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的前世今生：有人对它寄予厚望，有人认为它不该存在

1945年6月26日，英国驻美大使兼英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哈利法克斯勋爵在旧金山表示：

“确实，我们不能说我们的工作是完美的，也不能说我们已经为和平创造了一个牢不可破的保证。因为我们建造的宫殿不是通过魔法触碰或隐秘力量就能‘立刻显现’的魔法宫。但是我确信，我们已经锻造了一种工具。如果人们真的渴望和平，并准备为此作出牺牲，他们就可以通过这种工具找到赢得和平的方法。”

这是哈利法克斯乃至时人对联合国的期许。不过，如今呢？

“因为联合国已经在背离初衷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人们普遍怀疑任何改革能恢复它在国际事务中的中心角色。虽然基本上几乎没有人认为，如果联合国消失了，世界会变得更美好，但也很少有人对它充满信心。”

马克·马佐尔进而在《没有魔法宫：帝国的终结与联合国的思想源起》中写道：

“一些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专家讨论过这种可能性：当联合国在安理会受到威权国家阻挠，在联合国大会上受专制势力影响而陷入僵局，无法采取行动来支持他们所谓的‘民主和平’时，可以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联盟替代联合国解决问题。”

《没有魔法宫》追溯了联合国的起源及其背后的“二战”后世界秩序演化，还原了联合国成立后的一系列争论。

书名：《没有魔法宫：帝国的终结与联合国的思想源起》

作者：[英]马克·马佐尔

译者：朱世龙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一頁folio

出版时间：2022年5月

定价：68元

在马克·马佐尔看来，在围绕联合国改革的辩论中，无论支持者还是批评者，都缺乏对联合国历史的理解，仅仅凭借对文本的粗略解读，便作出大量带着格外强烈的一厢情愿的设想。因此，马佐尔挑战各种传统观点，重塑联合国的诞生。他认为联合国本质上是由国联开创的世界组织发展史的新篇章，并通过“国联”与帝国问题，尤其是英帝国在最后几十年的全球秩序构想联系在一起。

在此之前，人们对联合国有两个习惯性的历史公设：一是联合国源于二战，与战前失败的国联没有明显关联，“出身纯洁”，二是联合国的成立由美国主导，其他国家几乎没有发挥作用。马佐尔用自己的分析，推翻了这两个认知。

马佐尔认为，联合国的雏形正是国联，也就是大英帝国用来稳固帝国内部殖民地秩序的组织。书中提到了在国联和联合国成立中都起到重要作用的史末资，他是“英联邦”概念的创立者，也是《联合国宪章》序言的撰写者。在担任南非总理期间，他将国联设想为一个维护既定殖民统治秩序的组织。

至于所维护的秩序，可以简单理解为“既宣扬文明与人权，又大搞黑人种族隔离，既支持民族自决，又赞同种族歧视”。这个看起来自相矛盾的目标，在当时却是一种固有思维——只要不把黑人当人看就行了。

到了联合国成立的时期，史末资的思维并没有什么变化，因此联合国与国联的本质并没有太多不同，依然是为了维护某种秩序，尤其是在统治者（白人）的人口数量远远低于被统治者（殖民地黑人）的状态下。

二战后的反殖民运动，还有西方世界自身在政治制衡下的文明进步，都让联合国出现了一些变化——越来越多的殖民地成功独立，并加入联合国，使得联合国逐渐摆脱了英美俄几国的控制。新的问题也在滋生，尤其是英联邦内部，比如印度人被运到南非做苦力后的公民权问题。也正是书中所提到的那样：

“史未资、威尔逊和齐默恩都对民族自治原则的扩展表示欢迎，但他们很快意识到，他们现在面临着新的问题——如何防止少数民族问题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而进入最近100年，少数民族问题确实成了地球之殇，以前哈布斯堡王朝的各民族之间的相对克制成为了对他们的某种误导。”

联合国的转折点发生在冷战后。1992就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是第一位担任此职务的非洲人和阿拉伯人。他认为“联合国的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冷战结束将为联合国带来新的机会，毕竟，在此之前，超级大国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对峙已将该组织边缘化。

人们期待的转变是这样的：

“现在，它不仅可以扩大自己的维和作用，而且在派遣维和士兵时可以更加强势。它不仅可以在安置来自战乱国的难民方面，还可以在促进政治和解、重建官僚机构和监督选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联合国还肩负着监督全球社会经济发展、为世界贫困地区提供援助和发展建议的使命。而且只有联合国才能合法地代表全人类来强势地捍卫人权，干预成员国事务。”

不过，正如马佐尔所言：

“这是一个新的奠基时刻所怀有的梦想——仿佛世界将时钟拨回到充满希望的 1945 年。然而，这样的机会如果真的存在的话，也几乎是稍纵即逝。无论是巴尔干半岛和非洲的内战，还是 1994 年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灭绝，都激起了批评人士对联合国无能的愤怒。自那以后，旨在改革该组织的一系列高级别倡议均遭搁浅，而联合国各层级内部也暴露出新的、此前无法想象的腐败问题。”

改革联合国的提议直到今天仍然不绝于耳，人们希望联合国能够对那些破坏国际秩序的国家采取行动，也应该对那些成员国侵犯人权的行为采取更强硬立场。但这种建议越多，幻灭感也就越深。

马佐尔认为，无论期待还是幻灭，人们对历史的理解都存在偏差，对联合国的文本都缺乏深入解读。即使是：

“现有的学术论述也受到污染，它们在解释这些文本是如何出现时，带着格外强烈的一厢情愿，就像在作特别辩护。于是，国际主义通常被描绘成积极的东西，全球化被描绘成现代历史的潮流。它们的指导性假设似乎是，无论通过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还是通过由公正且高尚的公务员组成的国际组织的工作，某种全球共同体的出现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大势所趋。”

对乌托邦的理解会加剧这种偏差：

“联合国及其前身国联等国际机构所具有的乌托邦主义性质，当然是它们吸引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乌托邦主义给了它们能量和支持，在某些情况下，还提供了宝贵的政治资本。但是，历史学家把作为研究对象的乌托邦主义与他们自身的乌托邦主义混为一谈时，就很容易误入歧途。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回溯性地硬加到历史中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做法。但过去几年出现的一批文献，对联合国成立的目的给出了非常片面的看法，并归纳出缔造者从未追求的期望。其结果甚至可能加剧了这个世界组织所面临的危机，遮蔽而不是彰显了它的真正成就和潜力。”

马佐尔这样总结：

“从一开始，联合国组织本身就存在内在的紧张和含糊。它在权利方面的承诺比国联要多，但实际行动要更少。它赋予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更多的权力，但也向更多的新独立国家敞开了大门。结果是，联合国兼具软弱性和灵活性，使这个新的世界机构能够一次次蜕变，以应对国际时局不断变化的气候。”

也就是说，联合国绝非一事无成。它并未重蹈国联覆辙，反而利用民族自决原则，顺应去殖民化潮流，为新独立国家敞开大门，一度赢得了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但与此同时，民族主义也反噬了国际主义和普世主义，为专制提供了空间，反过来让联合国一步步失去话语权和干预能力。

书中有一句话或许会让那些对联合国有寄望甚至苛求的人清醒一下：

“世界和平的解决方案不在于纠正国际组织的细节，而在于对个人进行社会教育。”

但问题在于，那些需要对个人进行社会教育的国家，总是不会对个人进行真正的社会教育。

图源 |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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