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霍梅尼，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他，毁了伊朗？

伊朗，古称为波斯，是一个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国家，曾经创造出了非常灿烂的文明成就。

但是现在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历史倒不是很长，是1979年伊朗革命后才诞生的。

而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就是这个新政权最初的统治者和设计者。

霍梅尼的一生争议极大，支持者将他看作极具魅力的领袖，伊斯兰复兴的战士；

反对者则将他看作一个顽固的原教旨疯子，让伊朗这个原本走向世俗化的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大幅倒退，甚至批评正是霍梅尼和1979革命毁灭了伊朗。

那么，真实的霍梅尼又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向权力的巅峰，改造伊朗的呢？

霍梅尼其人

霍梅尼生于1902年，我们中国的著名作家沈从文，十大元帅之一的罗荣桓也都是在这一年出生的。但是跟这些同龄人不一样的是，霍梅尼在20世纪的前半叶一直默默无名，他真正走入世界历史的舞台是在60年代以后。

霍梅尼出生在伊朗一个虔诚的信教家庭，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宗教学者，这让他从6岁就开始学习伊斯兰的宗教经典，从小开始就在长辈的指导下接受宗教教育。

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霍梅尼形成了对伊斯兰教坚定的信仰，并显露出在学习上的过人天赋。

霍梅尼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拜著名的伊斯兰学者哈伊利·亚兹迪为师，进一步学习伊斯兰教的各门学问。

1922年他跟着老师前往了圣城库姆神学院继续进修，毕业之后留在了神学院担任讲师。

而在这种夜以继日的研究中，霍梅尼完成了大量有关伊斯兰哲学、法律以及伦理的著作，很快就成为了伊斯兰什叶派的顶尖学者，并在这个过程里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宗教理念。

所谓“学而优则仕”，作为宗教学者的霍梅尼非常关心社会事务和政治问题。

当时伊朗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一样，都到达了历史的关口，面临着一系列的转型选择。

大家都开始在思考、纠结、挣扎，到底是该走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

不过，不论是美国还是苏联，他们起码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世俗化。

而对这一点，霍梅尼尔却一直都是难以接受的，他认为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的文化制度都不是正确的道路，世俗化更是一种腐化人心的诅咒。

所以从40年代开始，青年霍梅尼就开始撰文批判世俗主义，尤其对当时执政的伊朗王国一系列的世俗化西式改革不满。

在这之后的日子里他笔耕不辍，而且因为言辞犀利和学识渊博，很快就在国内收获了一大堆虔诚的穆斯林拥趸，到了1963年，霍梅尼正式从学界走向了政坛。

当时伊朗的巴列维国王发动一场“白色革命”，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国内的伊斯兰教士和地主阶层，对他们所拥有的许多封建特权进行了削弱，大量收回清真寺的土地，减少神学院的数量，更禁止高级教士公开布道。

这让教士们炸开了锅，纷纷对国王进行口诛笔伐，其中尤其以霍梅尼的影响力最大，所以他被巴列维国王视作眼中钉。

在当年的6月就被捉进监狱，后来因为民间的反弹声浪太大，巴列维国王被迫将他释放，改为在家中软禁。

可霍梅尼并不改对国王的批判态度，仍然不停地攻击政府的各种政策，到了1964年，他的批评达到了一个顶峰。

这时候巴列维为了拉拢美国，给予了美国军人外交豁免权，这让广大伊朗人民和霍梅尼极其不满。

霍梅尼直接称这是“投降协定”，斥责这种卖国行径，他尖锐地指出：

“来自美国的大资产阶级涌入伊朗，以投资的名义奴役我们的人民……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剥削……另一方面说明现行的政府屈服于殖民主义……只有伊斯兰教和欧莱玛能够阻止殖民主义的侵犯”。

这些批评让国王气急败坏，但他又不敢再逮捕或者处决霍梅尼，只能想着“眼不见为净”，派人把霍梅尼塞进了军用运输机，赶紧流放国外去。

霍梅尼一开始被送到土耳其，然后又去了伊拉克，最后在法国巴黎落脚，而这一走就是14年。

巴列维赶走了霍梅尼，觉得自己总算能松口气，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一下其实是放虎归山，霍梅尼在国外更是无所畏惧地对巴列维国王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之前霍梅尼还是只是在批评国王的专制，现在他则直接反对君主制，认为“伊斯兰教与君主制的全部观念存在根本的对立”，提出要让宗教走进政治领域，建立教士统治的伊斯兰国。这就等于用宗教刨掉了王室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

而且霍梅尼的批评还不止限于传统的宗教元素，他非常具有创造性地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中借鉴了许多概念。

比如他说伊朗有“剥夺者”和“被剥夺者”两大阶级，而巴列维王朝的政府保护“剥夺者”，压迫广大的“被剥夺者”穷人。

他也批评巴列维国王独裁专制，拒绝给普通人民主自由的政治权利，操纵选举，无视法律，所以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反对暴政，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霍梅尼有时候还表现得像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谴责巴列维国王勾结美国和以色列，出卖了伊朗民族的利益，让伊朗饱受殖民统治之苦。

