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钧跃：社会信用体系——架起爬出“道德陷阱”的梯子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会因经济转型引发社会变迁，使其社会滑落“道德陷阱”。在道德陷阱中，会同时出现社会道德和商业伦理双败坏的恶劣状况，触碰或突破道德底线的恶劣行径并非鲜见。爬出陷阱需要有政府和社会进步力量的引领，更需要推动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道德重建运动。即使在有设计、方法和工具的条件下，社会也需要经过数十上百年、多代人接力式地持续努力进行道德建设。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改变，再工业化取得了巨大进展，社会变迁随之出现，因而无可避免地遭遇到道德陷阱。不过，我国已经拥有社会治理功能强大、能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信用体系，利用它作为一架“梯子”，可从信用和诚信道德建设角度切入道德重建，使我国快速且低代价地爬出道德陷阱。

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时期遭遇的“道德陷阱”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但凡一国进入某个社会转型期，出现社会学意义的社会变迁是必然的。社会变迁一般会引发一个时期的社会动荡和市场经济秩序混乱，与此同步出现的是社会道德和商业伦理双双崩坏。通常，这种全社会普遍性的道德沦丧恶劣状况会持续很多年，直到新的社会规则体系被建立和运行为止。对于这种现象，政治学家郑永年教授得出的结论是：“从国际经验看，无论是早期的欧洲和北美，还是后来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任何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都会出现重大的社会问题。”

近代以来，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阶段，都曾经历过一个相当长的社会道德滑坡时期，犹如坠落一个“道德陷阱（trap of moral turpitude）”，而且是无法躲避的。例如，英国和美国就留下了大量相关记载，记录了当时它们的社会在肮脏的道德陷阱里滚爬的悲惨情形，而法国则对如何爬出道德陷阱的方式留有不少记录。虽然这几个发达国家的国民性和民族文化不同，社会道德沦丧的表现形式却有很多相似之处，只是各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道德败坏程度有些差异。

在概念上，一个国家从农耕社会转型进入工业社会，特别是在工业化初期，会沉沦于一种文明程度普遍性降低和经济秩序混乱的黑暗期，其特征是社会道德沦丧、商业伦理崩坏和官员腐败情况并发，拖全社会坠落“道德陷阱”。究其原因，主要是社会变迁使得社会关系变化超过了旧规制的阈值，旧制度丧失了功能，而新社会规则体系建设滞后于社会变迁。至于一国需要多少年才能爬出道德陷阱，取决于该国的主流民族的文化、宗教、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调整方式和力度，以及社会进步力量所采取的社会改造和救济行动方式。

在理论上，道德陷阱现象不该是工业化时期独有的，在任何历史阶段，只要发生社会变迁，都在客观上具备产生道德陷阱的条件，只不过发生在远久世代的历史事件没有足够的文献资料记载而已。

世界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是英国，其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英国从毛纺织业的技术革新开始，以瓦特蒸汽机的改良和广泛应用为枢纽，开启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在工业化阶段，英国社会经历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社会变迁。因此，近代最先遭遇“道德陷阱”的国家是英国。

在英国工业化初期，自1688年起，英国政府开始颁布法令公开支持圈地，社会上出现过所谓使“羊吃人”的大规模“圈地运动”变得及其疯狂和残酷，圈地规模在短期内就扩大了数倍。当时英国贵族和大地主采用暴力手段，把农民共同使用的“公有地”强行霸占，据为私有。进入18世纪后，他们依然操纵立法当局制定《公有地围圈法》，持续强行圈地。据记载，仅在1700-1819期间，英国议会就下达了460件圈地法令，被圈的土地达6,331,800英亩。圈地使大批农田的使用权被剥夺，而土地上的原住农民却未得到任何经济补偿。对所有原住农民来说，丧失土地即失去家园，丧失了基本生存保障。于是，数百万农民被迫离开世代耕种的土地，拖家带口涌入各新兴工业城市，沦为劳动力市场上的无产者，依靠出卖自身劳动力维持生存。以1821-1830期间的农村迁入城市的人口记录为例，在这十年间，迁入城市的英国农民人数达到276万。自此，由小农、乡绅、工匠、商人组成的英国前现代社会结构基本瓦解，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大幅降低，由1696年的75%大幅下降至1801年的35%。

随着大批农民涌入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等新兴工业城市寻找工作，在这些城市里都出现了大面积的贫民窟。在贫民窟里，居民住房极其拥挤，环境脏乱差，公用设施极度匮乏。尽管各城市里的贫民窟面积不断扩大，仍常见农民家庭因无家可归而露宿街头，不少进城农民家庭陷入了极度贫困境地。

