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神崇拜与宗教发展

很长一段时间，国人喜欢多神崇拜，并不会崇拜宗教里面的一个神灵，或许这种现象和文化有关，也和意识形态有关。

在社会生活中，尽管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正统知识阶层在不断彰显着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但它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宗教势力的潜滋暗长。普通民众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和社会主导文化的制约，但由于社会主导文化的境界太高，理想性太强，而社会基层的普通民众常为生活窘迫所困扰，曲高和寡的结果，导致主流文化和民众文化脱节。在现实生活的催化和世世代代的演变下，逐渐形成了区别于知识阶层信仰的民众宗教意识。

民众宗教意识并非真的崇拜一种宗教，而是淡漠弱化的宗教意识，功利主义和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折射到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影响是深远的。一定意义上，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很淡漠，恐怕与宗教仪式淡漠的长期熏陶具有深层的关联。多神而又淡漠弱化的信仰体系和功利性的价值选择，其后果往往是缺乏执着的信念和不懈的追求，个性行为规范性不强，随意性极大，缺少严格的遵纪守法观念。从更深层说来，中国历史上的汉奸和叛徒层出不穷，与其他民族相比，显得尤为严重，这可能也与淡漠的宗教仪式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从文革中对宗教的打压状态回过神来，转而开始发展宗教，形成一股“宗教热”。但总体来看，教徒的信仰层次不高，只是把朴素的感性信仰纳入简便易行的宗教活动中，只有少部分信徒能沉醉于玩味神学义理，获得宗教体验的精神愉悦。也就是说，大部分信徒都带了极强的功利目的求神拜佛，为的是解决眼前的困难，求得现世的福报。而正是这样的心态，决定了他们只能崇拜多个神，而不太可能崇拜一个神。

而宗教发展要人们成为信徒，要人们崇拜一个神，才可以收拢人心，搞进一步的宗教宣传。但是，大部分国人都务实，要求得眼前的福报，也就让宗教很难推广开来。或许受了小农意识的影响，抑或许受了封建思想的影响，国人求神带有很多个人的功利目的，而为了迎合人们的需求，掌管神灵文化的人就把神灵分为了很多，分别掌管不同的人间事务，虽然按照人间官僚等级的次序来排列，甚至有时候张冠李戴，一个神灵掌管很多事务，但并不影响神灵崇拜活动的推广。人们求子要拜送子观音，求财要拜财神，求官要拜禄神，求平安要拜观音菩萨，求病好了要拜药师菩萨等等，此外还有灶王爷灶王奶奶，全神像等等崇拜，就连猪圈里也有猪神。可见，泛神论的影响力还是很广泛的。

佛教不能免俗，只是观音就有三十三个化身，分别是人们想象到的或者说梦中见到的化身，代表不同的含义。至于其他的菩萨也有说法，大贤普贤菩萨，大智文殊菩萨，大愿地藏王菩萨，观世音菩萨就是大慈大悲了。道教的神仙更是多，从天庭的玉帝和王母娘娘，到民间的俗神，一大堆，数不胜数，于是，老百姓为了每个神都照顾到，把所有的愿望一股脑地都在神前祷告了，就供一张全神像，一年换一回。多神崇拜体现了人们功利化的选择，当然也让他们崇拜的力量分散，不至于崇拜一个宗教大神而具备团结的力量和向心力。

历史上不乏借助宗教“以道乱政”的例子，黄巾军起义，金田起义等都要借助宗教来笼络人心，而民间的老百姓大多不读书，却都迷信。当天灾人祸起来之后，他们崇拜的神不能给他们带来好处，他们就要转而崇拜起义者提倡的神灵，进而跪倒在起义者的脚下，成为起义者的信众。而起义者也会和皇帝一样，把自己打造成全能的神或者神的使者，接受教徒的供奉。也就是说，起义队伍里只能有一个大神，而不能分化，要是有了别人也能成为神或神的使者，那么起义队伍就会出现分化，由信仰的分化导致力量的分化，最终内耗，导致覆灭。太平天国后期，杨秀清宣称可以“天父附身”，萧朝贵宣称可以“天兄附身”，而洪秀全只能“上帝附身”。于是，多神的出现为太平天国的分裂埋下了隐患。萧朝贵战死，不会危及洪秀全的统治，而杨秀清仗着“天父附身”杖责洪秀全，造成内部不和，直接导致了洪秀全派人杀害杨秀清一家的惨剧。

国人的务实态度决定了他们对于宗教的信仰心态，始终都是若即若离的，并不会像藏民一样磕长头朝拜，把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供奉在佛像前，转身就走，而是会留下最值钱的东西，只是买些供品或上一些功德钱，祷告一番也就万事大吉了。从多神崇拜的现象来看，虽然宗教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发展趋势，但总体上看，不会出现宗教狂热和宗教泛滥的现象，毕竟，人们都很世俗，也很务实，除了求神拜佛还是要生活的，当然，过一段时间还要求另外的神，不留下点积蓄怎么上供品呢？

加上意识形态的控制，宗教也就不会大兴了，但人们的多神崇拜还会存在，即便在同一种宗教里也存在多神崇拜的现象，却不容易产生一神崇拜的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