有偶，其实在姚福升之前，同为水师营旗籍的达桂已打破旧制，开始担任了副都统、将军等高级职务。两个水师营出身的官吏，在摇摇欲坠的晚清体系内，尽其所能，终有所建树。
纵观历史，在某一时期卓有成效的权宜之计，如不能与时俱进，则往往成为后世“太平官”得过且过的挡箭牌，甚至沦为压制同僚、互相攻讦的法器。最终那些本该是某个时期宝贵经验的规制，不仅耗尽曾经的光彩，且披覆了一层腐朽的戾气，落得被历史无情抛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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