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我在南苑监狱里的生活

引言

之前写了两篇阎长贵分别在两所监狱里的不同生活，分别是功德林和秦城。

在戚本禹的推荐之下，他于1967年1月出任江的第一任机要秘书，不过在任职一年之后，推荐人戚本禹和老师关锋被隔离审查后，阎长贵也在1968年1月，被江以“坐探”的罪名送进了监狱。

客观地说，他本人是没什么问题的，也没有主动参与进任何的争斗，只不过身在其中，更多的是不由自主，难抽其身。

今天，我就和大家谈谈，阎先生在南苑监狱里的生活。

待遇“升级”

1968年3月4号晚上，阎长贵被两个战士押送到了功德林监狱，而他身上的罪名虽然是所谓的“坐探”，其实更多的是“莫须有”。

在功德林的日子是真的不好过，可以用“非人”来形容，在功德林的煎熬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

熬到了1969年的初冬，一天晚上，阎长贵的牢房里进来了两个工作人员，让其跟随他们出去，至于去哪里，进来的两个人没有说，阎长贵也不好得问。

等出了牢房，来到牢房外面的小院子里，他看到不止自己被带了出来，还有不少人也被集中在了这里。

这些人被集中塞进了不同的吉普车里，阎长贵坐在其中一辆吉普车的后座，车子开出去大约有个半小时左右才到达了目的地。

车子到达的地方也是一个大院子，阎长贵下车以后打量了一下周围的情况，有岗楼、平房，看这个样子，他们是被转到了另一处监狱。

不过，这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是后来他听到附近单位的广播，在广播里听到自己所转来的监狱位于丰台区南苑，他这才断定，自己是被转到了南苑监狱。

他被安排住进了一个单人间牢房，和在功德林一样，这里的牢房也是一排排的平房。

这里的牢房设施比功德林那边好了不知多少，功德林的牢房，因为年久失修，水泥地面都已经凹凸不平，有的地方水泥都没了，露出了里面的土沙子；而且，遇到下雨天的时候，牢房里还会窜出一股隐隐的霉味。

我们再来看看南苑监狱里，单人牢房的设施情况。

这间单人牢房设计先进，长约两米半，宽约一米二，高有两米以上，床铺是钉死的，两侧紧贴墙，床头有半米宽，修了一个水泥马桶，可以在牢内大小便，但冲水阀却在牢房外，由狱卒掌握冲洗开关。
——来源：《问史求信集》，阎长贵，王广宇著。

和在功德林那边，上茅房还得二十几个人轮流排队，而且无论大小，都只给五分钟的时间相比；单单就这一点的变化，就让阎长贵觉得是一件很满足的事情了。

而且，功德林那边没有暖气，牢房里面的冬天，犹如把野外的寒气全都圈在了屋子里，一动不动的寒冷气息，浸透着牢房里的每一寸空间。

人在牢房里，取暖全靠棉袄里残存的那一点人体热量。

而在南苑这边，终于有了奢侈的暖气，在来到新牢房的第一天，阎长贵可算是睡上了一次好觉。

在牢门对面的二米高墙上挂了一排暖气片，暖气下面有一个不大的小窗户，一进牢房感到很温暖，头一夜狱卒还给多送了一床被子。
同功德林监狱比，虽然空间不大，可以不再受冻了......在新牢房的第一夜睡了一个好觉。
——来源：《问史求信集》，阎长贵，王广宇著。

这是阎长贵来到南苑监狱的第一天，相比较功德林而言，他虽然还身处监狱，但是也是享受到了“升级”的待遇。

转监

不过，在牢房里只待了差不多十来天，阎长贵在一个晚上，就随同其他狱友一起，被转到了另一派新建好的牢房。

这新建的牢房，和之前的比起来，面积上小了一号，而且如厕的也不是水泥马桶了，改成了一个很简易的蹲坑。

这蹲坑，就是在水泥地上，弄了一个凹进去的坑，同样也是由狱卒掌握着牢房外面的冲水开关，一天固定冲洗一次。

因为是在冬天施工，又是刚施工完毕没多久就搬了进去，因此，新牢房里的潮湿气就有点大。

再加上有暖气的原因，这就导致牢房的墙壁上，到处都挂着充满寒气的白霜。

头几天潮气太大，被褥全都湿漉漉的，潮湿难耐。
——来源：“阎长贵送错一封信结束秘书生涯”，《国家人文历史》，2012年第5期

不过，随着时间的过去，这样的窘境也只维持了几天，等牢房变得干爽了，人在里面待着也舒服了些许。

在这个新牢房里度过了一个“暖冬”，到了1969年的开春，阎长贵又要“搬家”了。

这回他搬去的是一栋两层上了岁月的老式楼房，这老式楼房设计成五星的样子。

一层楼五筒，一筒有牢房十六个......牢房设计成五星状，星心是空的，围着星心一圈走廊，辐射出五个走廊，走廊两侧为牢房。
——来源：“阎长贵送错一封信结束秘书生涯”，《国家人文历史》，2012年第5期

阎长贵这回搬进去的新牢房，在面积上比之前所待的牢房大了不少。

这牢房原本是给多人住的，至少可以住上四个人，但是被改成了单人间。

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以往牢房里面的床铺，和墙之间就恰好能容纳下一个人的空间，这回却余出了大概八十多公分宽的距离。

