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生平介绍及其相关著作《广庄》

袁宏道八岁入学，十岁能文，十六岁结社城南，二十一岁乡试中举，二十五岁进士及第，可谓少年得志。然而从踏上仕途直至去世的十多年里又几经沉浮，历经坎坷。他二十七岁出任吴县县令，三年后辞官游历东南;三十一岁又入京任顺天府教授，不久便归乡隐居柳浪馆长达五年之久;三十九岁时再次赴京为官，四十二岁任秦中主试，次年病段。袁宏道三次出仕两度归隐，细细数来，为官不过八载，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与山水为伴，他的人生态度和学术主张有着明显转变，前期主要受李赞影响，崇尚“狂禅”。

这一时期的他意气风发、狂妄悠意。在初次仕京期间(万历二十七年前后)，黄辉等好友陆续被卷入党争，李赞被诬自刎于狱中，袁宗道心力交瘁而卒，这一系列事件都使袁宏道对仕途之险恶、宦海之浮沉、人生之冷暖有了深刻的体悟，于是他开始对前期思想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拨正，后期的他半仕半隐、内敛稳实。其弟袁中道在《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中对他的这一转变有明确的记载，由此可见，袁宏道对“狂禅之滥”有所觉悟，他持名念佛归心净上。至晚年，更是禅净双修，随缘任运与修持净上并重。

著作

袁宏道的著作颇为丰富，其中包括一些尺犊、序跋，今都收录在钱伯城点校的《袁宏道集笺校》中。其中，写于万历二十六年冬(1598年)的《广庄》是袁宏道思想转变期间的代表性著作。

《广庄》运用佛学和儒学的概念对《庄子》所提出的众多哲学问题进行重新解释，建立起他的“自适”哲学。《广庄》除了对袁宏道个人具有重要意义之外，还具有深层的文化内涵和深远的时代影响。袁宏道为什么选择《庄子》作为解读的对象?为什么以“自适”作为融摄三教的原则和目的?这显然不仅仅是出于袁宏道一己之爱恶，故《广庄》研究理应先对晚明时代背景和深层文化走向深探之、细究之。

《广庄》成文背景

袁宏道主要活动于万历年间，此时，朱氏的统治已摇摇欲坠，处处显露出末世的危机。万历是明王朝走向衰败的开始，也是明王朝统治最为黑暗和腐朽的时期。而晚明之颓败不仅在于朝政落后，更在于文化传统的全面消解和士人精神的普遍沦丧，故史书云:“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

封建制度盛极而衰，晚明的封建统治已捉襟见肘。自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故，稍稍得到缓和的矛盾再次爆发，积蓄已久的各方势力一齐发难。晚明政局的混乱直接体现为党争，东林党与齐、昆、宣三党在领域和思想领域都展开了长期的斗争。

相对于朝政上的颓败不堪，晚明在经济上却迎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崇尚享乐，奢靡放诞之风充斥着整个社会。袁宏道嗜酒押妓、放纵情欲、追逐山水之乐无疑是受此种世风之影响。

更重要的是，晚明还面临着文化传统的全面消解。明朝以降，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把程朱理学规定为统治思想，程朱理学在吸收佛、道二家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严密的哲学体系和森严的等级制度，确立了官学的地位。

发展至明朝中后期，随着思想控制的加强，这种理论体系的弊端日益显露，开始走向僵化，传统的纲常伦理观念已经难以维系。末世的危机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晚明士人个人意识的觉醒，他们对腐朽不堪的明朝和压抑人欲的程朱理学都表现出极大的不满，魏晋“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狂士风流和自然精神在晚明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再次得到了萌发的机缘，性情“自适”和精神解脱成为晚明士人的普遍追求。

儒学方面，王阳明融禅于儒开创“心学”，从儒学内部直接突破了理学的藩篱。他将高悬之理与本然之心相结合，促使外在的儒家伦理道德转变为内在的良知本心，“致良知”从而有了禅宗“明心见性”的意味。

然而心学发展至万历年间却逐渐流向了异端，至泰州学派心学已沦为“似儒似禅”、“非儒非禅”的“狂禅”，及至李赞，良知完全等同于情欲，儒学彻底消解于禅学之中，自然、“自适”之精神也完全变成了私欲的放纵。

在儒学内部自我重建的同时，佛禅之学成为士人们“越名教”的外部力量。自唐末以来，宗门佛教衰微而禅宗独盛，为力挽颓势，佛教在内部和外部不断融合，至晚明形成了禅教合一、禅净合一，甚至三教合一的圆融趋势，其看话禅、文字禅的形式得到了广大士人的喜爱，而呵祖骂佛、触类是道、随缘任运等行迹主张更是迎合了晚明士人与理学抗争的心理和“自适”、解脱的人生追求，故晚明禅悦之风大盛。

对彼岸净上的宗教幻想取代了儒家积极救世的人生理想，士人们不再以“安邦治国”为己任，反而以参禅念佛为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士大夫禅学的兴盛一方面标志着晚明佛教的世俗化走向，另一方面却也反映着儒家士人精神的普遍沦丧。

基于晚明士人“任自然”的要求，《庄子》继魏晋玄学之后又重新成为学界的热点。它以其特殊的文本形式给予后世读者极大的解读空间，而它崇尚自然的理性主义和反对世俗的超越精神恰好迎合了晚明士人尚本求真、个性解放的心理，尤其是它对人生诸多问题的揭示和深刻探讨对急需探求人生出路的晚明士人极具指导意义。

于是对《庄子》的重新解读成为晚明人士反抗理学、建构己说的重要方式，儒、释、道三教人士不约而同地通过解《庄》和注《庄》来抒发己意，致使晚明庄学兴盛，“以佛解庄”、“以儒解庄”也成为阐释《庄子》的主流形式，解《庄》实际上已成为儒释道三教融会的主要契机。

总之，心学的禅学化、禅学的士大夫化，以及三教解《庄》的盛行，都说明儒释道三教会通是晚明思想文化的主流。心学和佛道二家分别从内、外两个方向共同瓦解着程朱理学的统治，同时又企图借助其他二教来发展完善己学，可以说，晚明之学尽在三教之融会。

三教会通思潮影响着袁宏道思想的转变及形成。他虽在儒学上没有太大建树，但就其安生立命、为人处世的存在方式来看，大致还是近儒的;从他的居士身份和主要学术成就上来看，他又应该是归佛的;然而从他一生诸多任性放诞的行为来看，又像是承自庄子。

袁宏道认为三教之学体现在人的不同方面，三教学问虽各有偏重，但至理却是相通的，而这个三教会通之点即在“我”。所以袁宏道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始终是以“我”为中心来进行的，袁宏道欲学道家玩世，然洒脱不足;欲效佛家出世，却私欲难弃;欲从儒家谐世，又不安于世俗。故而他追求一种介乎玩世、出世、谐世之间的适世，即融会三教之要旨来“自适”，“自适”既是他融会三教的基本原则，也是最终目的。

结语

《广庄》作为他会通儒释道三教的经典之作，反映了袁宏道对三教思想的调和，同时也标志着他“自适”人生哲学的初步形成。尽管其中尚有不成熟之处，但思想锋芒已展露头角。袁宏道“自适”之学是晚明思潮影响下的产物，他对三教的看法和对三教思想的攫取与晚明儒、释、道三教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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