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断的演化路径——诺夫哥罗德公国：俄罗斯简史（二）

文 | 万吉庆

前文讲到，基辅罗斯衰落后，分化成众多政治实体，这些实体选择性地继承了基辅罗斯的遗产，并沿着不同方向演化。例如，西北部的诺夫哥罗德强化了基辅罗斯政治中的“民主要素”，卫彻或市政会议得到相当程度的发育；基辅罗斯的西南地区（立陶宛—罗斯国家）则强化了“贵族政治”传统；东北部的莫斯科公国则大大强化了“君主专制”要素。 详见：

因此，许多历史学家将这段封建时期理解为，“几条可选择的前进道路相互竞争的时期，每条道路都有自己源自基辅历史的遗赠，其中的莫斯科公国被证明占据优势，压服了其他的道路。”（梁赞诺夫斯基《俄罗斯史》，pp.63-64）

这三种演化路径，分别以诺夫哥罗德公国、立陶宛-罗斯国家、莫斯科公国为典型。

一、商业共和国模式：诺夫哥罗德公国

诺夫哥罗德公国（存续时间为9至15世纪），位于罗斯西北角的湖泊地区。在中世纪，它与西方的商贸交流非常频繁。在基辅罗斯衰落后，诺夫哥罗德逐步发展为罗斯北部的都城和最大的贸易中心。

不过，对历史学家而言，诺夫哥罗德公国非同寻常的政治体制、生活方式更引人注目。

1. 基层自治

梁赞诺夫斯基指出，“基层的主动性、有组织和自治，是诺夫哥罗德的一大显著特点。”若干户人家，构成一个街道。街道是一个自治单位，自选长老作为首领；几个街道组成一个名为“索特尼亚”的单位；若干个“索特尼亚”组成一个区，当地语言叫“孔莎”，全城总共有五个区。每个区都享有范围很广的自治。……由于各区的自治，诺夫哥罗德的官方文件最多时要盖八个章：一个区盖一个，其余三个是中央政府的印章。（p.80）

2. 大公权力受到严格限制

1136年，这个公国曾驱逐过自己的统治者，此后，诺夫哥罗德公爵实质上沦为这座城市的雇员，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p.77）在一份协议中，公爵承诺他的政府将遵循该公国的习俗，只任命诺夫哥罗德人担任行政官员，没有法院许可不得解雇官员，没有被称为“帕萨德尼克”的一位民选的市政官或者是该市政官委托的代表来代表城市出席，不得开庭审理案件。他只能在市区之外建立自己的官邸；他和他的家臣不可在诺夫哥罗德拥有土地或者同德意志人经商；关于他的薪水以及渔猎的权限也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p.80）

这些限权举措让人不由地联想起英国的《大宪章》。事实上，在欧洲的中世纪，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可以说， “黑暗的中世纪”这个提法是很片面的。

此外，由市政会议选出的市政官和“梯斯亚茨基”与公爵分享行政管理职责。他们两人，特别是市政官，在必要的时候有权保护城市的利益不受公爵侵害。市政官是公爵的主要同僚和助手，当公爵缺席的时候他就接手负责行政和军事事务。梯斯亚茨基的意思是千夫长，有两项重要职责：一是掌管城市军团，后者又称千人团；二是解决商业争端。他有时被看作是诺夫哥罗德普通民众的代表。（pp.80-81）

3. 大主教

除了履行公国的神职功能，诺夫哥罗德的大主教还一直是政治事务中的头面人物：主持贵族会议，为世俗当局提供咨询，调和对立的政治集团，有时还带领诺夫哥罗德的使团出使外国。（p.81）

4. 市政会议

最能彰显诺夫哥罗德“民主”特色的要属市政会议。市政会议通常由自由民中的所有拥有独立住房的人构成。它负责聘请或驱逐公爵，选举市政官和千夫长，通过选举三个候选人来决定大主教人选。它还决定与战争与和平有关的事宜，动员军队，颁布法律，征税，因此它实际上就是诺夫哥罗德的最高权力机关。市政会议可以由公爵、一个官员、任何一部分市民甚至任何一个个人来召集，只要他或他们敲一敲开会专用的钟就可以了。顺便提一下，这口钟后来被莫斯科大公国卸掉搬走了。此举象征着诺夫哥罗德的独立地位及其特有政体的终结。（p.81）

