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跪兽形嵌宝石金饰件”与北魏“手铸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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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枚金银印和早期拓跋鲜卑饰物，应该算作国家一级文物，几十年来，不断有学者举证“晋鲜卑归义侯”“晋乌丸归义侯”和“晋鲜卑率善中郎将”，来说明西晋与拓跋鲜卑的关系，但很少有人关注这批鲜卑金器。

1956年，当时的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凉城县小坝子滩沙虎子沟的一个窖藏中，发现了一批早期拓跋鲜卑的金银器，包括“晋鲜卑归义侯”“晋乌丸归义侯”两枚金印 , 一枚“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及其他10件金饰品，这批文物现藏内蒙古博物院。

凉城县小坝子滩沙虎子沟地处岱海西北方向的蛮汗山中，岱海就是《魏书》中所说的“参合陂”，是被拓跋人尊为始祖的力微的嫡长孙拓跋猗㐌长期驻屯的地方。由于与这三枚印章同时出土了刻有“猗㐌金”三个汉字的金饰牌，可以认定这批金银器的主人为猗㐌或其后人。几枚金银印和早期拓跋鲜卑饰物，大概应该算作国家一级文物，几十年来，不断有学者举证“晋鲜卑归义侯”“晋乌丸归义侯”和“晋鲜卑率善中郎将”，来说明西晋与拓跋鲜卑的关系，但很少有人关注这批鲜卑金器。

猗㐌金饰牌

猗㐌金饰牌背面刻字

兽首金指环

如意金饰

匈奴虎斗群狼金饰牌

在这10件金饰品中，有几件似乎属于女性饰品，如金指环、金耳坠等。特别是其中的一件模铸金像，头部可能为某种哺乳动物造型，生有两只夸张的大耳，似是强调这种动物的头部特征。下部跪坐的是似熊又似人的形体。该金像高3.7厘米、宽2厘米，重38.5克，为圆雕小型金像，也是这批金饰中唯一的铸造成像形式。吻部似是铸造成型后略作后期錾刻，錾刻极为粗糙。头部双目凸起，镶嵌2粒灰色宝石。两臂各镶嵌2粒宝石(其中右臂宝石脱落 1 粒)，腹部1粒，腹下两腿之间镶有3粒宝石，双膝各有1粒宝石(其中右膝宝石脱落)。两侧双臂边缘及双胯边缘都有穿孔，可能用于系线绳，以便于佩带。

兽首人身跪坐金像

这件金器的性质、目的、用途不明。赵志芳主编、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草原文化——游牧民族的广阔舞台》一书称其为“镶宝石跪兽金帽饰”，似是唯一提及它用途的名称。

这尊跪兽形金饰无论造型和制作工艺都与其他几件金饰品明显不同，应该不是出自专业工匠之手。从目前已经发现的鲜卑金饰品看，无论是指环、牌饰、管状饰、金花饰等生活器物，还是镦、箭镞、刀等武器，明显继承了欧亚大陆北方草原斯基泰文化及匈奴文化的传统，也继承了相应的金铜饰件制作工艺。其工艺包括了冶炼、锻打、透雕、镶嵌、错银、镀金等多种金银饰品制作方法，是相当成熟的技术工艺。镶嵌宝石的工艺亦已程序化了，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工艺。

观察各地出土鲜卑器物的各种造型手段，当时的艺人们大都能够非常熟练地运用抽象、夸张、象征的手法，将动物、人物及植物形象图案化，线条凝练而富于装饰美，每个细节都很细腻精致。

这尊跪兽形金饰，虽为兽首人身，但造型稚拙，偏于写实，双臂造型明显不对称，吻部錾刻粗粝随意。与其他几件金饰品相比，显得十分粗糙，缺乏装饰性和形式美。其工艺水平和精美程度远逊于同期或早期的专业工匠制作的金饰品。

笔者认为，它并不是一件普通的金饰件，而是具有特殊象征意义，应该与拓跋人当时的某种信仰崇拜有关。从造型看，兽首金人可能与生育崇拜有关，这尊跪兽形金饰的头可能模仿的是自然界某种生殖力强的动物，人身也像一个双手捧持腹部的孕妇造型。面对这尊跪兽形金饰时，笔者常常会想到拓跋鲜卑历史记载中的“手铸金人”。

《魏书 · 皇后传》称：北魏的习惯做法 , 朝廷选立皇后，要命令后宫符合条件的夫人们“手铸金人，以成者为吉，不成则不得立也”。太祖拓跋珪曾经迎纳独孤部首领刘眷的女儿刘氏，刘氏在后宫最受宠爱，还为他生下后来的皇帝拓跋嗣。参合陂之战打败后燕主力后，北魏攻下后燕国都中山城，太祖又把慕容宝的小女儿收入后宫，也很是宠爱。太祖拟立皇后，便让她们铸造金人。结果，刘眷的女儿没有铸造成功，慕容宝的女儿铸成了，慕容氏顺理成章被立为皇后。

