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译献 | 麻醉诱导的氧化应激：静脉麻醉剂和吸入麻醉剂之间有区别吗？

嘉兴市第二医院麻醉科 译审

1.介绍

活性氧（ROS）的过量产生与各种慢性疾病的病因学有关，如神经退行性疾病、心血管疾病和癌症。ROS包括氧自由基，如超氧化物、羟基自由基和过氧自由基，以及非自由基，如过氧化氢、次氯酸和臭氧。在大多数细胞类型中，线粒体是细胞内氧化剂产生的主要来源，而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NADPH）氧化酶（总结为NOX酶家族）则包括其他相关的驱动因素。除此之外，许多其他酶，如黄嘌呤氧化酶、一氧化氮合酶、环氧合酶、细胞色素P450酶和脂氧合酶，以及其他细胞器，如过氧化物酶体和内质网，都参与细胞内ROS的产生。受ROS和活性氮（RNS）影响的主要细胞结构是DNA、蛋白质和脂质。活性氧不断产生，是有氧生命的自然组成部分。事实上，基础水平的ROS对于许多细胞功能的表达是必不可少的，如防御入侵的微生物、信号转导途径、基因表达，以及促进生长或死亡。尽管氧化还原反应具有中心相关性，但氧化剂信号传导的失调可能会启动或加速一系列的病理条件，从而导致细胞功能障碍。然而，通过酶（如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过氧化物酶（Prx）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以及非酶化合物（如生育酚/维生素E、β-胡萝卜素、抗坏血酸和谷胱甘肽（GSH）），机体被赋予了对ROS的保护能力。

在过去的几年里，每年进行的外科手术数量都在上升，这也意味着接受全身或区域麻醉的人数也在增加。鉴于麻醉数量的增加，以一种安全的方式提供麻醉变得至关重要。患者术前、术中和术后均可能暴露于氧化应激之中。考虑到麻醉医师的围术期作用，其可能影响每个患者个体可能暴露于氧化应激的程度。然而，围术期氧化应激是一种复杂的反应，也包括患者和手术因素。尽管如此，麻醉医师在氧化应激对策和有可能改善术后结局方面处于独特的地位。因此，迫切需要更好地了解麻醉剂对氧化应激的影响和临床结，以便更好地改善患者的预后。

2.氧化应激和术后结局

术前危险因素和术前氧化应激水平的影响是决定术中氧化应激升高程度的关键。此外，外科术式的大小是术中氧化应激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与微创手术相比，更具侵入性的技术与氧化应激水平的增加相关。此外，氧化应激已被证明在许多外科手术的不同步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移植（心脏、肝脏等），阻断/开放主动脉（胸外科和腹主动脉手术）、间歇性流入闭塞（肝脏和心脏手术），以及释放肢体止血带（骨科手术）。缺血-再灌注损伤是一种在更复杂的手术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氧化应激在诱导导致坏死/凋亡发生的信号通路中起着主要作用。在再氧合阶段，ROS直接造成组织损伤，并引发一系列有害的细胞反应，最终导致炎症和细胞死亡。

术前氧化应激水平已被证明可以预测术后延迟恢复和并发症增加的风险。在186例接受根治性食管癌切除术的患者中，评估术前血d-ROM（活性氧代谢物养生物）以及术前和术后血浆FAC以确定氧化应激。其他标志物如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水平、术后严重并发症发生率、术后30天内术后恢复过程也采用双盲方法进行评估。对于术前d-ROM水平升高的患者，术后白细胞计数和C-反应蛋白水平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术后血浆FAC降低，其幅度与术前d-ROM水平呈正相关。研究进一步表明，接受丙泊酚的患者术后FAC没有下降，术后严重并发症发生率降低，恢复时间更快。术前d-ROM水平升高与术中氧化应激增加以及术后并发症与恢复时间延长相关。

另一项研究分析了冠状动脉搭桥术（CABG）对氧化应激的影响，并确定了其与术后并发症的关系。不对称二甲基精氨酸（ADMA）与冠状动脉疾病风险增加相关，以及8-异-前列腺素F2α（8-iso-PGF2α），是脂质过氧化增加的标志，术前和术后两次测量：术后18-36小时和5-7天。主要结局为院内心血管疾病死亡和术后心肌梗死。

