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冠疫情认识农民退路的重要性

新冠疫情不期而至，对中国乃至世界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通过新冠疫情再来认识中国国情，可能会比以往更加深刻。

从2019年底发现新冠疫情，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到2020年3月全国除湖北以外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做到新增确诊病例为零，再到4月8日武汉解封，用了百天时间，中国取得抗疫战的初步胜利。新冠是严重的传染病，控制传染病，打赢抗疫战，重点不仅在于医疗救治，更在于防控，防止疫情传播。为了防控疫情，中国采取了按下社会运行暂停键的断然措施，终于以付出惨重经济社会损失为代价取得了抗疫初步胜利。

目前疫情正在世界上很多国家肆虐，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不得不按下社会运行暂停键来应对疫情。与中国有所不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按下社会暂停键时显得犹豫，更显得无奈。除体制差异以外，不同国情决定按下社会运行暂停键的代价是不同的。

中国国情与其他国家的不同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中国家庭一般都会有较高的储蓄率，不会因为几个月不工作就没有钱买食品而挨饿，再比如中国基层社会组织比较健全，封控期间可以提供比较完善的社区服务，等等。下面重点讨论农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稳定器的作用。

新冠疫情正好处于春节期间，大量农民工返乡过春节。为了防控疫情，全国各地推迟了返岗上班时间。春节后，随着疫情防控取得决定性胜利，除湖北以外的各省市自治区复工复产，沿海出口企业更是在订单压力下强烈要求农民工返岗。有趣的是，农民工对复工返岗却并不积极，原因当然是复工返岗仍然有被病毒感染的风险和交通通行的不便，更重要的则是农民工在农村生活无忧，他们并不急着进城挣钱。迟返岗几个月，收入固然少了，却也不用支付昂贵的城市生活成本。在农村生活，他们几乎没有生活消费支出，日子过得不错，甚至已经很多年没有全家团聚这么长时间了，就还在家待一段时间吧。也是因此，刚开始复工返岗时，全国复工率始终不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农民工不愿意冒险复工。进入三月下旬，农民工开始返岗又遇上欧美国家按下经济社会运行暂停键，取消订单，中国出口导向型企业没有订单，无法全员满负荷开工生产，进城农民工难以找到合适工作岗位。其中一部分外出务工农民工再次返乡，还有部分未外出农民工继续滞留农村。

农民工滞留农村，没有务工收入，农户家庭收入就受到影响。不过，滞留家乡的农民工有农业收入，住在自己的房子里，生活成本很低，又没有必须要还的债务，留在家里帮年老父母做点农活，过一段亲近大自然的风花雪月的日子，也还不错。

换句话说，农民工失去在城市工作的机会，虽然不是愉快的事情，却也不是什么过不去的事情。不在城市务工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甚至两年三年，日子就是艰苦一点，也可以过得去。

正是如此，使得中国具备强大的应对新冠疫情的能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农村再次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2001年我提出“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的观点，认为应当重视农村建设。我一直反对激进的城市化方案，认为应当一方面消除所有限制农民进城的体制机制障碍，一方面要限制“资本下乡”。中国应当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采取“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即允许农民进城，同时保护农民返乡权。

我还认为，乡村建设乃至乡村振兴的核心并不是要将农村建设得比城市更好，而是建设一个不差的农村，为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农村是农民的基本保障和最后退路，基本保障是不应当市场化及不能够讲求效率优先的。

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当年有2100万以上农民工失业，媒体上一片悲观氛围，担心2100万农民工失业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冲击。西方媒体更是想当然地认为，一个农民工失业，就有一个农民工家庭挨饿，上亿人挨饿还可能维持得住社会秩序？但实际上，几乎所有农民工都有属于自己的农村家乡，而在家乡，有房有地。失去城市工作，他们回到家乡生活，不过是家里“吃饭时多摆一双筷子”的事。

虽然回到家乡生活，工资收入确实有所减少，但消费也大幅度降低，闲暇时正好多陪陪父母，打几场麻将。

金融危机造成中国2100万农民工失业，不过是让农民工将返乡平均年龄由之前50岁提前到49岁或最多48岁。农村有家、有土地、有退路、有基本保障，失去城市就业机会就不是一个事。所以，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并未出现因为农民工失业造成的社会混乱。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农村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农村再次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中国现代化之路从来不会太平，经济周期不可避免，只要有农村这个稳定器，中国就有退路，有回旋余地，有办法。无论这个世界上有多么巨大的风浪，中国总可以借助农村这个稳定器率先平息风波，克服困难，在每一次危机之后获得更好更 快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危乃是机也。

保留进城农民的退路，警惕激进的城市化。农民有了退路，中国现代化就总会有办法。这是中国现代化之所以顺利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战无不胜的法宝。

2020年4月11日

本文摘选自

大均衡： 进城与返乡的历史判断与制度思考

“重新发现中国”系列——

“华中乡土派”领军人物贺雪峰全新力作

敏锐观察时农民的劳动与生活，

系统检讨当前“三农”政策与实践

中国城乡之间的均衡是大均衡。乡村振兴政策不应浪漫化，不能急于求成，必须有历史的耐心。在本书中，作者围绕当代农民愿否返乡、能否返乡以及如何返乡这一紧迫的社会课题，展开了全方位的历史判断和制度性思考。作者还对“进城与返乡”这一历史命题加以延伸，对中国当前社会的土地制度、城市化路径、贫富差距等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了立体而深入的田野观察与学术解读，以期为当前的乡村振兴政策提供启示，为关心“三农”问题和中国现代化前途的读者提供崭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