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凡尔赛和约》与一战结束后的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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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和会、《凡尔赛和约》与一战结束后的德国

　　一个多世纪前，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法王路易十四时期修建的宏伟的凡尔赛宫召开，并签署了《凡尔赛和约》，这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彻底结束。实际上，当时在法国首都巴黎的许多地方都召开了会议，结果是诞生了至少五个和约，分别以巴黎的各个郊区命名——每个和约都针对一个战败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本文的主角——1919年6月28日在镜厅与德国签署的《凡尔赛和约》。根据英国外交官哈罗德·尼科尔森在日记中的记载，两位战战发抖的德国代表走到凡尔赛宫的镜厅前，在和约上签了字。“沉默是可怕的”，尼科尔森这样写道。“德国代表脸色苍白……他们故意避开了那两千多只眼睛盯着他们的目光。”

　　对法国人来说，这是一场充满了快意的复仇，法国总理乔治·克莱蒙梭甚至泪流满面地宣称这是“美好的一天”。签约时间和地点都是法国人精心考虑的：开始日期是1月18日，这是法国的国耻日，因为1871年的这一天德皇威廉一世在镜厅中加冕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皇帝。一战胜利后，对此刻骨铭心的法国人终于得以一雪前耻。

　　上图：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一世镜厅加冕图。

　　然而，《凡尔赛和约》墨迹未干，各界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它真的是一款和平条约吗？还是说它为二战埋下了种子？

　　最有力的质疑是由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的，他当时任英国驻巴黎代表团成员，但对会议结果很失望。他在1919年12月参加了一场名为“和平的经济后果”的辩论，并在辩论中谴责《凡尔赛和约》是“迦太基式的和平”（这一术语来源于罗马对迦太基的彻底摧毁和征服），称这是“将德国整整一代人变成奴隶的政策”，会导致“整个欧洲文明生活的消亡”。1961年，英国历史学家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也在其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中断言“凡尔赛的和平从一开始就缺乏道德上的有效性”，并声称“一战为二战埋下了种子，事实上是导致了二战”。同样，美国著名外交官兼历史学家乔治·凯南在1984年也表示，二战是由于“对德国施加的非常愚蠢和羞辱性的惩罚”而导致的。

　　实际上，无论参加和会的那群“和平缔造者”是有意还是无意播下了未来冲突的种子，有一点需要明确，即德国的命运远不是协约国议程上的唯一问题。一战让整个欧洲的政治版图被硝烟和革命所撕裂，四个伟大的帝国王朝——沙俄罗曼诺夫王朝、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德国霍亨索伦王朝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烟消云散。几个世纪以来，这几大帝国一直统治着欧洲大陆的中心和东部。在战后的一片破碎中，民族主义政治家和他们的武装力量已经在缔造新的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或恢复像波兰这样的旧国家。因此，巴黎和会的一大议题就是清理混乱的政治局面。

　　战时协约国的三大强权此时也各怀鬼胎：克莱蒙梭和法国人专注于削弱德国，因为当时德国人口比法国多一半，且其经济在1913年是欧洲最发达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虽然急于从德国获得赔偿，但也认为德国经济对欧洲的复苏至关重要，他担心过度的惩罚会助长德国人复仇的欲望，并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则缺乏对欧洲历史和现实的了解，他一心想要建立“国联”，以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上图：签署《凡尔赛和约》时的“三巨头”，从左至右分别是法国总理乔治·克莱蒙梭、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照片摄于1919年6月。

　　在这种情况下，最终出炉的和约实质上是这三巨头之间妥协的产物：法国人收复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在被普鲁士击败后于1871年割让），但未能永久吞并莱茵兰地区，相反，如果法国进犯莱茵兰非军事区，英美两国承诺将联合保证德国的安全；威尔逊实现了成立国际联盟的愿望，但国联在背负了无限义务的同时，却根本无力去维护和平。

