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彦霄评《从荷马到古希腊抒情诗》｜新历史主义之前

《从荷马到古希腊抒情诗：格兰·莫斯特古典学论文选》，[意]格兰·莫斯特著，高峰枫、刘淳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424页，7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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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2017年秋季学期的希腊文学史（Survey of Greek Literature）课上，讲到品达时，我读了莫斯特的《赞颂的尺度：品达皮提亚第二颂歌与尼米亚第七颂歌里的结构与功能》（The Measures of Prais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Pindar's Second Pythian and Seventh Nemean Odes）里的一章，印象并不算特别深，这本书总体上是传统的“小学”研究。《赞颂的尺度》是莫斯特在图宾根大学的博士论文，虽然用英语重写了一遍，仍然在德国出版。可以说，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典型的美式著作，并没有要建立某种广阔的研究范式，或者把品达研究带入某种更重要的理论框架里。后来也读了三联书店出版的《怀疑者多玛》（Doubting Thomas）一书的中译本，尽管这书原本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但更像欧洲式的学术随笔，没有对二手文献引用的学术脚注，只在最后提供了一些参考书目，也不是一本非常强调学术规范的美式专著。因此，尽管莫斯特出版了《赞颂的尺度》与《怀疑者多玛》等多部专著，我们无法像对美国大多数人文学者那样，用莫斯特的书来建立起对他学术方法和脉络的判断。总体上，莫斯特仍然像很多缺少美式“专著”的欧陆语文学家，对各种问题广泛涉猎，写有大量文章，而其专著则可以说是超长篇论文。
由高峰枫、刘淳主持编译的《从荷马到古希腊抒情诗：格兰·莫斯特古典学论文选》可以帮助我们一窥莫斯特在古希腊文学领域的研究。我无意为整本论文集写书评，古希腊文学的研究者更适合做这件事。对我来说，本书收录的第十二篇论文《西蒙尼德“ 斯科帕斯颂”的语境》（Simonides’ Ode to Scopas in Contexts）里的一个观察非常有意思：
如今新历史主义的热潮在现代语言文学研究中已达到顶峰，将文化研究的残骸在美国诸多英语与比较文学系的沙滩上；可以预料它早晚会席卷古典学界，实际上在一些极其有预见性的古典学者的著作中已经出现。在古典学术的现状下，这不会只带来弊端。古典学对于古代文学与古代史关系的认识仍然难以置信地肤浅：前者是语言，后者是实物；前者是个人主体性与诗性雕琢，后者是制度限制与权力的暴行……在这方面以及其他方面，广泛实行的对古典语文学系与古代史系的机构划分体现了对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提出的“古代通学”（Altertumswissenschaft）理想的背叛。也许新历史主义会动摇现状。（363页）
莫斯特在这篇最初发表于1994年的文章中对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希腊诗人西蒙尼德的一首颂歌进行了解读，在最后一部分进行了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莫斯特提到了诸多文学批评方法，比如解构主义、新批评，但莫斯特特别强调了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首先，从文学理论的角度，莫斯特强调新历史主义像解构主义取代新批评一样，进一步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边界。但另一面，在上面引述的这一段里，莫斯特又从古典学的角度强调新历史主义的独特意义——可以打破古代史与古典语文学分界，实现Altertumswissenschaft的理想。对于Altertumswissenschaft，译者没有将其直接译为“古代科学”而是更加传神得翻译成“古代通学”。用“通”字表现出Altertumswissenschaft传达出的打通文史哲、将古代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的理想。

《古风希腊的文化诗学》

读到这一段时，我感到“相见恨晚”，因为这也是我接触新历史主义在古希腊文学里运用的感受。新历史主义最早发端于英语文学里的莎士比亚研究，和传统的历史主义解读方法片面强调文学对历史背景的反映不同，新历史主义强调文学本身的意识形态性与文学作为历史主体参与者的一部分。因此，新历史主义强调在解读文学作品时，把历史背景与文本之间的有机互动勾勒出来。作为古代史学生，我在面对一个文学作品时，会想进行历史化解读；但在芝大遇到的古希腊文学学者（不包括莫斯特）都在告诫我，历史化解读文学是在限制文学解读的潜在范围，这不是最好的文学研究方法。而我的古代史老师也告诉我，历史学与文学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学科，正如基督徒只能在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新教里三选一一样，古代文明研究者只能在语文学、古代史和考古学里三选一。迷茫之下，我遇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古典学教授莱斯理·刻尔克（Leslie Kurke）1991年出版的关于品达的著作《赞颂里的交通：品达与社会经济的诗学》（The Traffic in Praise: Pindar and the Poetics of Social Economy）。这本书让我眼前一亮，其对品达颂歌与公元前五世纪社会经济关系的互动做了非常精彩的解读，展示了横跨历史与文学的可能。我读到这本书的感受与莫斯特的展望一样，刻尔克展示了Altertumswissenschaft的理想。不过，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刻尔克就是把新历史主义代入古典学（尤其古希腊文学）的最重要的学者，而《赞颂里的交通》是她的第一本著作。
1993年，刻尔克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门卡洛尔·多尔蒂（Carol Dougherty）出版了《殖民的诗学：古风希腊的城市与文本》（The Poetics of Colonization: From City to Text in Archaic Greece），这本书对古风希腊文学（包括品达）里呈现出的殖民意识形态进行了梳理。同年，刻尔克与多尔蒂合作主编的论文集《古风希腊的文化诗学：崇拜、表演与政治》（Cultural Poetics in Archaic Greece: Cult, Performance, Politics）则可以看作是新历史主义的“宣言书”。收入其中的刻尔克的文章《库多斯的经济》（The Economy of Kudos）对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 新历史主义的另一种称呼）做了如下界定：“（文化诗学）鼓励我们将‘文本’（text）读作背景（context），将历史本身读作文本。而文本与背景都是在多样的、有竞争的象征性策略与象征性经济下形成”这不仅仅是对新历史主义方法从古典学的角度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概括，更可以看作是宣言书里的宣言书。