此后，手铸金人的“祖宗之法”，为太宗拓跋嗣所沿袭。后秦为结交拓跋嗣，送来公主联姻，拓跋嗣很喜欢，待之以皇后礼节，公主却因铸金人不成，而只能是后宫的一位夫人而已，尽管她仍然受到拓跋嗣宠爱。

在孝文帝以前，手铸金人成为北魏“定制”。每当正式册封皇后时，都必须通过“手铸金人”或曰“铸金人”这种特殊而神秘的仪式加以认定。待立皇后者须先铸金人，成功后才能取得皇后资格。即便万千宠爱集于一身，如果“手铸金人”不成，也是没有资格做皇后的。

贵为皇帝，竟不能自己选立皇后，在中国古代，只有朝廷权臣当道或是母后专权、皇帝失势的时候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通过“手铸金人”候选皇后的制度，在宫中坚持了一百多年，则是北魏独有的。虽然《魏书》是从太祖拓跋珪开始记录这种奇怪做法的，但不会是拓跋珪称帝时确立的一项制度。皇帝不会凭空制定这样一种限制自己立后权力的制度，它应该是延续了一种古老的拓跋习俗。

内地学者对于拓跋政权的草原色彩多以“北俗”“胡俗”谓之，实际上这些所谓的“俗”，多是萨满的信仰习俗。北魏的日常行事方式、重大祭祀庆典等活动中掺杂着明显的萨满信仰内容。萨满信仰崇尚“万物有神”。苍天大地、山川草木、日月星辰等万事万物皆有神，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日常所见各种事物也都有各自的神灵主宰。上世纪的民族调查发现，信奉萨满的族群生活中有人参神、谷神、瘟神、牲畜神、娘娘神、引路神、猎神、柳树神、渔神等，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许多神都是偶像化的。北魏孝文帝时，各级政权供奉的神祠达一千二百多个。孝文帝全面汉化时，革除的“水火之神四十余名”，皆为“门、户、井、灶、中霤”等神。相当多的神，皆被立祠敬奉，正是与鲜卑传统信仰与原始萨满信仰习俗密切相关。

北方草原上的部族在混融重组和发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依赖婚姻关系集结的联盟或政权。“妻家”“母家”的部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部落首领一般会同时和周边的几个部落联姻，分别娶不同部落的女子为妻。在拓跋鲜卑这样的部落集团中，往往会出现几个背后有强大母家势力的夫人，究竟以哪个为主，很难平衡，最好的办法是交给神灵选择。在萨满信仰的世界里，即便在妇女生活、生产活动中，包括生育、抚育子女、祛除病灾等方面，也都有相应的神偶崇拜。萨满信仰认为自然界的动植物都具有某种“灵性”，它们与人具有某种关联。尊奉它们，崇拜它们，或将会从它们那里获得某种功能，或获得某种佑护。

北魏后宫中出现的这种“手铸金人”，应该是与生育有关的神。拓跋首领的妻室供奉和佩戴它，应该是一种为部族祈福的宗教活动。其目的应是祈求多生子嗣，祝福子孙健康，以使部族繁盛。所以，顺利完成“手铸金人”，才能有资格执掌后宫。这种“成者为吉”的兆头，意味着她将获得神的加持和庇护，预示着她能完成繁衍拓跋子孙的重任，使部族人丁兴旺。文献记载中并没有关于这种金人形制和制作方式的具体描述，因而形制各异，工艺水平等问题在所难免，由此推测，这些粗糙、缺乏装饰性和形式美的“手铸金人”，不像是专业工匠所为，而应出自候选夫人之手。

同时，在民族学调查中发现，不同地区各个信仰萨满的民族所敬奉的神偶，几乎都是萨满或信奉萨满的家庭成员自己手工剪裁、手工缝制或手工捏制的，没有专业化的偶像制作工匠，也没有形制规范，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所用材料、造型、大小差异很大。现在故宫所藏清代宫中密室供奉的源自萨满信仰的神偶，虽为皇家所供，形制亦简陋不堪，实非专业工匠所为。这些发现和实物，或将进一步印证上述的推测。“手铸金人”之“手”，乃候选夫人的纤纤玉手。

后宫柔弱女子，不可能铸造巨像。这尊金像，金人不大，40 克左右，使用贵重金属不多，加之黄金熔点低，可塑性好，几个人一起做，勉强能够完成，但对于非专业者又有相当的难度，这是“手铸金人”粗糙、简陋的原因所在。好在“成者为吉”，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对工艺水平的求。这尊金像的大小、风格，完全符合非专业人员手工成形的特征，很可能就是出自拓跋酋帅妻室之手的萨满偶像。它的主人应该就是道武天兴元年( 398 )追尊拓跋早期二十八帝号谥中，桓帝猗㐌的夫人“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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