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学派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之基本思想理论

西周取代商朝，发生了尊神重鬼向人文理性的转换，民本观念逐渐凸显。务实的周王朝看到了民众的巨大力量，也看到了王权的更替与民众意志有着重要关系。周朝时提出了“敬天保民”的主张，这种观念发展到孔子时己较为普遍，对民众与政权的关系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

文中孔子充分肯定了民众乃是君土执政的基础，民众的意志是政权稳固的基石，对于民众的力量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时代发展到孟子时，更是提出了“民贵君轻”的言论，在君主专制体系下，孟子将民众的地位列于君王之上，是何等的开明。

“明乎民伦”的重民观

子思处在孔孟之间，思想的传承性不言而喻。《尊德义》开篇写道开宗明义，点明民为本为主，君为末为客的观点。明乎民众之义是为君的前提，处理好民众的利益是为政之务，以民为本的思想赫然列于其中，这是古代思想中重民观念的又一发展。

郭店简的其它篇章中我们经常能看到这种重民思想，治理国家就要以民众的利益为本体，“以民为本”就要获取民众的心，才可以保证国家的稳固，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延伸到法律思想层面，则有轻刑薄敛、省刑慎罚的司法主张以及养民教民的犯罪预防理论，在此不予赘述。

“为父绝君”的家庭伦理观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传承，无疑是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的基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孝亲观念，被历代统治者所重视。究其原因，孝是维系家族关系的根本，家族关系的稳定才能带来整个社会的稳定。

基于此，统治者不仅积极引导和提倡孝道，还制定严厉的刑罚措施来维护孝的地位。可见殷周之时，对于不孝之罪的处罚已是相当严厉。至孔子时对孝的观念和行为，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和梳理。

至子思时这种孝为先的伦理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郭店简《六德》篇大胆提出了“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的口号，简书对血缘家族伦理的重视程度明显超过以君臣为原则的忠道。古人云:“忠孝不能两全。”简文中对爱亲的偏重，父重于君的说法并不常见，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空前绝后”。

另有学者认为这只不过是服丧规格上的父重于君，不管哪种观点，都强调了血缘亲情重于操守。《语丛三》云为君与为父不同，为君可去可留，为父则不然。从逻辑上讲，爱亲一向优于进忠。从逻辑关系来看，男女有别先于父子有亲，再有君臣之义。以血缘关系为准则的“孝”则是逻辑体系的根本，故孝在行为上的体现就是父子相亲，家庭伦理优于君臣之义上的效忠。“先王教民，始于孝梯”，孝梯是家族伦理之根本，失其本，则君臣不义;修其本，君臣和谐，国家方能长治久安。

子思生活之年代，违礼臀越者多不胜数，重新树立孝梯之义，回归根本，迫在眉睫，难怪子思发出“为父绝君”的口号。父子间以亲情相连，君臣以义务相称，从血缘关系来说，父子有亲有尊，君臣则有尊无亲。

从家族伦理观念来讲，父亲重于国君，国君不贤，可去可拒。重本溯源，是子思的思维方法论，主张回归事物的根本。孝梯乃为仁义之根本，“修其本，可以断谗”确保其根本。爱亲为仁，仁之本在于孝梯之义，子思之所以提出“为父绝君”的主张就是为了稳固血缘家族伦理制，进而稳固整个社会关系的纽带。

这种家族伦理观体现在法律思想层面上，则有“亲亲相隐”，在家庭财产上主张卑幼无财权，以及“夫死，终身不嫁”婚姻观。

理想的社会制度-禅让

战国中期禅让思潮风行一时，当时的儒、法、道等学派都曾参与其中，社会舆论的盛行，竟使得执政者禅让君位。

后来魏国败亡，此事不了了之，这大概是战国时期受禅让学说影响的第一次“禅让”行为。后来燕王禅让子之一事，落得个国破人亡，为后人所耻笑。以后人的眼光来看，禅让之制确实有些不可理解，甚至有些匪夷所思。荀子曾对这一制度提出否定，在荀子看来，那些所谓的禅让之事，乃是世俗之说，不必为信，天子手握天下之大势，怎么会心甘情愿让出君位。