涌入城市的农民在城里构筑出“更低下”的社会最底层。极度贫困的进城农民往往一无所有，剩下的只有求生欲。“工人生活异常悲惨，其主食之一的土豆多半质差，干酪是陈货，猪板油是发臭的，肉类常常是病畜或死畜的肉，多半都已腐烂了。城市化早期英国各地‘食品骚乱’屡见不鲜。1764年，诺丁汉古斯市集发生过‘奶酪大骚乱’。1788年，该地发生了哄抢肉产品的骚乱。……18世纪末19世纪初，工业重镇谢菲尔德‘最放荡、最轻率和最不顾后果的人’是收入最低的工人。他们住房糟，品行就糟。工人家庭父母把全部的性需要和性行为暴露在子女面前，粗俗污秽的语言成了他们的家常用语，甚至连幼儿也口吐不堪入耳的秽语。……女工、洗衣女工、女仆等皆因贫穷、失业走上卖淫之路。失业的纺织行业的女孩，每4人中就有3人去当妓女。卖淫成为19世纪英国社会一大公害。……英国犯罪率一直呈上升趋势。据统计，1819年苏格兰因刑事罪被捕的只有89件，1837年已有3,176件，1842年增加到4,189件。1850年，伦敦7个辖区中，贫民阶层集中的居住区犯罪率高得惊人。诱发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城市化早期，背井离乡的农民往往产生‘被连根拔起的失落感’，生存的压力使人堕落。贫民阶层靠打零工、盗窃、诈骗和卖淫维持最低生活水准。赤贫使人缺乏法制和道德观念，极易染上恶习。而受教育程度往往与犯罪率成反比。”

那时期，英国城市贫困阶层的居住情况严重恶化，住房拥挤，环境脏乱，相关配套设施极度匮乏。使得城市里的小偷、妓女、酗酒、赌博、吸毒、童工等“违法乱纪”的现象倍增。另一方面，不讲卫生、粗口、无礼、损害公德的不文明现象随处可见。社会道德沦丧是普遍性的，城市居民也随之滑入道德陷阱。一些城市居民变成坑蒙拐骗的奸商，服务底层社会的商人败坏了商业伦理。城市居民欺负剥削进城农民的行为习以为常，黑帮恶行也屡见不鲜。“经济价值尺度被当作衡量一切的手段，带来了一场‘弥达斯的灾难’。在工业革命的中心曼彻斯特，污水满河，浓烟滚滚，方圆几英里之内草木不生。热病到处蔓延，劳工平均寿命不到17岁，酗酒成了他们短暂生命中唯一的安慰，被称为‘逃离曼彻斯特最快的方法’。”

美国的工业化萌芽于1814-1920期间。在这时期，美国也曾陷入“道德陷阱”。例如，早在1860年南北战争前，美国就有大量关于南北棉花交易和股票市场欺诈的记载。

在20世纪初，美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极其严重，黑心商人道德败坏，政府监管缺位，百姓怨声载道。利欲熏心的商人会把苯甲酸钠注入不新鲜的西红柿中，以防止西红柿继续腐烂；在蔬菜上泼洒硫酸铜，能使蔬菜看起来更鲜嫩；肉类加工企业用硼砂去除烂火腿发出的臭味；“草莓酱”是用没有一丁点儿果肉的苹果皮加上葡萄糖制成；面包商人为了节省面粉，在原料中加入粉笔末、尘土和融水石膏；在红糖里掺杂碾碎的虱子，因其表面看上去像红糖；至于罐装火鸡里没有真火鸡肉；橄榄油实际上是棉籽油。食品制造领域的各种造假、欺诈和害人行为数不胜数。1858年，纽约曾发生过一次臭名昭著的毒牛奶事件。不良奶农和黑心商人相互勾结，形成了毒牛奶的产供销利益链条。他们把污水、臭鸡蛋、淀粉糖浆等各种杂物掺入病牛产的牛奶中，还胆敢打着“儿童卫生奶”的招牌进行销售。

1905年，美国左翼记者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潜入芝加哥一家大型肉制品厂，与工人们一起工作了七周时间。他看到的肉制品生产场景令他无比震惊。1906年，他根据自己调查和体验，撰写了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屠场》（The Jungle），小说描写了立陶宛移民尤吉斯一家人美国梦破裂的悲惨遭遇，也描绘了当时美国肉食品加工厂的纪实场景。

《屠场》中最著名的桥段是：“人们从来看不到是什么东西剁进了香肠。在欧洲，已经过了保质期的发霉、变色的香肠会被扔掉，而这里的屠场主们会把它们捡回来，经过硼砂和甘油处理后，倒进绞肉机的漏斗里，这样就重新做成香肠，在国内销售。有些肉就胡乱地堆在地上，地上满是泥土和锯屑，工人们就在这地面上踩踏，并把几百亿个肺结核细菌吐在上面。有些肉一大堆一大堆地堆在库房里，库房的天棚漏水，脏水就滴落在肉堆上，上面有数千只老鼠在尽享美餐。当然，库房里光线昏暗，你是看不到老鼠的，可是工人们只要把手在肉堆上一划拉就能划拉下一捧一捧的干鼠粪。老鼠人人讨厌，于是屠场主们就把老鼠药撒在面包屑里来对付它们。老鼠被毒死了，于是工人们就把死老鼠、面包屑和猪肉一起倒进绞肉机的漏斗里。这绝不是在编造故事，也不是在开玩笑。工人们把库房里的肉铲到推车里，即使看到，工人们也没有心思去捡死老鼠—跟香肠里其他的东西比，死老鼠不算什么。车间里没有洗手的地方，所以吃饭之前工人们就用即将被舀进香肠肉馅里的水洗手。熏肉的边角、腌肉的残渣以及所有其他杂七杂八的废料都一并倒进地下室的破桶里，而且一放就是很长时间。根据屠场主们制定的严格的节约制度，有些工作每隔很长时间才值得付人工费去做，其中包括清理这些破桶。这些桶他们每年春天清理一次。这些桶存放了一年，里面少不了尘土、铁锈、旧钉子和脏水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被一车一车地倒进漏斗里，和鲜肉一起被绞成肉馅儿，做成香肠，然后端到人们的餐桌上。”

