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百多年前，大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就在思考时尚与环保

在19世纪，两种截然不同的有关城市生活的叙述出现了冲突。仅仅是简单的时装领域，就因为毛皮和羽毛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思维。

一方面：

“越来越多的国际时尚产业，通过杂志、报纸、广告传播其故事和图像，以确保需求的大众化，所有这些，创造了持续几十年的毛皮和羽毛时装的时尚。可以推测，由于利用了一些社会和政治的诉求，以及一些已在进行中的变革，这些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效的。于是，毛皮等同于奢华和优雅的同时也可能提供了更原始的东西，即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某种异性间动物磁性的暗示……这段时间，新女性作家使人们对性问题能够更坦率地进行讨论，其作品有时暗示了现代都市女人内心的狂野。同样，各种鸟类的羽毛成了优雅的代名词……但在这一时期，女性对更大流动性的渴望（往往在政治舞台上），也许采取了更具象征性的形式。带有喙的猫头鹰头部十分抢手，这暗示了人们对羽毛的幻想带有掠夺性的一面。也许，这再次标志着更具攻击性的性欲。”

换言之，毛皮和羽毛在时装上的应用并非仅仅是时尚元素，也有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因素，代表着女性的意识觉醒，也代表着人类对性的更正常态度。

另一方面：

“一些压力团体试图向城市女性讲述不同的故事，让她们明白自己的时尚选择会造成的影响，并为自己的残酷消费行为而感到羞愧，同时在政治层面上呼吁停止异域鸟类贸易。（这里呼应着18世纪晚期的废奴运动，该运动将糖的消费与奴隶贸易联系在了一起；也呼应着19世纪中期约翰•罗斯金在《威尼斯之石》第二卷中对妇女购买抛光的玻璃珠或者其他耗材费力、有失人性的商品所做的批评。）在这些游说团体的工作中，除了对猎人的残忍予以指责，以及对热衷购物的虚荣女性予以抨击以外，我们还看到某种更有希望的东西正在萌芽，即对城市消费及其巨大人为力量的原生态批判。人们并不想夸大这种原生态倾向的力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只要羽毛时装仍然流行，这种力量对羽毛产业的影响就是有限的。可能正是毛皮贸易的自身利益，才保护了普里比洛夫群岛软毛海豹免于在旅鸽之后灭绝。但至少在某些方面，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群居方式是如何以前所未有的、有时是灾难性的方式影响着其他的物种。”

都柏林大学教授尼古拉斯•戴利在《人口想象与十九世纪城市：巴黎、伦敦、纽约》中试图以这样的思维对比得出结论：

“19世纪的城市是一个‘跨物种’的地方，其他动物的繁殖和人类一样多……在我们的舞台想象中，它们几乎总是扮演着忠实伙伴的角色，但实际上大多数动物对此几乎没有选择的机会。被带到或吸引到城市的物种，很少有灭绝的危险。即使是那些成为食物链一部分的动物，也很少在物种水平上消失。但也有例外，例如，美洲野牛仅仅是幸免灭绝，北美旅鸽则是已经绝迹了。除此以外，随着世界缩小、人口数量激增，一些远离大都市中心的野生动物有可能成为时尚的永久受害者，陷入一个由出版和广告业、时装业、不断扩大的零售业、运输和分销网络以及现代武器组成的系统之中。人口的激增，以及需求的相对大众化，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环保动力。”

时尚与环保的拉锯仅仅是19世纪城市的表象之一，在《人口想象与十九世纪城市：巴黎、伦敦、纽约》这本有趣的书中，尼古拉斯·戴利追踪了19世纪人口大爆炸的文化影响。随着拥挤的巴黎、伦敦、纽约等城市相继经历了类似的转变，一套针对城市生活的、共享的叙事图景在城市居民之间广为流传，包括对城市灾难的幻想、犯罪故事以及匪夷所思的公共交通故事，这一切都折射出一种所谓“他人即地狱”的想象情景。在视觉艺术中，偏向于感性的图片开始大量出现，将城市大众浓缩成了少数弱势角色：报童和花童。在19世纪末，甚至出现了认为这座庞大的城市本身就是一个破坏者的原生态故事。

书名：《人口想象与十九世纪城市：巴黎、伦敦、纽约》

作者：[爱尔兰]尼古拉斯•戴利

译者：汪精玲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5月

定价：72元

简单点说，就是因为人口急剧增加，个体置身于“人潮”中，不但显得无所适从，还试图从这种无所适从中寻找一些新的价值判断。这些价值判断衍生在文学领域，就变成了三种新的文学类型——灾难叙事、犯罪故事与幽灵故事。