5. 贵族会议

贵族会议由大主教主持，其成员囊括了相当数量的有影响力的贵族，其中包括现任和前任的市政官和千夫长、区和“索特尼亚”的首领。贵族会议通常事先拟定将提交市政会议讨论或通过的法案，并能经常控制诺夫哥罗德的政治进程。它有效地代表了富人，可谓公国中的贵族因素。（p.81）

6. 司法制度

公爵、市政官、千夫长和大主教都拥有自己的专门法院。在市政官主持的高级法庭中实行陪审员制度。陪审员由十人组成，来自所有五个区，每个区两人，其中贵族、平民各一人。诺夫哥罗德人的司法也经常诉诸调解：诉讼双方通常被要求各提名一位调解人，只有当四人无法达成一致时法庭才会介入。诺夫哥罗德的刑罚较为温和，虽然保留死刑，但刑罚主要由罚款组成。罪行特别严重的被告会根据民众的意愿，在剥夺其财产后予以放逐。（pp.81-82）

令人叹惋的结局

可见，这是一个商业发达、权力分散且相互制约的自治公国。它仿佛是西欧或南欧“自治城市”的翻版，和我们印象中的“俄罗斯”很不一样。实际上，诺夫哥罗德民主政治演进的轨迹在罗斯其他地区也出现过，那就是罗斯西北的普斯科夫。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普斯科夫的王公比诺夫哥罗德的公爵所受的限制更多 ；它的卫彻即市政议会的地位和作用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更大的那个城市的市政议会。（ p.85 ）

然而，这种城邦属性，使得诺夫哥罗德在权力对决中不敌莫斯科公国，后者对社会的控制力更强、对社会财富的榨取能力更强，至少在短时段内，财政和军事优势更为明显。从比较政治的角度看，莫斯科公国统一罗斯地区的历程，犹如秦国统一东方六国，普鲁士统一德意志地区。最终都是集权程度最高的政治体主导了统一。

随着莫斯科公国成功兼并罗斯的其他地区，诺夫哥罗德的处境就越来越危险。

1471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击败了诺夫哥罗德的军队，这座城市被迫向他投降，并交付大量赔款乃至割让部分领土。当时，它的基本制度并未受到触动。

好景不长。1478年，莫斯科大公打响了针对诺夫哥罗德的第二场战争。由于立陶宛的援助未能兑现以及诺夫哥罗德人内部四分五裂，诺夫哥罗德在莫斯科军队的包围中不战而降。

战后，伊凡三世摧毁了诺夫哥罗德公国，以叛国罪处决了一些对手，流放了另一些对手，还将相当数量的诺夫哥罗德贵族家庭迁移到其他地区。可见，打散社会的凝结核、实现社会的“原子化”，是专制君主们不谋而合的共识。据当时的编年史记载，伊凡三世宣称：“在我的领地上，包括诺夫哥罗德，不得再悬市政会议的钟，不得再设市政官之职，全国统归我一人治理。”（p.101）

于是，市政会议、市政官和千夫长的职位，以及诺夫哥罗德的全部制度实际上都被相应地废除了，市政会议的大钟也被运走了。对政敌的更大规模的流放发生在1489年，诺夫哥罗德从此变成莫斯科公国的一部分。（同上）

和诺夫哥罗德的命运相似，普斯科夫于1511年左右被莫斯科公国吞并。许多人被流放，这个城市也失去了其特有的政治制度和全部独立地位，并在莫斯科的税收与法律的重压之下，失去了其商业化的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p.85）

在外部暴力的摧残下，一条带有鲜明“自治、民主”色彩的演化路径，就这样夭折了，不能不令人惋惜。

鲍里斯·基谢列夫曾说，“彼得大帝（为俄罗斯）开了一扇朝向欧洲的窗户，而中世纪的诺夫哥罗德早已将大门敞开。”（p.75）换句话说，俄罗斯后来为了延续统治，不得不走的道路，恰恰是莫斯科公国曾经用暴力打断的演化路径。 （未完待续）

参考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