在1906年的一天早晨，时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边吃早点边读《屠场》。猛然间，他大叫了一声：“我中毒了。”紧接着，他就把仅吃了一半的香肠统统扔出窗外。当年，他就任命哈维·威利（Harvey W. Wiley）组建新机构，并亲自督导了一场“食品安全问题”全国大检查运动。从社会效果看，正是《屠场》这部小说，催生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作者厄普顿·辛克莱后来感叹道：“我本想打动公众的心，却不料击中了他们的胃。”

1898年美西战争时期，美国政府组织骑兵队奔赴古巴。结果战斗中没能让军队减员多少，反而是后勤供应的国产变质肉罐头，让数千名美国士兵病倒。时任美国陆军总司令的迈尔斯将军（General Nelson Appleton Miles）就此向美国联邦政府提出抗议，声称政府供应给陆军的牛肉罐头比敌人的子弹厉害，杀死了更多的美军士兵。

法国的工业化大约出现在1760-1875期间，因为工业化过程中出现了政治动荡，所以其工业化时期在时间段上并不连续。

与英国相同，法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的过程中，最本质和最深刻的社会变迁是传统农民向现代人的转变。在社会学家的笔下，在城市化初期的法国，农民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在1840年代，一位游历了勃艮第( Burgundy)乡村的巴黎人感叹道：‘人们无需去美洲寻找野蛮人。’1851年，法国经济学者阿道夫布朗基在考察了法国许多村庄后，这样描述农民与城里人的差距：‘生长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两种人如此不同，以至于他们彼此视为外国人。’英国政治家、保守党领袖迪斯累里在1840年代中期政治上失意之时游历欧洲后，这样描写法国城乡人口的差距：‘他们之间没有交往，没有同情，彼此不了解各自的习惯、思想和感情，好像他们是生活在不同地区或不同星球上的居民。’巴尔扎克在其小说《农民》中对这时期的法国农民也有过生动的描写，当时法国农民的落后状况闻名于世。”

19世纪中期，随着法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大批农民涌入首都巴黎市，他们一改传统的进城打短工的习惯方式，举家搬进城市，使包括首都巴黎在内的多个法国城市出现了贫民窟。法国城市中的贫民窟也如英国的，脏乱差、疾病蔓延、犯罪率高、治安差等问题不胜枚举。

法国是欧洲的大陆国家，其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与英国的大不相同，使其在道德陷阱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伴随着国家工业化，资本聚集起来，资产阶级也壮大了。法国资本家勾结官员，用钱腐败官员，出现了遍布全国的官商勾结的现象，使得一些地方政府被腐蚀得千疮百孔，而这却是英国未曾出现过的社会现象。一些法国资本家甚至取代了原贵族，取得了对工人群体的合法伤害权，攫取到更大的经济利益。在1849-1867期间，卡尔·马克思在伦敦撰写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全面揭示了欧洲工业化时期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本质，点燃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种。

坠入道德陷阱的社会，遭遇到的道德沦丧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个人道德（含职业道德）、商业伦理、文明（公德）、违法违规、政务腐败失德等各类问题，而且具有社会普遍性。给当时身处道德陷阱中的人们的感觉是，各行各业和社会各阶层的道德水平快速下降，丧德违规的行为触目惊心，触碰社会道德和商业伦理底线的案件层出不穷。二百多年前那些投身英国社会百年道德重建的精英人士有这种感觉，而且著书立说记录下来。在国际上，对英国百年道德重建运动进行研究的文献资料很多，却极少被介绍到我国。

在亚洲，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也在进入工业化时期遭遇道德陷阱，虽然没出现英美那种极度糟糕的社会道德沦丧局面，但其社会也出现过大幅道德滑坡状况。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为阻止社会道德水平下滑和重塑主流价值观，曾开展过很多年的道德教育运动。再如，二战后才建国的新加坡，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快速工业化时期，也曾陷入过传统道德价值失落和社会道德明显下滑的道德危机状态。为此，在上世纪70年代末，新加坡政府主导过一场持续多年、轰轰烈烈的社会道德重建运动。