　　在被德国、沙俄和奥匈帝国瓜分了一个多世纪后，波兰重新复国，但这遭到了柏林方面的极力反对，尤其是“波兰走廊”隔开了西边的德国本土和东普鲁士。英国警告说，要当心此举引发德国的复仇主义，但面对法、美两国对波兰要求的强烈支持，最终只能选择将横亘在“波兰走廊”上的但泽市（今波兰的格但斯克，当时居民主要是德国人）变成一个“自由市”（而不是波兰的一部分）来缓解这种情况。

　　妥协不仅是几大巨头间争议的结果，也反映出协约国之间并非铁板一块。事实上，无论法国人的意愿多么强烈，他们在1919年都无法对1871年的战败进行充分的报复，因为1919年时的德国没有被入侵、征服和占领。对数千万德国人来说，停战是不可理解的，他们把失败归咎于和平主义者、布尔什维克，特别是犹太人的“背叛”。在某些极右翼分子（比如阿道夫·希特勒）看来，1918年德国根本没有战败，这就是为什么斐迪南·福煦元帅私下里说，《凡尔赛和约》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二十年的休战。一语成谶，二战果真在二十年后的1939年爆发。

　　因此，1919年协约国施加给德国的《凡尔赛和约》凸显了协约国胜利的不彻底性。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对在1918年打垮德国人的战争意志至关重要，但由于未能在参议院获得必要的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故美国政府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由于威尔逊将美国对法国的安全保证与《凡尔赛和约》挂钩，这样一来，不签字就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对法国的安全承诺。英国人也不愿意给法国人背书，这就让法国愈加暴露在德国复仇的危险之中，反过来法国也就更加强烈地要求削弱德国。

　　这就回到了凯恩斯所说的“迦太基式的和平”。不过，巨额赔偿虽然让德国人怒火中烧，但还不至于压垮德国经济。事实上，巴黎和会并未确定具体的赔偿金额，《凡尔赛和约》只是在第231条中确立了“德国及其盟国应对侵略战争造成的损失负责”的原则，但同时也在第232条中承认德国的资源不足以实现“彻底的赔偿”。在和约中，有不少类似的为战败国“开脱”的条款，但只有德国人（出于宣传原因）将赔偿问题视为协约国对其“战争罪行”——这是和约中几乎未出现过的字眼——的清算。

　　上图：巴黎和会召开时的场景。

　　1921年，协约国委员会为德国制定了1320亿金马克（当时约合330亿美元，加上利息）的赔款计划。然而，这个高得令人咋舌的数字主要是用于满足英法两国强硬派的虚荣心。在实际操作中，协约国只要求德国在36年内赔偿大约500亿金马克。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赔款其实是法德这对世仇新一轮针锋相对的开始。当法国政治家在1919年考虑赔偿问题时，他们想到了1871年的《法兰克福条约》，即俾斯麦击败拿破仑三世后强迫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俾斯麦则想到了拿破仑在1807年强迫签署的《提尔西特和约》中对普鲁士的不平等待遇。1921年的赔款计划最多每年拿走德国国民收入的8%，这低于法国在1871年战败后每年担负的比例（国民收入的9%至16%）。因此，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单从经济上来看，赔款并不是无法忍受的。

　　真正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即德国人根本不接受失败。很多德国人认为，协约国索取赔款是一种政治手段，以弥补1918年未能在战场上取得完全彻底胜利的遗憾。总之，正如一位德国官员所说的那样，围绕赔偿问题展开的斗争是“通过其他手段对战争的继续”。

　　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历届魏玛政府都竭尽全力地在支付赔款问题上耍把戏。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德国经济部门买入了大量外币，以便让德国马克贬值，使德国出口产品更具竞争力，而这种出口繁荣将“破坏与英美两国的贸易，因此债主会亲自找上门来要求修改1921年的赔款细则”。德国总理约瑟夫·维尔特也在1922年辩称：“我们整个政策的目标必须是让英国人不再紧咬着赔款不放。”他警告说，不要试图通过加税等措施来平衡预算，因为这会让协约国觉得德国还有油水可榨，并会要求将平衡预算的税收作为赔偿金。