孟子等人也都曾探讨过禅让一事，在此我们不去探讨禅让究竟有无历史现实性，而是去发掘古人的所思所想，以便更好地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郭店简《唐虞之道》，使我们有机会认识子思在当时持有的禅让观念。处在战国时期的子思显然也在追逐大流，畅言古制。通过《唐虞之道》，可以看出子思对于理想社会的期盼，以及对尊贤使能的渴望，敦于民风教化达到社会、家庭和睦的理想的社会追求。

《唐虞之道》开篇点明禅让是仁人圣世的标志，在子思看来唯有禅让才能利于天下，而“利天下”又是仁的最佳体现。作者进而写道:“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初看上去，爱亲与尊贤似有矛盾之处，爱亲是以血缘关系为原则，尊贤体现在权利上就是家族世袭制。在权利的交接上，若以“爱亲”为原则，则应家传世袭，若以尊贤为原则应将君位禅让于贤人。二者之间的矛盾似乎不可调和?

其实不然，简文言“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作者将利天下之众而不自利，看作是仁的最高境界，而不是局限于小的家族范围，境界颇高。《国语·晋语一》中骊姬谗害太子申生的话也有类似观点，文中认为治民者以百姓为亲，若能百姓和睦，天下安宁，即使违背君意，太子申生也是无所顾忌的，这与“利天下而不自利”是相通的。

“爱亲”与“尊贤”在儒家看来，“爱亲”所以孝，孝与简文中的“尊贤”是不相冲突的。“为仁者，爱亲之谓仁”、“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只有尊贤才能实现禅让。尧舜之行，以天下让贤人，不为一己之私利，利于天下之人，最终达于“仁之至”。“爱亲”与“尊贤”都是仁的体现，“爱亲”与“尊贤”相辅相成。基于“爱亲”与“尊贤”的基础上，子思在《唐虞之道》中提出了贤人应具有的几点品质:

第一，在道德情操上，提出了“身穷不贪，没而弗利，穷仁矣”的主张。这种情操的形成是基于长期的道德修养而孕育的结果。困境之时仍能坚持自我，方能正其身，其身正才能正后世，达于圣道，这是实现禅让所必须具备的品质。

第二，在品质修养上，提出了“孝、梯、慈”的主张。依照简文逻辑，孝涕之义能够推及天下之老与长，可以为贤，可以为民之主。其中的先后顺序一目了然。故作者又总结到:“故其为警盲子也，甚孝;及其为尧臣也，甚忠;尧禅天下而授之，南面而王天下，而甚君。”

由孝而进忠，进而可以行“君之道”，作者始终将“爱亲之孝”放于第一位。爱亲之内的“孝、梯、慈”体现在实践上，就是进忠与行“君之道”。君子能够做到“孝、佛、慈”，才能禅天下，才能王天下。

第三，在情怀上，身为天子，治理民众，能够以低姿态亲民爱民，才能王天下。拥有这种情怀的人，方可“卒天下而不疑”。

在作者看来，禅让之制无疑是最佳的社会制度。禅让畅行，百姓才能安宁和谐。作者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对于美好制度的设想，这是作者对于理想社会的设想，在禅让盛行的社会里，统治者能够以身作则，“正其身”后“正其世”，教化民众。

上能事天，下能事地，在恰当的时节敬事山川，使民众能够“尊、亲、敬、孝、弟”教民大顺之道。有意思的是，作者在赞扬尧舜禅让制度时，为了说明这种制度的合理性，还提出了一些颇为有趣的理由。

结语

《唐虞之道》寄托了作者的理想价值。具有道德理想主义倾向的子思，竭力描述了他的理想社会模式。尽管这只是战国禅让思潮的一股溪流，这股溪流体现了子思对于理想社会的向往，同时也表达了子思对于现行制度的不满。

自夏代开始，以家族世袭替代禅让之制，西周时将王位世袭制与宗法制度相结合，形成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特点的权力分配制度。春秋以后，频繁的战争使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祸福比患无常，一向富于理想主义而又主张积极入世的儒家学者，不时提出自己的理想社会蓝图。

子思所提倡的禅让制度，就是为结束战国时期混乱不堪的人类活动，借助于“禅让”的政权模式，以避免发生人类行为的失控。子思提倡“禅让”，以理想法的形式设想国家的制度，其目的在于创建良好的社会秩序。

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