二．各国应对道德陷阱的方式

纵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历史，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滑落道德陷阱，但最终也都爬了出来。

英国

在18至19世纪的英国社会转型期，都铎王朝（Tudor dynasty，1485-1603年）建立的旧社会制度被摧毁了，而适应工业化社会的新社会规则和价值体系建设则严重滞后，致使英国社会沦陷于道德陷阱。

在英国社会坠落道德陷阱之后，面对当时极其糟糕的局面，英国若干股社会力量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推动了一场与工业革命同步进行的社会改良行动，包括作用于精神和文化层面的“百年道德重建运动”。鉴于英国基督教会的卫斯理宗（Methodists）是在同时期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在运动中发挥了主力作用，因而这场运动称为“福音运动”。

英国的百年道德重建运动始于1787年。那年，在英国国会议员威廉•韦伯福斯的鼓动下，国王乔治三世颁布了《鼓励虔诚与美德宣言》，这是运动启动的标志性事件。其后长达百年的道德重建运动从精神文明到物质文明共同建设，这与我国春秋时期管仲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同理。

在文明建设方面，在这场运动中唱主角的是基督教会。基督教福音主义提出了返回本心，先拯救个体，再改造社会的路线；以精神觉醒、道德自律和社会服务为主要举措。在卫斯理宗信徒榜样作用和感召下，各界大批精英人士出钱出力，在社会上倡导福音主义生活方式和道德准则，以个人献身精神服务于社会，推动社会风尚变革。那时，社会精英人士组建了不同界别的志愿者团体，深入下层社会，建立医院为下层社会民众提供免费或平价医疗服务；募集财物救济贫民；敦促政府解放奴隶；提倡禁酒禁赌；教育和挽救妓女和小偷……

当时，大批贫困家庭的儿童进工厂做童工，使得英国的文盲人群迅速增加。1780年，福音派信徒罗伯特•雷克斯（Robert Raikes）出资聘请教师，在每个星期日的教会礼拜和圣餐过后，将儿童留下学习读写算。他在自己办的日报上呼吁推广这种教育方式，发起了“主日学运动”。他的倡议得到了社会各界纷纷响应，据《教育杂志》报导，到1840年，英国北方工业城镇已有三分之二的儿童参加主日学活动。另外，公共图书馆在各城市出现，打破了阶级的界限，不分贫富让所有纳税人都能在同一个场所免费阅读，共享知识。在十九世纪，英国的公共图书馆数量曾得到数倍增长。

在物质建设方面，英国政府有计划地拆除贫民窟，设法为所有居民提供住宅，并大规模推进公用事业设施建设。1855年，英国政府颁布实施了《首都管理法》和《消除污害法》，通过改善城市居民居住环境卫生的措施，达到提高居民身体健康水平的目的。1875年，英国政府颁布实施了《公共卫生法》，开展“健康革命”，根除霍乱等传染病的传播，规范民众的各种不讲卫生行为。为了使贫困的病人能得到医疗救助，英国政府于1855年颁布实施了《医疗救济法》，法律规定不能因为病人进入济贫医院就医而被视为接受救济者，也不能剥夺这些人的任何公民权。

美国

如果说英国是以社会道德重建为主线开展的，而美国则是以商业伦理重建为主线进行的。在美国工业化的过程中上，19世纪上半页是北方纺织工业的大发展时期，而当时的原材料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弄虚作假的不良商人和骗子，买卖契约欺诈频频出现。在金融市场上，街头证券交易骗术横行。

但是，美国应对道德陷阱局面有一个极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美国政府于1906年起开展的“食品安全”大检查运动，是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启动的这场运动。在1905年12月，总统向国会提出：“我建议应该颁布这样一部法律，对州际贸易中标签不实的和掺假的食品、饮料和药品予以规范。这样一部法律将保护正当的生产和贸易活动，以及保障消费者的健康和福祉。”

鉴于农业部化学局担任首席科学家哈维·威利博士（Dr. Harvey W. Wiley）拥有，“人丛中的一座高山，好斗的一头雄狮”的反食药欺诈斗士的口碑，仅在1905-1906期间就在《克林斯周刊》上发表了十几篇文章，揭露药品掺假现象。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命他接掌农业部化学局。

1906年6月，由哈维·威利力推并参与拟订的《纯食品和药品法（Pure Food and Drugs Act）》颁布实施，成为美国食品安全大检查运动启动的重要标志。同期，经国会还审批通过了《肉制品检查法（Meat Inspection Act）》。当时，《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为此欢呼道：“民众可以享受纯净食品和真药品的时代来临了！”

哈维·威利果然不负重托，成功地推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食品安全大检查运动，横扫食品和药品领域的假冒伪劣行径，对不良厂商以致命打击。据称哈维·威利是一位工作狂，在任期里建立起美国政府的食品和药品监管制度以及检验制度，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去世后被安葬于阿灵顿国家公墓，美国邮政局还发行了他头像图案的纪念邮票。值得一提的是，在1930年，农业部化学局更名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由此可见，美国市场的商业伦理重塑是从整治食品安全问题切入的，美国政府也采用过运动式的严打措施。