霍梅尼就这样不停地在巴黎做演讲，写文章，受访问，他的言论和著作也很快地传回国内，结果流放并没有削弱他的影响力，反而是让他以殉道者的形象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名气越来越大。

而和霍梅尼广受拥戴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巴列维国王却越来越像一个孤家寡人了。

1979革命

伊朗革命之后，在西方媒体宣传中巴列维国王成了一个开明包容的优秀君主，伊朗在他的领导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

但真实的巴列维可远不如后来外国媒体所宣扬的那样英明神武，他本质上还是一个封建统治者。

的确，在白色革命中，巴列维打击了保守势力，但他的根本目的不是促进伊朗的繁荣，而是要通过改革削弱一直难以驯服的教士阶层，以维护王室一家独大的政治局面。

这个本质特点，从他对其他阶层的诉求也同样采取了高压手段就可以看出来。

比如在土地改革诞生了大量的自耕农，但他们作为国家的大多数，政治利益并没有得到保障，而且工业商品能够以相对高昂的价格对初级农产品形成剪刀差，这让城乡差距越拉越大，

而对城镇居民来说，情况也没有什么好转，伊朗的现代化大大压缩了传统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生存空间，许多人的生计没了着落，这也让城市的贫民窟规模不断变大，光是德黑兰就有50多处。

同时，工业发展虽然形成了一批新生工人阶级，但因为巴列维畏惧社会主义思潮，对工人组织和运动都采取残酷镇压的态度。

至于西式自由民主派和知识分子们，也对巴列维的腐败、独裁、漠视法律感到极度不满，巴列维虽然倾向西方，但是对这些人也一样不放弃压制，所以有人说巴列维“只是打算给反对派提供有限的喘息空间，却不打算与任何人分享权力”。

最后，对于长期接受信仰着伊斯兰教的大部分伊朗人来说，巴列维的许多世俗化改革又过于激进，让他们一时间很难接受，所以在信仰上也认为国王不够虔诚。

所以总结来看，巴列维等于是把整个伊朗上上下下各个派别都得罪了个干净，而这些反对者长期以来还能稍稍容忍国王继续统治是因为伊朗的经济还在上升期，但一等到70年代发展停滞，通货膨胀上升，人民的愤怒自然就像是煮沸的开水一样要起来掀开盖子。

从1978年开始，工人、学生、普通民众发起了游行示威越来越多，每个人虽然政治理念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要推翻巴列维的统治。

而伊朗人此时也有一个共同的精神领袖，那就是仍流亡海外的霍梅尼，他以长期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民主斗士的形象在伊朗人中拥有广泛赞誉，几乎每一个人都将他视作救世主。

到了1978年末，伊朗解放运动领导人巴扎尔甘和民族阵线的领导人桑贾比先后前往巴黎会晤霍梅尼，他们都表示要接受霍梅尼的政治主张。

三人达成共识要结束伊朗的君主制度，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借以保卫伊朗的独立和民主”。

这个时候，巴列维却是众叛亲离，他对民众运动的血腥镇压让他彻底丢掉了西方人的支持，罢工和示威越演越烈，越来越多的民众要求国王退位。

最后在1979年1月16日，大势已去的巴列维只能携带大量现金逃往埃及，伊朗的君主统治由此宣告结束。

2月1日，霍梅尼回到了伊朗，77岁高龄的他精神矍铄，正摩拳擦掌准备建立起他心目中的理想国度。

霍梅尼的手段

巴列维国王倒台之快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人民虽然欢呼雀跃，但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担忧，伊朗国内巨大的权力真空会引起新的政治斗争。

不过在最开始的时候，似乎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霍梅尼作为众望所归的国家领袖，指认巴扎尔甘出任总理，组建临时政府，负责恢复国家秩序，同时拟定新宪法草案。

这个时候的政府的成员也主要来自解放运动和民族阵线，宗教势力在内阁中并不算多。

而巴扎尔甘所拟定的新宪法草案也具有世俗政治的浓厚色彩，坚持主权在民和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强调民众选举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来源，赋予选举产生的总统享有广泛的权力。