ADMA在CABG后18-36小时增加68%（P=0.0001），然后在术后5-7天下降20%（P=0.0001）。同样，8-iso-PGF2α在CABG后18-36小时增加了30%（P=0.05），然后在术后5-7天下降了11%（P＜0.0001）。ADMA和8-iso-PGF2α在所有时间点均呈正相关（基线r=0.53，18-36h，r=0.81，术后5-7天，r=0.80，在所有比较中，P＜0.0001）。在158例患者中，有13例（8.2%）患者术后发生心肌梗死。与未发生心肌梗死的患者相比，这些患者在基线或术后的ADMA和8-iso-PGF2α水平都更高。6例患者（3.8%）在术后早期死于广泛的心肌梗死。此外，与存活的患者相比，这些患者在所有三个时间点均显示出更高的ADMA和8-iso-PGF2α水平。测量水平的改变可能至少部分解释为术后ROS水平的升高，并表明氧化应激的增加与心脏手术后不良事件的发生有关。

由于术后房颤（POAF）与较长的住院时间、继发性房颤、心力衰竭和总死亡率的风险增加有关，Wu等人评估了心脏手术患者血浆和尿液中的氧化应激生物标志物（F2-异前列腺素、异呋喃和F3-异前列腺素）与POAF发生的相关性。在基线、手术结束时和术后第2天测量生物标志物。随访期间有171例患者发生POAF。基线时的氧化应激生物标志物与POAF无显著相关性。然而，在手术结束时，异呋喃（在尿液和血浆中）和F3-异前列腺素（在尿液中，而不是血浆中）与POAF风险升高显著相关。总体上，这存在显著的关联，四分之一的受试者氧化应激生物标志物升高，患POAF的几率高达3倍。这项研究的结果为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氧化应激升高可能的关键致病作用。

由于氧化应激增加和术后结局不良的证据正在积累，麻醉医师应该注意如何能减少氧化应激的增加以改善患者结局。鉴于麻醉医师手中有许多麻醉剂物，分析最常用的麻醉剂物在产生或减轻氧化应激中的作用似乎是合理的。因此，我们随后将首先分析最常见的吸入性麻醉剂，然后将对最常用的静脉性麻醉剂进行彻底的分析。只有人体研究被分析并纳入了这篇综述中。

3.吸入麻醉剂

吸入麻醉剂是一种化学和药理学上不同的药物，包括强效卤代醚（异氟烷、七氟烷、地氟烷和恩氟烷）和烷烃（氟烷）挥发性麻醉剂和无机气体麻醉剂（氧化亚氮和氙气）。这些药物导致复合药理作用，通常被描述为意识丧失、可逆性遗忘和静止。这些不同的作用是由多种机制造成的，这些机制是独特的，它们的相对效力和效果不同。事实上，吸入麻醉剂对神经元传导和兴奋性至关重要的分子靶点有许多活性特异性的作用。这些不同的作用是协同或单独发挥作用，从而产生吸入麻醉剂固有的多效性效应。

随后，我们将分析最常见的吸入麻醉剂在诱导或减轻氧化应激的潜力。

图1为本文所讨论的吸入麻醉剂的化学结构。

表1总结了本文所讨论的吸入性麻醉剂对氧化应激的影响。

3.1七氟烷

七氟烷是一种氟化甲基异丙基醚。它非常适合吸入诱导，因为它有轻微的刺激性和甜味。由于七氟烷是完全氟化的，因此其血液溶解度非常低（在常用的挥发性麻醉剂中，只有地氟烷的溶解度较低），而且它的效力大约是异氟烷的一半。七氟烷似乎诱导最小的脑血管舒张，事实上，已经表明在1MAC（最低肺泡浓度），大脑自动调节和CO2反应被保留，从而使七氟烷成为颅内压增加的神经外科患者的首选挥发性药物。