法国

在法国，由工业化引起的社会变迁出现在大革命之前。在工业化的初期，社会道德下滑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反而是在1789-1794的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开启了现代公民教育，其领导人罗伯斯庇尔曾发表过关于公民美德建设方面的论述，内容相当丰富。雅各宾派推动的公民美德建设活动，涉及经济、政治、法律、教育、文化、风俗等多方面。刘春兵认为：“法国大革命则不同，它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同时还是一场社会革命，最后还发展成为道德革命。”

1820-1875期间，法国的工业化进程提速，加冕成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的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得到了工商业与金融资产者的共同支持。在大力推进法国的工业化进程同时，政府还加快了国家金融系统的建设速度。1840年，他撰写了《论消灭贫困》一书。1853年，他按照自己了理想下令改造巴黎城，拆除贫民窟，开发住宅区，提倡文明生活。当时，他任命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主持新巴黎城的设计和建设。尽管世人对拿破仑三世的政治评价颇多负面，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他在位期间实现了法国的工业化。那时期，法国经济繁荣，从物质上强有力地支持了法国社会的文明建设。

日本

在亚洲的日本，该国的工业化发生在1868-1920明治维新运动期间。早在明治维新之初，日本就通过“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等重要政策，加速向近代国家转型。为处理伴随“废藩置县”而来的国民道德和教育问题，尽快培育近代化所需优秀人才，明治政府参考欧美的国民教育制度，建立近代学校制度。不过，因存在教育内容远离民众生活现实问题，引起习惯于江户时代生活模式的普通民众的不满和抵制，一时间出现了社会秩序紊乱，城市里频发抗议和打砸抢烧等恶劣事件。

鉴于日本的全国性自由民权运动迅猛展开情况，明治政府改弦易辙，结合日本国情建立新型的国民教育制度。1879年，依据明治天皇的想法和训示内容，日本政治家和教育家们编制了《教学圣旨》并由政府发布。1890年，明治政府还颁布了《教育敕语》。这两份文件强调日本国民应遵循“万世一系天壤无穷之国体观”，养成尊王爱国精神。认定道德教育应基于儒教精神，而非直接采用欧美的道德教育内容。在《教学圣旨》中，具体论述了仁义忠孝精神，列出了要求日本学生修身的20种德育科目，包括孝行、忠节、和顺、友爱、信义、勤学、立志、诚实、仁义、礼让、简素、忍耐、贞操、廉洁、敏智、刚勇、公平、度量、识断、勤勉。由此，依照上述科目修身的基本教育方针，日本政府重塑了儒家文化在日本学校教育中的方法论，使儒学进一步本土化。

日本应对道德陷阱的方式是有一定前瞻性的，加之日本具有的忠君观念强和守法顺服的国民性，使日本社会较快地爬出了工业化时期社会变迁产生的道德陷阱。

新加坡

新加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建国的新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由新加坡政府发起了一场全社会范围的道德重建运动，而且持续了十多年。新加坡政府在全国有计划地开展一系列运动，例如在1979年，该国的李光耀总理亲自组织和领导了“全国礼貌月”和“敬老周”活动。同期，民间也在开展“忠诚周”、“睦邻周”、“国民意识运动”、“华族文化月”、“清洁运动”、“敬老运动”、“反贪运动”、“扫黄运动”等道德建设活动。新加坡政府要求在全社会复兴儒家传统，建立和推行一套共同价值观，即（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协商共识，避免冲突；（4）社会关怀尊重个人；（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1979年，新加坡政府制定并公布了《道德教育报告书》，提出了一整套道德教育的改革方案，把道德教育提高到攸关国家命运的认识高度。客观地说，新加坡政府主导的社会道德重建运动是系统性的，堪比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建设。运动使该国社会的平均道德水准得以大幅提升，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道德与公民精神风貌。

综上所述，各国爬出道德陷阱的切入点和方式方法各有不同，虽有“精神+物质”共建才能产生效果的基本理念，却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

英国的百年道德重建运动是由社会精英推动的，基督教卫斯理宗是这场运动的主力，议会提供配套制度建设，政府提供政策支持。这场运动以文明建设性质的救济贫民和提供教育为切入，没有采用过“治标”式的严打犯罪活动方式。卫斯理宗虽有其推动运动发展的次序，但算不上是社会工程设计，也没制定推进运动的技术路线图。

美国社会是个讲求实际的重商社会，政府和民间力量均扑在重塑商业伦理上，政府是以整顿食品安全领域的秩序为切入进行的，民间力量则是以买卖交易反欺诈为切入推进的。与此同时，美国社会的非商业性质道德教育工作，基本上是由基督教会主动承担的。

亚洲的日本和新加坡推动社会道德重建的模式与英美的不同，它们的社会道德重建都是由政府主导和推动的，存在方针、政策和计划方面的设计。这两国都聚焦于社会道德重建，而商业伦理重塑被置于次要地位。在精神文明建设上，两国都以本土化的儒家文化为纲，依此确立社会道德建设的宗旨。