　　既然不保持预算平衡，那么要取消赤字就得加印钞票，进而导致通货膨胀。但大实业家胡戈·斯廷内斯在1922年表示“要么选择通胀，要么选择革命”，这也得到了大部分德国大亨的赞同。然而，通货膨胀引发了另一场危机：从1922年秋季开始，价格上涨在德国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其程度令欧洲的其他任何国家都相形见绌。

　　无奈之下，德国只得拖欠赔偿金，在这种情况下，1923年1月，法国和比利时派军队强行进入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区，并以武力劫掠实物作为赔偿。愤怒不已的德国人自发开展了一系列抗议活动，这些地方性的抗议逐渐升级成了一场由德国政府支持的抵抗运动，并在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曾任魏玛共和国总理和外交部长）的领导下蔓延到了全国。

　　当这场抵抗运动接近尾声时，德国马克已经贬得不成样子了，鲁尔区甚至一度处于饥荒边缘。在战前的1914年1月，1美元能兑换4.2马克，短短10年后，名义上的汇率就涨到了4.2万亿马克（增加了12个零）兑1美元。在1923年，德国人每天用篮子或手推车领工资，然后立刻就要去支付账单或买东西，因为纸币每小时都在贬值。最终让德国摆脱这场困境的是伦敦和纽约银行家（尤其是美国芝加哥银行家查尔斯·道斯）的金融干预。1924年，在英美银行的资金支持下，德国发行了新货币（帝国马克），取代了此前早已毫无价值的战时纸马克，并在国际贷款的扶持下恢复了较低水平的赔偿活动。鉴于其巨大的影响力，这一系列金融方案便被冠名为“道斯计划”。随着“道斯计划”的完成，德国人也将法国人赶出了鲁尔区，同时法国又继续从德国获得赔款。

　　上图：严重通货膨胀时期，用小车推着大笔钞票的德国人。

　　“道斯计划”也证明了美国金融业在德国的主导地位。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投资者纷纷进军德国，其中于1924年10月面世的“道斯贷款”由美国的400家银行和800家债券公司发行，此举引发了大量美国投资，并吸引了英国和其他资本的涌入。1924年至1930年间，德国借款的金额几乎是其赔偿金额的三倍，赔完款后的剩余资金被投入德国实业（福特和通用汽车都并购了数家德国汽车厂）、股票和市政债券，用于建设公寓、学校和其他基础设施。总的来看，外国贷款与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货币贬值都减轻了德国的赔款负担，并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正如货币贬值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一样，当美国资金在1929年华尔街股灾后断裂时，德国经济顿时又陷入了衰退。到1932年，德国工业产值仅为1929年的60%，三分之一的劳动人口失业，还有数百万人被削减工资，且德国大部分银行倒闭破产。德国萧条是20世纪30年代初欧洲最严重的萧条，刚走出恶性通胀不到10年，德国人就再度经历了第二场噩梦。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德国人转向民族社会主义。在1930年9月的大选中，纳粹党赢得了18%的选票，成为国会第二大党。党魁希特勒也大肆宣称“我会确保物价维持稳定”，而且“这就是我的冲锋队所要做的”。历史学家尤尔根·冯·克鲁德纳指出，如果没有大萧条引发的灾难性后果，那么希特勒的崛起是不可能的。

　　综观从巴黎和会召开至战后初期的这段历史，可以说一切都与《凡尔赛和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幸的是，这是份妥协性质的文件，却两头不讨好，既没能让德国人心服口服，又让他们心生愤恨，当希特勒大权在握时，他撕毁《凡尔赛和约》的举动得到了数百万德国人发自内心的拥护，也为另一场更惨烈、影响更大的世界大战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