Qin等人的一项前瞻性研究分析了七氟烷在老年肺癌根治性手术患者认知功能和氧化应激蛋白表达的影响。和与丙泊酚给药的比较。两组患者均检测外周血单核细胞中血清S100β水平和NOX2和NOX4蛋白的表达。术后24小时，七氟烷组肺功能指标FEV1（第一秒用力呼气量）、FVC（用力肺活量）和肺活量（VC）分别高于丙泊酚组（P＜0.001、P=0.008、P=0.002）。在手术结束时和术后24小时，七氟烷组的简短精神状态检查（MMSE）评分高于丙泊酚组（均为P＜0.001）。S100β是一种主要由星形胶质细胞生理产生和释放的钙结合蛋白，被认为是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的敏感标志物。手术结束和术后24小时，七氟烷组S100β水平均较低（P=0.003和P＜0.001）。此外，外周血单核细胞中氧化应激标记物（NADPH氧化酶亚基NOX2和NOX4蛋白）水平也较低（P=0.033、P＜0.001、P＜0.001和P＜0.001）。氧化应激的减少，即通过NOX2和NOX4水平的降低来表达，可能介导了本研究中观察到的肺功能的改善。

另一项研究评估了七氟烷和地氟烷对人支气管肺泡细胞的DNA损伤作用。在前瞻性研究中招募了接受腰椎椎间盘切除术的患者，并随机分配到七氟烷或地氟烷以维持麻醉。在基线时（T1）和手术结束时（T2）采集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样本和外周血样本。彗星实验（单细胞凝胶电泳）分析被用于检测基因毒性特性。用8-羟基-2’-脱氧鸟苷（8-OHdG）测定血浆氧化DNA损伤，这是氧化应激和致癌的常用生物标志物。在两组中，基线和手术结束时的彗星实验参数都有显著不同，在T2时检测到的值明显高于基线水平（地氟烷的P＜0.05，七氟烷的P＜0.05）。然而，两组间的T1和T2彗星实验参数值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P＜0.05）。在七氟烷和地氟烷组中，T2水平时血浆8-OHdG水平较基线水平升高（P＜0.05），而两组之间在两个时间点均无显著差异（P＜0.05）。总之，七氟烷和地氟烷均可能对支气管肺泡细胞有遗传毒性作用。此外，作者观察到血浆中8-OHdG水平升高，表明对DNA的氧化损伤增加。

在动物研究中有一些迹象表明，七氟烷可能对发育中的大脑具有神经毒性，这部分是由氧化应激增加引起的。一项多中心、随机试验试图调查与区域麻醉（RA）相比，婴儿期全身麻醉（GA）是否对神经发育结果有任何影响。共532名60周以下行腹股沟疝修补术的婴儿被随机分配接受清醒区域麻醉或七氟烷全身麻醉。在两岁时评估的主要结果为Bayley-III综合认知得分，包括认知、语言和运动量表。GA组麻醉的中位持续时间为54分钟。对于认知综合评分，两组间的均值相等（RA-GA：+0.169，95%CI -2.30 - +2.64）。在综合运动得分、综合语言得分和综合适应性行为得分方面也相等。总之，该试验表明，在婴儿期接触七氟烷GA不到1h并不会增加两岁时发生不良神经发育结果的风险。

3.2地氟烷

地氟烷是一种氟化甲基乙醚，除了用氟原子取代α-乙基氯外，地氟烷与异氟烷相同。它的完全氟化导致血液的溶解度和效力显著降低，而相对于异氟烷，地氟烷的蒸汽压几乎增加到几乎大气压。地氟烷的低沸点需要一个专门的加压挥发器。地氟烷是吸入麻醉剂中刺激性最强的，可能引起咳嗽、流涎、呼吸暂停和喉痉挛。地氟烷浓度的增加可能导致交感神经活动的增强，并伴有心动过速和高血压。因为地氟烷几乎不经代谢，所以发生肝炎和肾毒性的风险非常低。

一些证据表明，地氟烷可能损害DNA并抑制氧化还原状态。一项随机临床试验试图研究地氟烷是否与DNA损伤和氧化应激相关。在用药前和麻醉诱导前（基线、T1）、麻醉诱导后1小时（T2）和术后第一天上午（T3）采集血样。彗星实验被用于检测基础性和氧化性DNA损伤。通过ELISA检测脂质过氧化的生物标志物，如4-羟基壬烯醇（4-HNE）和8-异前列腺素F2α（8-异前列腺素），以及蛋白质氧化。最后，铁还原抗氧化能力（FRAP），一种测量总抗氧化能力的测定方法，已被确定用于评估血清样本的还原能力。DNA链断裂的百分比（%）随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在T1、T2和T3时分别为8.2%、9.5%和10.6%）。氧化嘧啶的百分比，而不是嘌呤，随时间增加。氧化应激标志物（4-HNE和8-异前列腺素）均从T1增加到T3。