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如厕问题了。

因为是老式的牢房，也就没了便坑，有的只是一个生锈了的铁桶。

这铁桶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岁月，里里外外都爬满了锈斑，就连提手上也都是锈斑。

而且桶沿上也是锈迹斑斑，这一坐下去，在起来，皮肤上能蹭到不少铁锈。除此之外，那痛沿也不知道怎么想的，长成了犬牙一般的齿状，这就难为人了，如厕的时候也只能半蹲着。

两件“百衲衣”

虽然在南苑，每天两餐的主食还是窝窝头，不过这里的窝窝头可算不是那么稀碎的了，两个窝窝头的分量加起来有个四两，足以让人吃饱。

让阎长贵有些吃惊和意外的是，在这里的第一餐，除了窝窝头，居然还有丸子白菜。

虽然那丸子不是肉丸子，是用碎粉条做成的素丸子，但是里面的油水很多。对于住监的人来说，油水充足，也是一个享受。

到了1970年的秋季，伙食方面有了些许改善，由一日两餐改成了一日三餐。主食也不全都是窝窝头了，能吃上细粮，偶尔还能吃上一些馒头和白米饭。

除此之外，每个月还能打牙祭，吃上那么一两次肉。

虽然伙食上的改变不少，但是还是有两方面的待遇没有得到改善，那就是不给配发衣服（连囚衣也没有）和日常所需的用品。

阎长贵被转到南苑后，身上穿着的还是厚实的棉袄和呢子裤，这也是当年进功德林时候的穿着。除了身上穿着的一件衣服，他还有另外一件衣服，从功德林到南苑，这么些年来，这两件衣服他就换着来穿。

穿了多年，这穿在外面的棉袄和里面的棉毛衫还有背心，早就已经可以说是千疮百孔了。

他衣服上面都打了大大小小几十个补丁，补丁的颜色都是五颜六色的。衣服上面补丁材料的来源，有两个。一是从衣服的其他地方裁剪下来，二就是新拖把上面掉下来的一些边角料。

这两件跟随他多年，打着几十个补丁的衣服，被他戏称为“百衲衣”。

1975年5月，他被释放出狱，安排去湖南西洞庭农场劳动的时候，还特意把这两件“百衲衣”一并带了过去。

这两件“百衲衣”，他原本是要当作纪念的，毕竟伴随了自己那段灰暗的日子。

不过，在妻子眼里，这监狱里带出来的衣服，一来不吉利，二来也不想触景生情，就给他扔了，这让阎长贵一度觉得有些可惜。

这日子，只要有盼头，就是好的

再来说说个人生活用品，由于监狱不给停供毛巾、肥皂和洗发水，虽然狱卒也给推过几次头，给清洗过几次。

但是，这么少得可怜的几次洗头，也成不了什么事。

常年累月下来，头上积攒了不少的油泥和污垢，冬天倒还好，一到了春夏两季，那头皮上痒得厉害。

用手抓也不能止痒，而且越抓越痒，恨不得干脆把天灵盖掀翻算了，一了百了。

好在，南苑里有一个管理员，姓陶，里面的人都叫他老陶。

阎长贵找到老陶，向他要了一些碱面，打算用来洗洗头皮上的油泥。

老陶给我抓了一把碱面，我如获至宝......我打了一满盆水，回来洗头。头上一年的油垢，我放上碱一揉搓，竟成泥浆。
我用手指甲从头上刮了下来的黑色稠泥浆，竟团成了两个兵乓球还要大的油泥球，像大的中药丸。
——来源：《问史求信集》，阎长贵，王广宇著。

他用老陶给的一把碱面，反反复复洗了三遍头，这才觉得清爽了许多。

老陶也是个心肠不错的人，眼看到了夏天，随着天气的日渐炎热，他看阎长贵还是穿着一身厚实的衣服，就找来夏天穿的单衣、单裤和一双薄布鞋，送给了阎长贵，这事让阎每每回忆起来，心里仍旧充满着感激之情。

自打1968年1月，阎长贵被江以“坐探”的名义投进了监狱后，他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就连家人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是死是活。

一直到了1970年初，阎的家人才知道了他的下落，而且随着管理的放松，这一年的年初，狱方还给了他一条毛巾和一块香皂，并告知，这是他的妻子给他稍进来的。

也就是到此，通过这一条毛巾和一块香皂，阎长贵才和家人们取得了间接的联系。

而妻子得知丈夫在南苑监狱，反倒显得很开心，两年了，至少是知道了丈夫的消息，至少丈夫还活着，至少往后余生，一家人还有团聚的盼头。

这日子，只要有盼头，就是好的。

回到起点

1969年的年初，到1971年的元旦，阎长贵在南苑待了两年左右后，被转到了秦城。

在秦城又待了差不多四年，他被释放出狱，安排到了湖南的西洞庭农场劳动。他的妻子带着儿子，随后不久也去到了农场，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1979年9月，阎长贵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他当年就没犯什么事。

1980年的3月，他重新回到了《红旗》杂志社工作。

从1968年1月入狱，到1979年9月，这差不多11年的坎坷，也算是一路走了过来。

后记

1971年，阎长贵从人大哲学系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红旗》杂志社工作。

兜兜转转了19年，1980年的3月，他又回到了《红旗》杂志社，又回到了人生的一个起点。

不管过程怎么样，也不管岁月如何变迁，亦或是起起伏伏，终归还是一句话：

这日子，只要有盼头，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