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楚古今」郧阳的白莲教

文字/邢方贵
编辑/陈霞 王涛
编审/杨正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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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教是我国自东汉以来一直延续到清中期嘉庆年间的民间团体。纵观其千余年的历史，很难简单地界定它是正义或邪恶的。当朝政腐败，生灵涂炭之时，它以宗教教义团结劳苦大众，反抗封建暴政；但改朝换代后，社会趋于安定时，少数首领也会为个人的利益蛊惑大众倡乱，导致政府镇压，破坏社会的安宁。

白莲教的“老底”

白莲教是一种秘密流传的民间宗教，杂拜各种鬼神，它是由摩尼教、弥勒教、道教和佛教等各种宗教混合演变而成的。一般说法都认为白莲教起源于唐代一度盛行的摩尼教，南宋绍兴初年，吴郡（苏州）延禅寺的和尚茅子元仿天台宗教义并吸取摩尼教的教义与仪式创立。以佛教中的弥勒佛代替了明教会的摩尼佛。到元代末年就逐渐形成了以崇拜弥勒佛为主的“白莲教”。

白莲教还是明清时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崇奉“无生老母”与“弥勒佛”，宣扬弥勒佛未来会“改造世界”的传说，并以“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 “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平均、互助思想在其中迅速流行，从者日众。 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八字真诀，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一定寄托，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力图摆脱困窘的流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从者日众。

这也正如流行于长江流域的青红帮，以分布地域广，能互助互济号召天下，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

因此，历代政府对白莲教都是采取取缔、镇压的态度。白莲教从始创到清朝中叶的千多年中，始终不被政府视为正统宗教而受崇拜保护，而是作为异教被排斥。元明两代，农民群众曾多次利用白莲教的形式来动员、组织起义队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元末韩山童在江淮的起义；明初永乐年间山东的唐赛儿起义；嘉靖年间四川的蔡伯贯起义；天启年间山东的徐鸿儒起义；清朝乾隆中期山东的王伦起义等。

郧阳是白莲教的摇篮

郧阳地处鄂、渝、川、陕四省交界处，三千里汉江穿境而过（郧县汉江航道147公里），切分秦巴。汉江上达陕西汉中、下达湖北荆襄及武昌以至江苏南京，可谓“六省通衢”之地。

郧阳可以说富庶：地域辽阔，山林密布，汉水流域的淤积小平原差不多都是千亩连片的良田沃土；山林之出木材、竹子、药材、飞禽走兽丰富多样；而汉水及其支流的鱼虾更是千百万年郧阳人的重要食材，郧阳所发现的秦砖（黏土红砖）及大量汉砖，其饰纹大都是肥硕的鱼，偶或配饰有白鹤及渔网……以此良好的生存环境，郧阳不但养育了我们无数的先祖先民，更在明中叶接纳了全国几百万流民于此生存繁衍，也因此有了郧阳府及湖广行都司之设，使郧阳达于烈火烹油之盛！

陕西的张小华先生在他的巨著《宁陕的前世今生》中，这样形容当时的郧阳：“郧阳城本来是一个非常非普通的小县城，一朝成了知府衙门、巡抚衙门和行都司驻地，城池大规模扩建，修葺屋宇，修浚水道，拓宽街道，城市面貌焕然一新，郧阳小城一跃成了“雄藩巨镇”。在当时，郧阳城成为汉江上最大的商埠，到处是商铺、会馆，酒肆、学宫、校场。”

但也应当说郧阳是贫穷的。那是因为战争与流民过度开发所致。

郧阳的交通便利与富庶，也使之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而灾难倍重。一场战争的兵燹烈火，刀兵过处，户无完缶，数十年所建设的家园毁于一旦，其后数十上百年都难恢复元气。例如郧阳东八乡本是林木茂密的富庶之地，明清有许多外省移民都安居于此，但嘉庆元年（1796）的白莲教起义与同治元年（1852）太平军扫荡郧阳，一场大战山林几乎悉数烧尽，其后百余年童山濯濯，岩石裸露，连人畜饮水都十分困难。