另一项小型研究通过测定择期手术患者血清中的脂质过氧化（LP）、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红细胞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维生素E值来分析地氟烷对氧化应激的影响。在基线和地氟烷暴露后1h和12h采集血样。LP值在基线和暴露后1h之间有显著差异，但在基线和暴露后12h之间没有显著差异。GSH-Px和SOD在三个时间点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暴露1h后，维生素E水平显著降低，但在基线和暴露后12h之间没有差异。这些发现表明，地氟烷增加了氧化应激，这表明在地氟烷暴露1h后，LP值增加和维生素E值降低。然而，所有的测量水平在暴露后的第12h都恢复到基线值，这一事实使人们对这一发现的临床意义产生了怀疑。

进一步研究了地氟烷和七氟烷对接受择期剖宫产的母亲和新生儿氧化应激参数的影响。在这项随机研究中，患者被分配到地氟烷（D组）或七氟烷（S组）两组。在基线和手术结束时采集母亲的血液样本，而在分娩时采集脐动脉样本。测定总氧化状态、总抗氧化能力状态、脂质过氧化氢和游离巯基水平，并计算氧化应激指数。两组患者术前手术水平无差异。与术前相比，两组患者的总氧化状态和氧化应激指数水平均显著降低。两组中，D组术后脂质过氧化氢水平、总氧化状态和氧化应激指数显著高于D组（P=0.003、P=0.005、P=0.04）分别高于S组。游离巯基水平和总抗氧化能力状态在组间无显著性差异。本研究表明，这两种药物都能诱导氧化应激。然而，与地氟烷相比，七氟烷在氧化应激方面表现出更有利的作用。

3.3异氟烷

异氟烷于1965年从甲基乙基中分离出来。它表现出接近理想麻醉剂的物理特性，高度稳定和不易燃，血液溶解度低，而且很少发生生物降解。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的临床试验表明，异氟烷可导致快速诱导和恢复以及良好的肌肉松弛，并能够维持血压和心输出量。它进一步导致呼吸抑制，同时增加脑血流量和子宫肌肉松弛。

以往的研究表明，异氟烷可能产生与阿尔茨海默病发病机制相关的神经毒性，包括β-淀粉样蛋白的积累和Tau蛋白的磷酸化并导致神经行为缺陷。最近的一项研究分析了异氟烷是否会导致DNA损伤的。由于氧化应激、半胱天冬酶-激活的DNase（CAD）和p53信号通路都与DNA损伤有关，因此我们在H4人神经胶质瘤细胞中检测了ROS、CAD和p53。他们能够证明异氟烷通过以下机制诱导DNA损伤：（1）异氟烷诱导氧化应激，导致半胱天冬酶-3激活，从而激活CAD，导致DNA损伤，（2）异氟烷通过降低p53水平阻止DNA损伤的修复。

一项小型前瞻性随机研究比较了异氟烷和丙泊酚对30例无合并症且接受择期小型手术成年患者的抗氧化作用。15例患者随机接受丙泊酚或异氟烷维持麻醉。主要结果是用荧光法测定水溶液的氧化性和总抗氧化性能（TAP），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几种抗氧化剂。作为次要结果，通过彗星实验研究了氧化遗传损伤（7,8-二氢-8-氧鸟嘌呤，称为8-oxo-Gua）。使用丙泊酚或异氟烷维持麻醉导致血浆α-生育酚显著降低，但没有其他抗氧化剂，包括尿酸、类胡萝卜素和视黄醇。丙泊酚，而不是异氟烷，显著增加了患者的抗炎/抗氧化血浆γ-生育酚浓度（P＜0.001）。两种麻醉类型均能增强亲水抗氧化能力和TAP。此外，两组患者的8-oxo-Gua在麻醉过程中均保持不变，这说明两种麻醉剂均未导致本组患者的DNA氧化损伤。因此，作者得出结论，使用丙泊酚或异氟烷维持麻醉可以增加血浆中的亲水和总抗氧化能力，但只有丙泊酚麻醉可以增加血浆γ-生育酚浓度。