而对于霍梅尼心心念念的伊斯兰教士治国却没有涉及，更没有提到最高宗教领袖制度。

这就让霍梅尼非常不满，两方的政治同盟出了大问题。

1979年6月，霍梅尼甩开了巴扎尔甘成立立宪会议，重新制定宪法。

这回73人的立宪会议有55人都是宗教人士，而且霍梅尼要求立宪会议不得效仿外国的宪法模式，必须制定百分之百的伊斯兰共和国宪法。

而他的支持者也宣称三权分立纯属西方的政治概念，在伊斯兰的政治概念里，所有的权力来源都是安拉，而最高宗教领袖作为安拉的最忠实的仆人，应当监督伊斯兰政府的一切活动。

最后一部高度贴合霍梅尼思想的宪法进入了全民公决，以99.5%的同意票得到通过。

宪法确定了伊朗采用共和政体，伊斯兰什叶派成为官方信仰，明确规定最高宗教领袖行使治理国家的最高权力，更是具有超过之前国王的绝对地位。

最高宗教领袖所拥有的权力也令人咋舌，他没有任期限制，有权罢免总统和解散议会，可以向各级部门、军队和基金会派出自己的代表。

司法机构、宪法监护委员会、武装部队、安全机构、国营媒体等等也统统都隶属于最高宗教领袖。

霍梅尼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第一任的伊朗最高宗教领袖。

霍梅尼和宗教势力的强势给了巴扎尔甘巨大的压力，他知道伊朗面临的内忧外患还非常严重，所以主张对外采取一种缓和的态度，尤其是对美国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

但巴扎尔甘的务实态度被国内的宗教人士视为软弱，许多教士肆意地发表非常激进的外交见解。

比如一个叫做鲁哈姆的教士就威胁邻国巴林：如果不采取和伊朗一样的政治制度，伊朗就会吞并巴林。

这让巴扎尔甘极其被动，还得专门派人前去解释这不是政府的意思。

而到了1979年末，又爆发了伊朗人质危机。

当时巴列维被获准前往美国治病，这让一直想处死他的伊朗人对美国感到出离的愤怒，大量民众到美国大使馆门前抗议。

结果抗议很快失控，人们冲进大使馆扣押了52名美国人质，要求美国用巴列维来做交换。这让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美伊长达40多年的斗争由此开始。

由于霍梅尼又对绑架事件表达了支持，让巴扎尔甘彻底绝望，他在事件发生两天后宣布辞职。

而霍梅尼也早对巴扎尔甘不满了，所以他称政府的倒台为“第二次革命”。

在接下来的日子，霍梅尼领导的宗教势力开始在政府部门不断清洗世俗派，比如因为抵抗霍梅尼输出伊斯兰革命的想法，一年半的时间有5个外交部长被换。

等到了1981年底的时候，政府里的世俗派已经清除干净，拥护霍梅尼的伊斯兰共和党人也控制了国家的全部权力。

到这个时候，大权在握的霍梅尼终于可以彻底地践行他的政治抱负了。

伊朗的伊斯兰化

霍梅尼伊斯兰化最直接的体现，是关于妇女服饰和权益规定。

本来伊朗披戴面纱的传统法律在1936年就被废止，但1981年议会颁布法律，要求所有妇女必须身着伊斯兰服饰，还将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从18岁恢复到教法规定的9岁，并采取一系列的歧视性法律，恢复了多妻制，实行男女的性别隔离。

除此之类，伊斯兰化还包括禁止饮酒、限制西方的音乐和电影、废除从1907年以来实行的不符合伊斯兰教法的所有法律，教士颁布的宗教法令构成法官审理案件的唯一依据。

教育系统的伊斯兰化也非常迅速，在意识形态教育上，以伊斯兰主义取代君主主义和东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

这些措施在高等院校引起了不满，所以霍梅尼就下令成立委员会在高校大规模清洗“非伊斯兰分子”，甚至一度关闭了所有大专院校，这也让数百万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选择离开伊朗。

在经济层面，霍梅尼8次颁布土地改革法令，将大量土地有偿地分配给贫困农民耕种，只是分配的大部分土地是荒地，从头开垦的难度较大。

同时，广泛的国有化和政府干预是霍梅尼时期的突出现象。

革命后的3年时间里，37家私人银行和10家私人保险公司被收归国有，政府直接控制的非石油领域工业企业，占工业劳动力总数的68%，占工业生产总值的71%。

霍梅尼时期的伊朗政府强调经济自给和消除失业，用供应的配给制、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补贴、没收财产的重新分配来争取底层民众支持。

而随着两伊战争的逐渐升温，国家对经济各方面的干预与日俱增，这也让伊朗成为了一个高度内向的经济体。

其实从后世的角度来看，霍梅尼的许多做法都有失偏颇，宗教色彩过于浓重。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霍梅尼从没有掩盖过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在巴黎时就已经做了很完整的阐释，如果稍加观察，就可以知道霍梅尼口中的“民主”“立宪”“自由”和一般的语境下的词语并不是全然一个意思，而是有着坚硬的伊斯兰教内核的。

可是，直到他回国之前，大部分人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点，在“粉丝滤镜”下，霍梅尼是被全伊朗人抬到了那样一个无上的地位，那他当然也有理由相信后来的伊斯兰化也同样是民众的愿望。

所以，伊朗的成与败不能简单地归结在某一个著名人物的身上，广大民主在特定阶段的共同选择，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