康熙初年，地处川、楚、陕交界的郧阳山区因明亡清兴之战及李自成、张献忠余部的抗清斗争而极度荒芜，地广人稀，灾难深重的郧阳山区汉水两岸“关市尽空，村舍无烟，水旱频仍，户口凋敝，十不过二三。”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却无人耕耘。康熙以“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增加赋税”号召天下之民来此垦种。郧阳先民就有了“扎草为界”的迁徙传说。

从康熙后期起，在不过百余年的时间里，外省人口的移入，迅速改变了郧阳地区地广人稀的状况，郧县人口由康熙十九年（1680）的1368丁（《郧阳府志》），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发展到75010人，人口的迅速增长带动了经济的复苏和迅速发展上升。康乾盛世，为郧阳地区的发展与繁荣创造了一次重要契机。

但世事总是利弊相生，郧阳山区在康乾盛世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也使郧阳再度陷入困境。

乾隆后期，土地高度集中，大批流民陆续聚集于川、楚、陕交界的郧阳地区及周边谋生，众以数百万计 。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土地兼并严重，河南、安徽、江西各地出现饥民。乾隆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1772年—1773年），川、楚两省饥民来到两省交界山区的谋生者就达数十万人。加上来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大约有一百万人前来谋求生路。但川楚边境地区土壤瘠薄，气候恶劣，人们多依赖山地自然资源谋生。，但山地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某些甚至是不可再生的，随着过度开发，资源的不断消耗，经济发展的空间也逐渐减小。当山地尽已开垦，林木砍伐殆尽之时，维持原有的生活就变得极为困难了。

所以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还受雇于木材厂、铁厂、纸厂，获取微薄工钱，方能生存。他们受地主、厂主的剥削，还要受官差的勒索，生活极为艰难。加以封建统治阶级生活奢侈、贪官污吏横行、人们不满和反抗情绪日增，白莲教的宣传也随之增加了反抗现实的内容。绝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莲教传播的对象。以流民为主体的郧阳山区百姓在艰窘的求生中，对白莲教“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的教义宣传深信不疑，便或公开或秘密地加入了白莲教，使地处三边交汇之地的郧阳成为白莲教的摇篮。

嘉庆元年川楚白莲教起事

清高宗乾隆皇帝登基之后，满清政权也达到了鼎盛时期。他志得意满，自以为是雄视世界的天朝上国大帝，既鄙视西方的机械制造与电气化，斥之为“奇技淫巧”；又对国内潜滋暗长的白莲教势力无比愤怒，下决心要在他手里彻底铲除这“邪教”。便依凭强盛的国力采用高压手段疯狂镇压白莲教。乾隆四十年（1775年），河南白莲教支派混元教首领刘松起义失败，弟子刘之协、宋之清等继续于川、楚、陕等地传教。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刘之协于河南被捕后脱走，清廷通令大索州县，激起民怨。

乾隆六十年（1795），湖北各地白莲教首，秘商在次年“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嘉庆元年为丙辰龙年。民间相传“龙年天下大乱”。 ），让教徒制备刀把火药。白莲教的迅速发展和其反清内容，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不安，清廷遂下令大规模搜捕白莲教徒。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则以查拿邪教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

一时之间，白莲教在全国偃旗息鼓。但高压政策并不能解决盛世之下的阶级矛盾，所以，在他登基六十年后的1795年，为了不超越他爷爷康熙大帝在位六十年的祖制，不得不把皇权交给他的儿子嘉庆皇帝。就在新老皇帝交接班的时节，白莲教各地教首遂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号召教徒奋起反抗。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教众迅速发展 ，压抑既久的白莲教大起义爆发了！