3.4 N2O

氧化亚氮（N2O）在18世纪晚期首次使用，由于其快速吸收和消除，以及其镇痛作用，在麻醉界得到了广泛的普及。N2O是目前可用的吸入剂麻醉中效力最弱的一种。它似乎作用于多个靶点，包括对N-甲基D-天冬氨酸（NMDA）和非NMDA谷氨酸受体、烟碱乙酰胆碱（nACH）受体和γ-氨基丁酸（GABA）受体的非竞争性抑制，以及对钙和钾通道的激活。N2O的镇痛作用是由抑制脊髓上NMDA受体引起的。现代麻醉剂的低毒性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N2O的有害作用，导致该药物在全身麻醉中的使用稳步下降。在暴露于N2O的手术室工作人员中，已经观察到各种类型的细胞遗传学损伤，包括姐妹染色单体交换增加、染色体畸变和DNA单链断裂。一项研究比较了接触过N2O的护士和一组没有接触过N2O的志愿者护士。分别记录携带1~4个微核的双核细胞数量，并比较暴露组和对照组间总细胞质分裂阻滞微核试验（CBMNt）和总ARA增强微核试验（CBMNAt）频率的平均值。CBMN测定法测量不同组织类型的DNA损伤、细胞抑制和细胞毒性，包括淋巴细胞。N2O暴露的护士淋巴细胞中CBMNt的平均频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暴露时间与CBMNt或CBMNAt频率之间的线性相关性表明，细胞遗传学损伤可能与慢性环境N2O暴露有关。综上所述，本研究表明，慢性N2O暴露可能导致体外培养的淋巴细胞中的一些反式DNA损伤或增加容易出错的DNA修复。这些病变在体外会表现为微核或其他一些细胞遗传学损伤。

4.静脉麻醉剂

静脉麻醉剂的使用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期，被用于动物和人类，并随着1936年硫喷妥钠的使用进入现代麻醉时代。从那时起，静脉麻醉剂的药效学和药代动力学得到了更详细的研究。基于这一知识和短效药物的可用性，已经将麻醉医师的注意力转移到麻醉管理上，不是基于人群的需求，而是基于患者的个人需求。

随后，我们将分析最常见的静脉麻醉剂在诱导或减轻氧化应激的潜力。

图2为本文所讨论的静脉麻醉剂的化学结构。

表2总结了本文所讨论的静脉麻醉剂对氧化应激的影响。

4.1丙泊酚

丙泊酚属于烷基酚，它们的共同点是脂溶性的，不溶于水溶液。它主要通过与GABAA受体的β-亚基结合来增强GABA诱导的氯离子电流。此外，海马体和前额叶皮质中的乙酰胆碱释放减少。α2-肾上腺受体系统似乎也参与了介导丙泊酚的镇静作用。

丙泊酚已被证明具有抗氧化特性，氧化应激的降低与改善术后结局相关，从而使其成为临床实践中理想的麻醉剂。事实上，一项研究分析了丙泊酚是否对具有神经保护作用。人体SH-SY5Y细胞先用柠檬酸铁铵（FAC）预处理，然后再用丙泊酚处理。FAC预处理诱导的细胞损伤。当用丙泊酚（5μM）处理这些细胞6h时，可以观察到细胞活力的增加。为了评估这种效应是否与铁水平相关，我们还另外测试了细胞内的铁水平。丙泊酚显著降低了细胞内铁含量的浓度，说明丙泊酚抑制了FAC诱导的铁含量的增加。此外，作者还评估了SHSY5Y细胞的ROS和丙二醛（MDA）水平。结果显示，FAC显著提高了ROS和MDA水平。丙泊酚显著降低了ROS水平，但没有显著降低MDA水平。此外，作者还指出，FAC诱导的ROS的增加与线粒体膜电位（MMP）的降低密切相关，而MMP是氧化磷酸化过程中能量储存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丙泊酚能抑制FAC诱导的MMP含量的降低。FAC诱导细胞凋亡增加，而丙泊酚可显著抑制细胞凋亡。用FAC治疗可导致炎症标志物的表达增加，如白细胞介素-（IL-）6和环氧合酶2。丙泊酚显著抑制了这两种蛋白的表达，提示丙泊酚可能影响炎症途径。综上所述，本研究表明丙泊酚同时影响氧化应激水平和炎症水平。丙泊酚的抗氧化特性也被观察到，其保护作用归因于JNK信号通路的激活。

