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县城城镇化是重要的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将影响中国未来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从《意见》来看，基本的路径就是将县城作为城镇化的载体，通过明确定位发展产业、均质化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将至少一部分县城承担起更多的经济、社会功能，以便在高速城镇化的背景下让县城留住人口，并由此活化县域经济。

在此之前，大部分县城都相对于城市显得小而落后，缺乏支柱产业、医疗与教育等公共服务无法与城市相比、财政税收能力落后、治理能力低下都是很多县城的通病。而某种程度上，这种格局来源于城乡二元结构，是广泛的农村和县城在内部缺乏资源的状态下，通过人口的自由流动和不对称公共资源来获得大中型城市的率先发展。

大中型城市优先发展确实带动了很多宏观经济效应，特别是让中国可以在全球化过程中以大中型城市为依托建立起产业集群，沿海城市则可以快速获取资源和资本，这样就可以带动很大一部分现代化和工业化，让要素集聚并形成规模，并催动市场制度的成熟和发展。

但是为此，中国的农村、县城等小城市事实上是付出牺牲的。户籍政策让人口获得公共服务的权利不均等，而县域人口要获得上升空间比城市人口困难得多，能享受的城市发展红利则要少得多。从“农民工”到“凤凰男”再到“厂仔厂妹”，很多人的身份就是浮在城市之外，却又落不到乡土之中。但是，县域经济又无法获得足够的发展，没有好的经济机会，县域经济无法留住年轻人口，大量的人口会自发地往资源和机会都更多的城市移动。县域经济和社会都在缺乏年轻人口的情况下逐步凋敝。

与此同时，因为大量人口集聚形成的大城市、特大城市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病”。拥挤的人口、巨大的地理空间、高昂的土地价格、难以跟上的公共服务和社区治理，这些都给普通人带来了额外的烦恼，并积累了更多的社会问题。特别是贫富差距，很容易在特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与不均等的资源获取资格中被快速拉开。此外，快速降低的低生育率、被频繁提及的“内卷”等社会现象，同样也是这种城市化的额外结果。

所以，将县城作为下一步城镇化的载体有以下好处：

首先，为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腹地和空间。县城可以有机会获得更大的投入，并因此获得更多的经济机会，并更多地分散城市的功能，部分县城（口岸、物流枢纽、农业产区、生态区）有自己的特殊禀赋，这些都可以挖掘出来，甚至一部分成为新技术、新增长点的发源地。我们可以看到，欧美的小城镇有不少极具实力，名校和大企业都有落户，这其实就是分散大城市功能、多元化发展的重要路径。

其次，县城作为载体还可以降低城镇化的成本，巩固共同富裕。如果在县域经济起色的前提下，县城较低的生活成本配合均质化的公共服务，完全可以吸引年轻人口留下，并有效降低很多人城镇化的成本，他们会更有空间和能力去消费、生育，避免大城市病的泛滥，并间接降低贫富差距，创造更多可能性。

再次，县域的恢复也有助于中国保持基本文脉。中华文明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其内在生命力往往在于乡土。而县城作为“城尾村头”，是乡土与现代之间的衔接纽带。将县城赋能后，中华文明或许可以找到一种与现代化的深入平衡的方案，让中华文明的文脉进一步获得现代生命力。

最后，如果县城可以突破之前的限制，那么对于中国的整体国力继续提升也很有好处。共同富裕可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就是改革释放红利的最理想结果。这种结果对于现在全球化失衡的结构有着巨大的风险对冲价值，扩大中国国内市场就是应对全球化风险、做强国内经济内循环的重要保障。从更大的层面上看，中国国内市场的扩张还可以让中国逐步走向世界经济体系的顶端，部分地带动更多的资源向着中国聚集。

无论从发展还是从安全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方向也是最佳选择。手中的牌多了、分量重了，中国抗御风险的能力也自然会提高，美国人的杀气腾腾，也会逐步无力化。这就是为什么在中美战略竞争中要比拼改革能力，改革是中国迎难而上的最大助益。

中国改革开放最早就是从农村开始，现在应该再从农村和县城中找到新的增长点。共同富裕，不是光说说就算了，重点在于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