白莲教起义（1796—1804），又称为“川楚教乱”或“川楚白莲教起事”。指中国清朝嘉庆年间爆发于四川达州、东乡（今宣汉）、陕西、河南和湖北边境地区的白莲教徒武装反抗清政府的事件。从嘉庆元年（1796）到嘉庆九年（1804），历时九载，是清代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嘉庆元年（1796）正月，湖北枝江、宜都白莲教率先发动起义，湖北长乐、长阳及四川各地的白莲教徒也纷纷响应。。三月，襄阳姚之富等奉王聪儿为总教师，在襄阳起义。清廷急令湖广总督、四川将军、湖北巡抚、西安将军等率兵镇压，击溃多支义军。

面对清军围剿，唯有王聪儿、姚之富领导的义军避开平原，专走山区，采取流动作战的策略，力量迅速壮大，成为湖北起义军的主力。这支义军于次年（1797）初由豫经陕入川东，与四川义军会合。嘉庆三年（1798）春，王聪儿、姚之富部被清军围追堵截到郧西，宁跳崖而死，守义不降！余部与四川的义军联合。

嘉庆四年（1799），清廷以勒保为经略大臣，节制川、陕、楚、豫、甘五省官军进击，并晓谕州县办团练，坚壁清野，攻抚并施。使义军处境艰难，张汉潮等人相继牺牲。

嘉庆五年（1800），清廷任勒保为四川总督，集主力于川西阻截起义军。经数次激战，剩余起义军退入南山和巴山老林。至嘉庆九年（1804）九月，起义军残部被清军陆续击破，起义被平定。

清中期这最大的白莲教教民起义“川楚教乱”，因郧阳处川、楚、豫、陕毗连地域且流民最众，故成为这次战事的中心。因此修撰于同治五年（1866）的《郧县志·边防事迹》中详尽记载了这次战事：

“乾隆六十年冬，奸民倡白莲教，谋叛自荆（州）、宜（昌）起，以白布缠头，白旗为号，勾连襄（阳）、郧（阳）贼目分头举事……

嘉庆元年二月二十日，白莲贼党围房县，陷保康；二十二日陷竹山，郡城（郧阳城）戒严……郡城人心惶惶，奸人乘隙为难……” 其中记载了斩杀的白莲教人员，也记载了参与堵截剿杀白莲教义军的乡绅乡勇。特别是郧县大堰吴锡章，率团防乡勇于火车岭堵截白莲教义军，几乎战死。且在《郧县志·人物志·德行》中详尽记载其行状，并说明在白莲教之战后，被陕西总督、宜昌湖北巡抚评定为六品军功， 并“以‘義勇可嘉’表其庐”。这块大匾从嘉庆年到建国后两百余年间，一直悬挂在大堰响耳河吴家老屋作为吴氏家族的荣耀。该家族也成为郧阳望族之一，代代人才辈出。可惜改革开放后，有人在此开油坊，把这大匾劈柴烧了。但郧城北郊吴家河吴氏墓园里，吴锡章的豪华大墓至今犹存（民国二年复修）。

在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中，郧阳百姓被官府斩杀多少人，官修的府志、县志自然没有记载；但官军、乡勇、士绅死于战事者，却在同治版《郧县志》的《忠杰》、《死难》篇中详尽记载，一一录出姓名。例如在金家坪、顾家岗、茅坪三次战斗中官方就有260人战死。

应该说，当时围剿义军的官军十倍于义军，是强势群体，义军及从教的百姓是弱势群体；官军死260余人，那弱势一方的死亡人数则十倍不止。据张培玉先生《十堰战事·白莲教起义》记载，仅郧县五峰泥河口、孤山一战，就杀死义军两千多名。至于义军陷保康、房县、郧西、两竹的拉锯战，死亡人数当在数万人。