由Guo等人进行的一项前瞻性、随机试验评估了60例动脉瘤夹闭患者中丙泊酚后处理对氧化应激和术后认知功能的作用。患者被随机分为丙泊酚后处理组和七氟烷组。在两组中，七氟烷（0.5%-2%）用于维持麻醉。在丙泊酚后处理组中，在临时夹闭松开后，七氟烷的浓度降低，随后开始使用丙泊酚。分别在诱导前、夹闭松开后即刻、手术结束时、术后24h、术后3天、术后7天等6个时间点采集血样。测定了氧化应激（羟基自由基（∙OH）、8-异前列腺素、α-生育酚、γ-生育酚和SOD）和认知功能。手术结束至术后7天，丙泊酚组∙OH和8-异前列腺素水平均显著降低，而丙泊酚组抗氧化能力标志物γ-生育酚和SOD水平显著升高。为了评估DNA损伤，我们进行了胞质分裂阻断微核试验。术后，七氟烷组的微核和核质桥更为常见。最后，丙泊酚后处理组在术后的认知功能测试得分明显高于七氟烷组。

4.2氯胺酮

氯胺酮是一种与苯环利啶有关的芳基环己胺，开发于20世纪60年代，最初是作为R和S对映体的外消旋混合物生产的。在一些欧洲国家，单一的对映体配方（S（+））是可用的，它在大多数临床和实验环境中更有效。氯胺酮被描述为导致一种与环境分离的感觉，称为“分离麻醉”。氯胺酮作用的关键位点尚未完全阐明；然而，氯胺酮已被确定为大脑和脊髓中NMDA受体的拮抗剂。实验数据支持NMDA受体在介导镇痛中的作用，而其在诱导麻醉中的作用尚不清楚。在临床相关浓度下，氯胺酮也能抑制nAch受体，这可能有助于镇痛，但似乎不影响其镇静特性。此外，氯胺酮也影响Na+通道，并与μ-和κ-阿片受体结合，从而具有一些局部麻醉特性。然而，纳洛酮对氯胺酮作用的最小影响表明它的作用有限。氯胺酮具有独特的特性，结合了抑郁的意识和增加的交感神经张力，从而使其成为一种有用的低血容量患者的诱导剂。

氯胺酮的抗氧化特性已经在80例接受普通手术的患者中对氯胺酮与丙泊酚进行了直接对比研究。80例患者随机分为氯胺酮组和丙泊酚组，氯胺酮组的麻醉诱导和维持均使用氯胺酮，丙泊酚组的麻醉诱导和维持均使用丙泊酚。诱导15分钟后采集血液样本，并评估以下氧化标志物：血清SOD活性、GSH-Px、CAT和LP水平、总抗氧化能力（TAC）和总硫醇分子（TTM）。本研究表明，与氯胺酮组相比，丙泊酚显著提高TTM和TAC（分别为P=0.001和P=0.003），降低LP（P=0.014）、SOD（P=0.047）和GSH-Px（P=0.037）活性。两组间CAT水平无显著性差异。因此，丙泊酚比氯胺酮具有更大的抗氧化能力。

4.3硫喷妥钠

巴比妥类药物在20世纪初被发现，己巴比妥是这类药物的第一种药剂。1934年，硫喷妥钠因其作用迅速和持续时间短而成为临床上的首选。除了对GABAA受体的作用外，巴比妥类药物的作用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NMDA受体也可能在巴比妥类药物中发挥作用。巴比妥类药物增强抑制性神经递质的突触作用，阻断中枢神经系统（CNS）中兴奋性神经递质的突触作用。GABA是中枢神经系统中主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而GABAA受体是唯一被证明参与巴比妥类药物诱导的麻醉部位。抑制兴奋性神经递质的突触作用主要涉及谷氨酸和乙酰胆碱。硫喷妥钠可能对谷氨酰胺-NMDA系统发挥GABA非依赖性作用。两项研究表明，硫喷妥钠降低了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细胞外谷氨酸水平并以浓度依赖的方式降低了NMDA门控电流。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分析硫喷妥钠对人体的抗氧化作用。然而，动物和体外研究表明，硫喷妥具有抗氧化能力，尽管已观察到其效果小于丙泊酚。