其中，灾难叙事将人口激增想象为一种破坏城市的自然灾害，犯罪故事中的英雄，无形中起到拯救大家、化解危机的作用。至于幽灵故事，展示的则是不安全感。

19世纪的西方城市进程，完全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体现在人口上，就是极大规模的爆炸性增长。书中写道，伦敦人口在100年间增长了6倍，从近110万增长到近651万。19世纪末，法国、其他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城市人口也超过了各自的农村人口。

这种迅猛增长主要是基于工业繁荣、科技和医学的进步，人口寿命也在不断提高。但伴随而来的则是城市病，比如环境、卫生、失业和犯罪等。

书中写道：

“19世纪的文化生产，确实有可能归结到人口想象的范畴。其中包括直接与人口数量相关的工业小说和贫民窟小说，如《玛丽·巴顿》（1848）和《雅戈的孩子》，以及避开了人口革命的、有关‘可知社群’的地域小说，像《米德尔马契》（1874）。另一个方面的代表是维多利亚时期的鲁滨孙式故事和帝国冒险故事。这些文学作品，如《珊瑚岛》（1858），提供了从拥挤不堪的城市世界逃离的梦想。艺术方面，有故意避开人群的、描绘人烟稀少之场所的风景画，也有描绘市井万象的城市风俗图。舞台上，我们可以看到表现城市弃儿及其他复杂主题的情景剧（《两个孤女》），这些戏剧被深深地打上了人口增长的烙印，就像它们被深深地打上政治和社会革命的烙印一样。”

当然，有一点是许多人曾经预估却没有出现的，那就是农村的凋敝。如今很多人提到城市化，总会联想到凋敝的乡村，19世纪的英国人也曾这样联想，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伦敦乃至城市人口暴涨的情况下，英国并未出现大片荒凉田地和破败村庄，农村人口不但稳定，许多地方还有所增长。换言之，当时的城市化进程，所依托的是人口爆炸性增长，与当下完全不同。

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潜藏于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这一点特别有趣。

“整整一个世纪，老龄化和长寿成为人们反复关注并参与的话题。而到了世纪末，与人口变化趋势相一致，小说中的人物开始活得更长久，整个家庭也不再那么容易支离破碎。”

戴利举了几个并非十九世纪的例子：

在詹姆斯·乔伊斯的《死者》（1914）中，葛丽泰·康罗伊的恋人，工人阶级的迈克尔·富里年纪轻轻便死去了，可葛丽泰·康罗伊自己却能活到成年，有机会回想迈克尔的早逝；而加布里埃尔·康罗伊年长的阿姨们，与上一个时代的音乐大师有过直接的接触。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1925）虽然是一部创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阴影下的小说，但它也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的长寿。彼得·沃尔什还以为达洛维夫人的姑妈海伦娜·帕里小姐是一位去世多年、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物。可到了小说的结尾，在克拉丽莎的宴会上，我们终于发现，“帕里小姐还没死；帕里小姐还活着”，她仍然热衷于谈论查尔斯·达尔文对她的缅甸兰花之书的评论。同样，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大规模的屠杀之后，对生命变得更安全的普遍期望，明显成了文学作品的预设背景。例如，在伊丽莎白·泰勒的《海港风景》（1947）中，退休的伯特伦·海明威是最活跃的或者说最爱掺和的角色；在小说的结尾，他与离异美女托莉成双成对，标志着两人生活新阶段的开始。此前，仿佛是为了清楚地确认“叙事游戏”已经有所改观，医生卡佐邦向他的妻子小说家贝丝保证，这年头没人必定死于肺炎——在小说出版的两年前，亚历山大·弗莱明、厄恩斯特·鲍里斯·钱恩、爱德华·亚伯拉罕已经因其对青霉素的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些工作对研发现代抗生素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也正因此，戴利写道：

“如果用人口想象去指代自1800年以来所有人口变化带来的文化反射，包括人口爆炸性增长、更长的寿命、更小的家庭、移民等，人口想象就势必会涵盖远远超过任何学术专著可能合理讨论的范畴，从隐居乡村的浪漫主义诗歌，到不断延展的维多利亚城市小说，再到当代好莱坞的僵尸或外星人入侵。”

当然，戴利选择了自己的切入点。

回到开头，一部分人对时尚的追求和另一部分人对环保的追求，并不仅仅是思想上的碰撞，它更直观了体现了一个事实：早在19世纪，西方大城市的中产阶级不但有着富庶生活，也拥有极大的社会话语权和充分的独立性。他们并不仅仅是消费主义的拥趸和时尚生活的俘虏，更是一种足以改变社会的力量。

这是令人羡慕的。

图源 |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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