《古风希腊的文化诗学》

从学术的角度，刻尔克与多尔蒂在新历史主义框架下对古希腊文学的研究各有特色，而刻尔克将新历史主义方法在古典学里发扬光大做出了更重要的贡献。多尔蒂任教的卫斯理学院只提供本科教学而无法培养研究生，刻尔克所在的伯克利则是美国研究生教育重镇，在伯克利，刻尔克与研究希腊悲剧的专家马克·格里菲斯（Mark Griffith）合作培养了无数希腊文学学者。刻尔克在伯克利最早的学生之一，现任教于多伦多大学的维多利亚·沃尔（Victoria Wohl）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之上于1998年出版了《亲密的贸易：希腊悲剧里的交易、性别与主体性》（Intimate Commerce: Exchange, Gender, and Subjectivity in Greek Tragedy）。这本书在女权主义人类学家加里·鲁宾（Gary Rubin）倡导的要将性别研究里的人类学路子（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与精神分析路子（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结合的理论基础上，以女性作为父权制社会下的交易物为视角，对多部希腊悲剧里的女性进行了政治经济学解读。综前所述，刻尔克不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专著，主编了第一本论文集，还培养了第一位出专著的学生，而三者的共同主题是对古希腊文学进行新历史主义解读。
从这个角度，莫斯特这篇大概写于1987或1988年、最后发表于1994年的文章（根据文章开头的注释，这篇文章最早在1988年一次会议上发表）成功地做了某种预言，接下来十年里，新历史主义越来越多地进入希腊文学，而这一研究范式也通过研究生培养实现了制度化再生产。从研究内容而言，莫斯特也明言：“新历史主义则进一步囊括了几乎所有文本，不鄙弃历史写作（视其为一种文本）、公共与私人文件乃至广告与流行文化创作。”莫斯特在这里似乎也在为未来新历史主义下的古典学研究划定了研究方向。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刻尔克与沃尔之后的著作。在《赞颂里的交通》之后，刻尔克主要有两本独著——《钱币、骨头、游戏与黄金：古风希腊的意义政治》（Coins, Bodies, Games, and Gold: The Politics of Meaning in Archaic Greece）与《伊索式对话：流行传统、文化对话与希腊散文的发明》（Aesopic Conversations: Popular Tradition, Cultural Dialogue, and the Invention of Greek Prose）。这两本书都像莫斯特强调的那样，“不鄙弃历史写作”，《钱币、骨头、游戏与黄金》把希罗多德放到古风时期希腊贵族意识形态与商人意识形态斗争的背景下进行阅读。而《伊索式对话》不仅包含了希罗多德与柏拉图这两种不同体裁的作品，还借鉴了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潜隐剧本”（hidden transcripts）的概念，强调希罗多德的散文创作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对话都包含有伊索传统这样的“流行底层”。《伊索式对话》也成为研究古代流行文化非常重要的著作，莫斯特强调的流行文化会成为古典学的研究对象成了事实。
同样的，沃尔之后的两本书——《废墟里的爱情：古典雅典民主的爱欲》（Love among the Ruins: The Erotics of Democracy in Classical Athens）与《法律的宇宙：雅典法庭演说的司法话语》（Law's Cosmos: Juridical Discourse in Athenian Forensic Oratory）也体现了这一点。这两本书分别把修昔底德与雅典法律演说词当作文学作品阅读，对其进行意识形态分析。而莫斯特说的“公共与私人文件”会成为新历史主义下的文学研究对象，则体现在刻尔克另一个学生的研究上，现任教于康奈尔大学的雅典娜·基尔克（Athena Kirk）去年出版了《古希腊名单：各种体裁里的目录与清单》（Ancient Greek Lists: Catalogue and Inventory Across Genres），对古希腊文本里面一种不被重视的现象——名单（比如《伊利亚特》里面列出的各地区军队将领的“荷马船表”）——进行了文化解读，揭示这种枯燥的体裁背后的文化逻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基尔克非常重视文学里的名单与铭文里的名单的互动。古希腊铭文往往只为历史学家作为第一手历史材料而被重视，而基尔克从文学的角度，强调铭文是一种现实中的文化实践。
如果说刻尔克及她的学生主要将新历史主义带入古风古典希腊文学研究的话，这一影响已经波及到古典学的其他领域。在希腊化文学研究领域，刻尔克与哈佛大学的希腊化史专家保罗·科斯敏（Paul Kosmin）合作指导了莫妮卡·朴（Monica Park）关于托勒密诗人卡里马库斯的博士论文《有朽的神圣：卡里马库斯与帝国神学的形成》（The Mortal Divine: Callimachus and the Making of an Imperial Theology）（莫妮卡·朴后在范德堡大学任教，但现在已经离开了学界，这篇博士论文目前仍在封锁期中，因此我没有读到）。2013年纽约巴德学院研究希腊小说的罗伯特·乔非（Robert Cioffi）在其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想象的地域：古代小说的族群性、异域主义与叙事》（Imaginary Lands: Ethnicity, Exoticism, and Narrative in the Ancient Novel）中强调要学习刻尔克在古风古典希腊文学上的方法。而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有两部拉丁文学研究著作——菲布·鲍迪奇（Phebe Bowditch）出版于2001年的《贺拉斯与供养的礼物经济》（Horace and the Gift Economy of Patronage）和尼尔·科菲（Neil Coffe）出版于2009年的《战争的贸易：拉丁史诗里的交换与社会秩序》（The Commerce of War: Exchange and Social Order in Latin Epic）都指出要以刻尔克的著作为模板来解读拉丁诗歌。在古典学之外，刻尔克的新历史主义方法也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学研究。刻尔克在伯克利比较文学系作为主导师指导了现任教于布朗大学的塔马拉·金（Tamara Chin），塔马拉·金的《野蛮的交换：汉代帝国主义、中国文学风格与经济想象》（Savage Exchange: Han Imperialism, Chinese Literary Style, and Economic Imagination）直接将刻尔克的新历史主义方法带到早期中国文学研究，这本书在诸多方面都有《钱币、骨头、游戏与黄金》的痕迹。