清廷对白莲教政策的变化

嘉庆初年白莲教起事时，乾隆帝作为太上皇节制嘉庆，他对于白莲教在他交班时大起事，是对皇权的蔑视，是对他历年镇压白莲教的挑战！震怒之余，挟制嘉庆坚持剿杀镇压政策。镇压愈狠，反抗愈烈，白莲教起义从川楚豫陕四下蔓延，迅速成燎原之势。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驾崩。嘉庆帝彻底解除了父亲的节制，立即改变了对白莲教的策略。他清楚，乾隆末年，崇奢之风对败坏的吏治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宠臣和珅的擅权结党更使腐败进一步加深，库银连年锐减，吏治每况愈下，百姓生计日益艰难，天下何能不反？前朝之弊与当朝之患逼迫嘉庆帝改变策略，整饬吏治。嘉庆帝立即诛杀和珅，缓和了阶级矛盾，安定了民心。

嘉庆帝亲政掌握朝政大权后，认为镇压川楚教乱一味剿杀却久战无功，就改变对付白莲教乱的策略为剿抚并用。一是实行“坚壁清野”之策，断绝义军与百姓的联系使义军处境艰难；二是晓谕州县办团练，依山隘寨堡，扼守要路，攻抚并施；三是嘉庆五年（1800），嘉庆提出“不论教不教，但论匪不匪”的观点，制定出“随剿随抚，但治从逆，不治从教，剿抚并施”的策略，将参与谋反之“乱民”与习教之“教民”区分开来处置，收效甚好。

同时清廷又出台招抚措施，“其绥靖之法有三，或清查叛产，或量给流亡绝产，或于南山老林垦荒”，在垦荒地区，嘉庆帝还增设提督、总兵加强军事统治。

为加快平定白莲教乱的进程，清廷用分而治之的办法瓦解了起义军。嘉庆六年（1801），清廷颁布《御制邪教说》，强调将参与造反的“首逆”与受“愚弄胁迫”的“附众”区别对待，一些教徒或临阵投降，或因朝廷招抚策略的推行而归顺，这些措施加快了平定川楚教乱的进程。

起义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但清廷推行坚壁清野战术，筑起大量寨堡，将村落百姓强行移居其中，又训练团练进行防守，从而切断白莲教起义军队的粮草与兵源。至嘉庆九年（1804），白莲教起义终告失败。

更重要的是，嘉庆在战后处置义军及教众政策，彻底摒弃了乾隆一律“诛九族”的残酷办法；对于参与起义的首领类，改为“诛三族”（父母亲、兄弟及配偶、妻族）。其余一般教众，也就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

一个典型的实例是，茶店长岭赵湾村有一赵姓人家，明成化年间随流民自陕西迁此务农。到清代乾隆年间这家有了弟兄四人赵谦、赵肃、赵书、赵启。老三赵书参加白莲教，并于嘉庆初年参与白莲教起义，战乱平息后被清查问斩！幸好那时家贫，弟兄四人都没成家，父母也早已过世，就没祸及别人。但老四赵启受到惊吓，便回到陕西老家谋生。

后来赵谦、赵肃的后人因茶店自然条件差，便到府城大东门外富庶的胡家洲打工。其中有赵氏兄弟二人在胡家洲闫老爷家当长工，后老大离去，老二留下。

闫老爷有位独生女，人称 “麻子大脚”，29岁尚未出阁。闫老爷看这赵老二憨厚而机敏，便招赘为婿，赵老二自然在闫老爷身后继承了全部家产。这“麻子大脚”后来居然连生九子，定居于此的赵姓遂成为胡家洲第二大姓，耕读传家。赵氏由此大兴，后辈儿孙出了许多专家、学者与业务骨干。

关于长岭赵湾赵书因参加白莲教被杀事，赵氏后人口口相传，但不能记入家谱——白莲教被清政府界定为“邪教”，嘉庆“川楚教乱”是反叛。直到2018年胡家洲赵氏编撰《郧阳赵湾 胡家洲赵氏家谱》才将这段家族史实记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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