4.4咪达唑仑

苯二氮卓类药物是一种经常用于麻醉中的药物，可作为抗焦虑药、镇静药和催眠药。在临床实践中，咪达唑仑经常在麻醉诱导前使用。与大多数静脉麻醉剂一样，苯二氮卓类药物通过GABAA受体发挥作用。对这些药物上瘾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问题。GABAA受体的α2-和α3-亚基都可能是苯二氮卓类药物奖赏相关效应的关键介质。所有的苯二氮卓类药物都具有催眠、镇静、抗焦虑、失忆、抗惊厥和中枢产生的肌肉松弛特性。苯二氮卓类药物的作用机制是相当清楚的。GABA受体的α-亚基存在于六种亚型（α1-α6）中。镇静、顺行性遗忘和抗惊厥特性是通过α1-亚基介导的，而抗焦虑和肌肉松弛是通过α2-亚基介导的。

咪达唑仑与丙泊酚对心脏手术患儿炎症和氧化应激的影响进行了比较。32名儿童被随机分配到咪达唑仑组或丙泊酚（均联合低剂量芬太尼）组。术前（T0）、主动脉横跨钳闭释放后2h（T1）和术后24h（T2）采集血样，测量以下氧化应激标志物：IL-6、IL-8、SOD和MDA水平。经体外循环后，在T1和T2时，两组患者的IL-6和IL-8水平均明显升高。然而，丙泊酚组在T1和T2时的IL-6和IL-8水平低于咪达唑仑组。同样，两组患者在T1和T2时MDA水平均显著升高，而SOD水平均显著降低。与咪达唑仑组相比，丙泊酚组的MDA水平较低，SOD水平较高。因此，本研究表明丙泊酚与咪达唑仑相比，丙泊酚具有降低炎症和氧化应激的潜力。

5.结论

手术干预与氧化应激水平的增加有关，而这种增加与手术损伤程度密切相关。此外，氧化应激水平的增加与更差的临床结局以及术后并发症的增加相关。考虑到每天的麻醉规模，手术安全性和术后并发症应该是每位麻醉医师的首要任务。在麻醉发展的几十年里，麻醉医师的可用设备显著增多，使用不同麻醉剂的几种诱导方法可供麻醉医师使用。然而，正如本综述所强调的，与其他药物相比，一些麻醉剂物具有诱导氧化应激的潜力，有些药物甚至发挥抗氧化作用。在最常用的诱导剂中，丙泊酚似乎在降低氧化应激方面具有最大的好处。由于丙泊酚是发达国家使用最广泛的诱导剂，其所具有的抗氧化性能无疑会派上用场。

考虑到麻醉医师对患者预后的影响，关注麻醉诱导的氧化应激是至关重要的。

（Senoner T, Velik-Salchner C, Luckner G, Tauber H. Anesthesia-Induced Oxidative Stress: Are There Differences between Intravenous and Inhaled Anesthetics? Oxid Med Cell Longev. 2021 Nov 27;2021:8782387. doi: 10.1155/2021/8782387.）

嘉兴市第二医院麻醉科简介

嘉兴市第二医院麻醉科建科于1979年，为浙江省医学扶植学科，嘉兴市医学重点支撑学科，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科室人才辈出，梯队优良，目前麻醉科医生45名，主任医师6名，副主任医师9名，主治医师14名，麻醉护士14名，手术室护士60名。其中博士2名，硕士23名，教授1名，副教授6名，硕士生导师5名。年完成麻醉量近4万例。骨干成员分别在德国图宾根大学附属医院、德国鲁尔大学附属医院、英国皇家自由医院、美国西北大学芬堡医学院、北京阜外医院、上海中山医院、华西医院等国内外知名院校进修学习，在各领域打造嘉兴地区最优秀麻醉手术团队。

临床上承担嘉兴地区老年危重病人麻醉联合诊疗中心以及超声可视化教学基地，推动本地区舒适化医疗和围术期快速康复外科快速发展。教学上承担浙江省中医药大学、蚌埠医学院麻醉学硕士生培养，嘉兴学院、温州医科大学等临床本科实习生教学基地。是第一批国家级麻醉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目前已培养优秀的麻醉住培医生70余人。科研上主攻方向为老年患者围术期脏器功能保护、精准麻醉与可视化技术和围术期认知功能障碍的预防与发病机制三个方向，目前承担各级科研项目20余项，GCP 项目5项，科研经费300余万元，发表论文100余篇，SCI30余篇，省市科研获奖十余项,专利20余项。医教研共同发展为手术科室提供卓越的麻醉手术平台，为本专业培养优秀的青年麻醉医生，也起到了本地区麻醉科研的学术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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