日本的社会道德重建有几个特点，分别是（1）社会精英有预见，政府行动快；（2）特别强调抓中小学生的德育教育；（3）强力压制市民违规和不文明行为。而新加坡社会的道德重建的路线是以家庭伦理建设带动社会文明建设，从社会底层的文明生活抓起。

各发达国家都在工业化时期开展过社会道德重建运动，虽然在运动的推进方式和所费时长上各不相同，却有个殊途同归的特点，即最终收获了中产阶级文化，代表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成为主流，包括符合物质文明的商品消费观。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让中产阶级文化成为主流有利于推进工业化进程，中产阶级消费观也有利于促进市场繁荣，能在社会上形成强大的经济发展推动力，人民追求幸福生活感召力。显而易见，上述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道德重建运动，取得的文化成果具有“去两头，强中间”的形态，即消灭粗鄙、不文明的社会底层文化，同时也消灭不平等、骄奢淫逸的上层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征信业的兴盛与道德陷阱之间存在强相关关系。在英国和美国，两国的征信业都是在社会坠落道德陷阱的前期萌芽和兴起的，提供的征信服务主要是防范市场交易欺诈、货款拖欠和破产警示。由此可见，国家处于工业化阶段，征信业、信用评级业、商账追收业的兴起或可被看作是社会坠入道德陷阱的一个标识。

英国的征信业萌芽于1803年，是伦敦市场上的商业伦理败坏和交易欺诈泛滥催生了征信业。当年，为防范和剔除拖欠货款的客户，伦敦的一群裁缝成立了一个社团，名为“伦敦信息互助交流协会（Mutual Communication Society of Landon）”。裁缝们对前来订制服装的潜客户进行事前阶段的个人信用调查，共享各家的客户服务记录，集体拒绝给有拖欠记录的客户提供赊账制衣服务。后来，该社团被征信业界认定为是世界上第一个征信组织，即有了“征信业起源于伦敦桥下裁缝”的说法。

然而，美国的企业征信业起源早于个人征信业。因为1820-1860期间的原材料和劳动力交易市场上经济秩序混乱，催生了美国的企业征信服务。作为国际企业征信“龙头老大”的美国邓白氏公司，是因美国南北战争前市场反欺诈的需求而创立。1841年7月，美国蚕丝商人刘易斯·大班（(Lewis Tappan）在纽约成立了一家征信机构，分别向棉花交易的买卖双方（北方的织布工厂和南方的棉花种植园主）提供对方的背景调查和信用记录，以减少市场交易中的不信任和贸易欺诈行为，促使棉花贸易能够顺利进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1929-1932经济大萧条前后，美国的资本市场秩序混乱异常，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散播假信息和欺诈的案件多发，致使信用评级业发达起来。

但是，亚洲的日本征信业发展情况有所不同，该国的前三家征信机构先后成立于明治维新时期的1892（商业兴信所）、1896（东京兴信所）和1900（帝国兴信所）。虽然日本在工业化期间也出现了国民素质和文明程度降低的问题，毕竟没有达到欧美式的旧道德体系崩塌程度，征信业兴起要应对的是：（1）企业数量快速增加，出现了企业破产情况；（2）商业银行审贷业务需要；（3）向美欧国家提供信用信息服务。

三．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社会道德滑坡问题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各领域的经济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正在一步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

1979年后，改革开放使我国出现了经济体制和社会人文的转型，大规模的城市化又在不断改变国人的生活方式。所谓“经济体制转型”，包括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过渡、传统经济向新经济过渡。所谓“社会人文转型”，主要包括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过渡、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生活方式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人格形态从依附型向自主型过渡、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过渡。

虽然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推进的工业化不算是初始工业化，仍然引发了社会变迁，也与道德陷阱遭遇了。针对上世纪80-90年代经济领域的商业伦理败坏情况，李玉琴描述道：“在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由于历史、现实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种种‘道德滑坡’或‘道德危机’现象。这种道德滑坡或道德危机在经济领域中的突出表现即为经济诚信的道德缺失。经济诚信的道德缺失引发了经济领域中的诚信危机，诚信危机不仅大大降低了经济运行的速度和效率，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妨碍了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使经济增长受损，而且还助长了各种虚伪假冒、投机取巧的行为，在社会生活领域滋生猜忌、隔膜和不信任感，使社会风气恶化。……商品市场以假乱真、坑蒙拐骗、缺斤少两、以次充好的现象已经发展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有民谣概曰：‘除了飞机大炮，什么都敢假冒。’更有甚者漠视人民的生命安全生产注水肉、黑心棉、毒大米、毒瓜子、毒猪油，以兽药充人药。1999年对283家名优生产企业的调查表明，16类产品650种几乎全被假冒。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不完全统计，1999年全国各级工商部门共查处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违法案件16.85万件，案值2960亿元，罚没金额49亿元；共查处假冒伪劣物资总值1985亿元捣毁制假售假窝点12931个；查处侵犯消费者权益案件67万件，罚没金额7643万元。”

