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从花天酒地开始

中国古代一个最“会吃”的年代，就是明朝中后期。

比如身在明朝的外国传教士利玛窦就记录说，他那时常出席明朝士大夫圈里的高档宴会。这些宴会常常在“考究的宅院”或“宫殿般的船舶”里开吃。餐具全是金银制作，桌子上的食物堆得像城堡一样，压得桌子“嘎吱做响”，这样的宴会往往要热闹一通宵，除了吃还有玩，结束时会剩下大量的食物，而且“开支全部由公家支付”。

不止“外国友人”利玛窦和高官们会吃，普通士大夫们也会吃。晚明时期的各类宴会，都是追求奢靡，士大夫们要摆宴，往往要提前数天准备，云集各类山珍海味。哪一样菜不够上档次，都会被人看做“鄙吝”。民间即使是平常的宴会，也要讲究“五干五湿”，十样菜是起步价。所以“一会之费，常耗数月之食”。基本就是老百姓家几个月的饭钱。而且宴会上还要有酒，由于饮酒之风极盛，嘉靖年间一个淮安府，每年仅造酒曲，就要用掉百万石麦子。

但吃着吃着，就有人觉得不对劲了。

比如万历四十四年，山东省诸城县举人陈其猷和同伴一起进京会试，刚离开县城20里，就看到了周围饥荒里饿殍遍野的场景。种种惨状让他“毛骨凛凛”。哪怕入京多日后，他依然“数日饮食不能甘”。可是与他一起目睹惨状的同伴，那些大明朝的“青年才俊”们，却立刻把这一幕忘记到九霄云外，安心出入北京城官场里的各种宴会，享受“声歌诱耳，繁华夺目”的生活。至于百姓疾苦，“则漠然不关心也”。

比起接下来那恐怖的明末大饥荒，陈其猷看到的“毛骨凛凛”的一幕，还只能算是小灾。

而到了十来年后的明朝天启七年，学者吴应箕路过河南真阳，他吃惊地发现自己经行的这条道路，竟还有耕种的痕迹。停下来一问才知道，这条路在数年之前，还是肥沃的农田。而真阳县百分之九十的农田，都变成了这幅样子。那种地的农民呢？早就为躲避科差跑得精光。

以明末学者估算，明朝北方有100亩地的自耕农，一年的收入不过8000文钱。但明末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每年仅徭役的差钱，就要交12000多文。一年种地下来，简直入不敷出。好些农民自然扔下土地外逃，很多人进入城市务工。即使在北京周围“天子脚下”，“两县编户齐民百无一二”，没人种地是常见现象。

更叫人无语的是，看到“河南真阳农民跑光”的吴应箕，还反复问当地的巡抚、知府、知县知道不知道这些事儿，得到的回答是“然”。吴应箕又问他们知道后，是否问过原因，得到的回答是“无有”。也就是说，这些“官老爷”们对于治下的这些怪相，早已见怪不怪。见此情景的吴应箕，也只能“不觉浩叹”。

上面所有这些事联系到一起，我们就不难看到那一场即将上演的悲剧：这越来越会吃的明朝，统治阶层腐化堕落，官场迎来送往花费多，所以的呆账烂账都由苦农民买单。“买不动”的农民只好逃亡，上演“没人种地”的一出出活剧。

比起毛骨悚然的场面，更让人细思极恐的，还有陈其猷“则漠然不关心也”的描述：除了陈其猷这位稍微长点心的举子外，其他人都沉浸在花天酒地中，装作没见过当日的惨景。要知道，这些“举子”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是大明朝各地的亲民官。可这般“装看不见”的模样，又怎能做得了好官。所以做了官的，就如吴应箕遇到的巡抚知府知县们，只会面对这一切装聋作哑……

再然后，就是明末年间从西北爆发，席卷整个明朝北方的大饥荒，以及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大起义。那灾荒里饥民“剥树皮而食”“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的惨景，最终引爆了剧烈的反抗。那些“装看不见”的官僚们，绝大多数，也都在这场王朝更迭里，随着明王朝一起被埋葬。

以这个意义说，这常被不少学者形容“命苦”“运气差”的明王朝，真不是被灾荒闹死的，却是被权力场上，那一幕幕“花天酒地”的活剧“吃死”的。

而论起“会吃”，中晚期的清王朝，那也是更会吃。

比如以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里的形容，大清的“吃法”，何止是“开支全由公家支付”，而且频率极高。比如在陕西省，如果十天半月没有饭局，粮道就要邀请其他衙门聚会。一般要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另外每逢年节，更要大吃一顿。不但要吃还得“传戏”，更要有酒，一个大型宴席，往往要热闹三天三夜。特别是在“河工”等建设赈灾领域，由于手里钱多，吃的也好，而且“杀猪只吃里脊肉，宰鹅单吃掌，杀驼仅吃峰”，一桌动辄几百两银子。

可大清朝那时正落后挨打，割地赔款成了常态，哪有这么多钱供“官老爷”吃？当然就是苦农民买单，除了苛捐杂税要加，还要开发致富新门路，典型种鸦片。所以自鸦片战争后，“国产鸦片”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比如山西省，五百多万亩耕地，60多万亩种上了鸦片。另外甘肃、河南、山东、河北各省，都有大量耕地种植鸦片。祸国的鸦片与粮食争地，后果可以想。

结果，当光绪年间“丁戊奇荒”爆发后，我们看到的，除了鬼片都难如实反映的灾情外，更有另一出出奇特景象：比如为保证京城官老爷们喝好酒，在灾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清政府依然在灾区征粮酿酒，仅直隶一地就被征走数百万石粮食，每一颗粮都是老百姓的活命粮。种鸦片的恶果也凸显出来，山西等省因此连储备粮都没有，只能在灾难中苦苦挣扎。

但对于大多数“官老爷”来说，这又算什么？礼部尚书恩承过境灾区时，外面是水深火热，他顿顿都要“海菜数桌”，每天还要给他供应四十多辆车和六十多匹马，一天的花费就是数千两。受灾极重的河南省，催科依然不停，可怜灾民“卖儿鬻女以充正供”。官员们大搞“吃灾卖荒”，甚至还做起人口贩卖生意，仅仅在灵丘县一个县，“就有十万以上的妇女和儿童被出卖了”。

所以，这场波及中国北方的灾难，造成了一千多万人的死亡，受灾极重的山西省，死亡人数高达三分之一。但清代的典籍更告诉我们，这样一场“奇荒”，以灾情本身论，比起清代中期的几次大灾，只能说是“相仿”，那些惨痛到不忍直视的灾情，都是从花天酒地开始的人祸。

如果我们简单读史料的话，每一场灾难，我们读到的多是冰冷的数字和简单的描述。但每一个细节稍一较真，就是多少先人们实实在在的痛。粮食安全的警世意义，并不只是留在史料里的谈资，相反却是无论多少年，都开不得任何玩笑的沉重教训。

参考资料：《走进晚明》《明末农民战争史》《丁戊奇荒述略》

作者：张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