2001年4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国发〔2001〕11号），要求多个相关政府部门提高对市场经济秩序混乱问题的重视程度：“由于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思想原因，当前一些领域中市场经济秩序仍然相当混乱，主要表现在：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偷税、骗税、骗汇和走私活动屡禁不止，商业欺诈、逃废债务现象日益严重，财务失真、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比较普遍，工程建设领域招投标弄虚作假、工程质量低劣的问题相当突出，文化市场混乱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生产经营中的重大特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些问题触目惊心，不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给国家、企业和人民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害，而且造成投资环境恶化，社会道德水准下降，败坏国家信誉和改革开放的形象。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对于本世纪初在市场上出现的经济秩序混乱现象，许庆永将其定性为：“我国现在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期，由于道德建设的不健全，在国家经济领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每个经济体都从自己的利益关系出发，寻求利益的最大化，甚至有些人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不择手段，他们违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诚信为本、公平竞争的道德原则，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损害了其他人的合法权益。”

对于公共道德败坏和文明程度降低问题，李期对上世纪末的状况描述道：“社会公德失去平衡。社会公德既是现代社会伦理的基石，也是一个社会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尺。然而，在社会转型的今天，社会公德严重失去平衡，被一些人任意践踏。一方面是违反公德的行为司空见惯，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乱扔废物、乘公共汽车不排队不让座，更有甚者如随意破坏社会公共设施、随心所欲地制造噪音、不负责任地制造污染等等。另一方面则是对于那些破坏社会公德的行为熟视无睹、听之任之、漠视淡然的‘看客’行为，都成为社会公德不尽人意之处。”

对于早些年出现的农民工道德问题，张承安描述道：“（农民工）公益公德观念不强，明礼诚信意识不够。由于自身思想素质及生活条件的局限，农民工公共意识十分薄弱，乱丢垃圾，随地吐痰，打架斗殴，聚众赌博等现象屡见不鲜屡禁不止，有的衣着褴衫、邋遢，行走在大街上或是挤公交车。这与构建文明和谐的社会格格不入。……疾病防范缺乏认知，自我保护意识薄弱。据统计，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中，农民工所占比例超过百分之五十，农民工已成为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和传播的高危人群。农民工患病后，往往不及时就医，易导致疫情扩散，对周围人群造成威胁。……在农民工聚集地区，赌博成风，逼赌、嫖宿、卖淫，甚至吸毒、贩毒等活动层出不穷，给城市治安管理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农民工的盗窃、抢劫等犯罪现象也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职业道德意识缺乏。农民工往往未经系统培训，他们一般只求几个蝇头小利，缺乏爱岗敬业精神。”

由此可见，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认识，处于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中国社会，也没能躲过道德陷阱。只不过我国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道德滑坡的表现形式和崩坏烈度与其它国家的不尽相同。

四．社会信用体系架设起快速且低代价爬出道德陷阱的梯子

在本世纪初，对我国的社会道德滑坡和商业伦理崩坏状况，政府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进行全面性和系统性应对，标志性事件出现在2001年。2001年4月初，国务院成立了“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负责统一领导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并指导、部署和协调各项专项整治行动。在组织保障方面，该领导小组在原国家经贸委设立办公室（以下简称“全国整规办”），承担各项具体工作。

鉴于政府的治理和监管力量有限，在工作上还存在大量的部门间协调。在整规方法上，全国整规办主要以整治重点领域问题的方式，即根据每个时期的不同特点，分别确定各阶段整治工作的重点任务，再组织实施运动式的治理。在重点领域的选择和确定上，全国整规办采取抓突出问题方式，抓出直接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危害严重的问题，再集中力量进行一个阶段的整治。

在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成立之时，社会信用体系理论刚刚提出不久，国务院在就是否或如何建设社会信用体系进行调研。1999-2002期间，国务院曾就社会信用体系问题进行过大量国内外调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国务院研究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首批参加调研工作的政府智库。另外，在1999年9月，国务院还在上海市布置了城市信用体系建设试点。

在设计上，社会信用体系设有狭义和广义、近期和远期的目标愿景。社会信用体系的狭义、近期建设目标是：

（1）多快好省地建立健全广义征信子体系，包括信控服务业（industry of credit risk control）各分支及公共征信系统；

（2）防范和抵御来自国家内外部的信用风险，努力将市场交易成本降低至国际平均水平之下；

（3）建立适应我国信用经济发展的新市场规则体系，运行经济领域的失信惩戒机制，包括公共型和市场型的失信惩戒机制及其黑名单系统等配件；

（4）规范各类信用工具投放方式，使信用投放具有公平正义性，消除信用的嫌贫爱富弊端。

而社会信用体系的广义、远期目标是：

（1）以经济信用和社会诚信道德建设为切入，使社会信用体系成为我国社会道德重建的关键工具；

（2）择机采用新型诚信教育方法，在下两代人中稳固失信惩戒机制运行和破产法执法取得的成果；

（3）形成适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社会主流文化和商品消费观，助力经济内循环，为此发挥重要技术支撑作用；

（4）打造社会信用体系的工程模式，将其推广至国际，切实为中国参与或主导国际规则制定做好基础工作。

社会信用体系的原始理论和最初设计的运行框架都是在1999年提出的，在经过3年多上海市试验之后，初步展示出其基础功能和运行效果。因此，它得到了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的青睐，被认定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其市场治理工具的作用得到了初识。

2003年，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的领导班子换届。2003年４月，在换届后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时任组长的吴仪副总理就全国整规工作的“治本之策”提出了4项要求。其中的第3项是“加快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抓紧制定诚信标准，努力构筑良好的社会信用基础。”其后，社会信用体系逐步在市场经济领域发挥其治理工具的作用。

现如今，由数字驱动的社会信用体系作为功能强大的社会治理工具，其社会价值已经比较充分地展现了出来。特别是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执行期间，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大力推动公共型失信惩戒机制的建设和运行，仅在执行前期实施的“失信联合惩戒和守信联合激励”措施及其配套制度，就向全社会展现了社会信用体系打击失信违规的强大功能。殊不知，公共型失信惩戒机制只是完整失信惩戒机制的“半壁江山”，俗称“市场联防机制”的市场型失信惩戒机制则是另一半，其建设工作尚未提上政府政策扶持的议事日程。另外，承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果的新型诚信教育工程也未启动。如果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能够有条不紊地持续推进，让各项功能都发挥出来，可以预见它终能形成打击失信违规的天罗地网，而且能将诚实守信、遵守公德和敬畏法律的美德转化为全社会的行为准则。

在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做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的实施，落实了《决定》中的相关要求，实实在在地将社会信用体系的覆盖范围扩大至上述四大领域。

鉴于社会信用体系的覆盖面宽广，使它更具备了支撑我国社会道德重建和商业伦理重塑的工具性。通过顶层设计的改进，我们完全可以将它打造成为爬越道德陷阱的“梯子”。不仅中国在现阶段需要它，未来或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也需要这架梯子，毕竟每个处于社会变迁的社会都需要这种能够帮其快速、低代价爬出道德陷阱的工具。当然，社会信用体系建立起来的新社会规则体系，除了部分规则需要法制化之外，其它规则将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的持续运行而逐步固化，能够保证社会道德滑坡现象不再反复。

五．结语

自1978年底起，我国开始施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幅度巨大，触发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变迁，出现了大比例的市场经济成份，社会上人口流动的数量和速度空前，城市化比例倍增，人际交往形式和人文文化都产生了巨变。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联合国对现代工业做了产业分类目录，中国是全球唯一完整拥有41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工业部门的国家。应该说，改革开放政策使我国启动了再工业化进程，由此引发的社会变迁持续至今。也就是说，中国仍然处在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还在发生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也呈多样化。

与此同时，适应我国社会变迁和市场经济的社会规则体系建设滞后了，特别是在制度建设和法治化上出现了相对滞后的时间差。因此，应该承认我国也没能躲避过道德陷阱，前文描述的诸多道德滑坡现象可视为证明。

工业化时期会出现特定形态的社会变迁，社会变迁又必然产生新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如果政府没有快速反应和应对措施，新社会规则体系的建设必然滞后，出现道德迷失或滑落道德陷阱不足为怪。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都曾遭遇道德陷阱，但它们在爬出道德陷阱之后，能迎来经济繁荣，收获中产阶级文化。

遭遇道德陷阱不可怕，重要的是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有必要借鉴外国的经验和教训，国家需要有科学且系统的应对之策。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政府需要：

（1）由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重建社会道德”和“重塑商业伦理”的号召，不宜再采用各部门独自应对的方式，而应以社会系统工程支撑的道德重建运动方式应对之；

（2）做出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框架完整的顶层设计，充分利用社会信用体系这个已有的功能强大的工具，顺着信用和诚信道德建设切入的路径逐步扩大范围，并使全社会都能参与其中；

（3）规划并逐步健全包括相应法律在内的社会规则体系，厘清不同层级规则，并使其“各司其职”；

（4）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权威部门应做深入的理论研究，明确要收获怎样的主流价值观和适配的先进文化；

（5）在做顶层设计时，应考虑国际因素，中国要参与和主导国际规则制定，要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应展示中国发展模式的榜样力量，择机向国际输出中国的制度性文化。

总之，对即将步入发达国家之列的我国来说，欲使社会快速和低代价地跳出道德陷阱，既需要科学方法，也需要时间。我们应该做这样的思想准备，要使中华文明鹤立于世界先进文明之林，需要在科学且精准的设计方案指导的条件下付出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作为支持我国社会道德重建和商业伦理重塑的重要工具，需要在顶层设计中确立社会信用体系的主要技术支撑的地位。当然，社会信用体系还远未建成，我们仍需要建立健全它的各项功能，并做好使它能够长期运行的规划。

来源：《征信》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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