《野蛮的交换》，哈佛大学出版社

莫斯特不仅成功预言了新历史主义在古典学的兴起，还非常有洞见地指出哪些问题会成为研究对象，作为弄潮儿的刻尔克及其学生的实践则印证了这一判断。当然，这几年希腊文学研究也出现回归“形式主义”（formalism）的风潮。刻尔克在伯克利指导的学生、现任教于哈佛大学的内奥米·韦斯（Naomi Weiss）基于伯克利博士论文的专著《悲剧的音乐：欧里庇得斯式剧院里的表演与想象》（The Music of Tragedy: Performance and Imagination in Euripidean Theater）就是纯形式主义文学分析。而沃尔也开始自我批评，她在2015年出版的《欧里庇得斯与形式的政治》（Euripides and the Politics of Form）里指出，如果新历史主义路径学者将古希腊悲剧与古希腊官方档案都只看作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体现，那悲剧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意义在哪里？这无疑是在反思自己早年的希腊悲剧研究。因此，沃尔强调，如果要对文学作品进行历史主义解读，不考虑其文学体裁等形式主义特征，就不是完全的历史主义。虽然沃尔是在借助形式主义来弥补历史主义的不足，这无疑也是某种形式主义的回归。而现在任教于伯克利、之前在比萨高等师范学院受教于莫斯特的马里奥·泰洛（Mario Telò）在最近出版的《档案感觉：一种关于希腊悲剧的理论》（Archive Feelings: A Theory of Greek Tragedy）里一开始就认为要在历史主义已经在希腊文学占主导的情况下寻找新路子，泰洛这学期也在伯克利开设“激进形式主义”（Radical Formalisms）研讨课，以回应回归形式主义潮流。我们可以观察，在作为新历史主义希腊文学研究的大本营的伯克利，未来是否会有新的变动。
最后，包括莫斯特、刻尔克在内的当今英美古典学界重量级学者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崭露头角，莫斯特与刻尔克都是研究品达出身。在此之外，现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古希腊经济史专家阿兰·布赫松（Alain Bresson）也是研究品达出身。他在1979年出版的博士论文《神话与矛盾：对品达第七颂歌的分析》（Mythe et contradiction: analyse de la VIIe Olimpique de Pindare）对品达关于罗德岛的颂歌进行了结构主义解读，有非常深的时代印迹。除了古希腊经济史，罗德岛铭文学也是布赫松的研究专长之一，虽然这有他早年研究品达罗德岛颂歌的痕迹，但与那时的研究风格大不相同。此外，现为牛津大学希腊史讲席教授的尼诺卢拉吉(Nino Luraghi)在1994年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古风时期西西里与大希腊的僭主：从利奥提尼的帕奈提奥到德诺梅尼德斯的卡杜塔》（Tirannidi arcaiche in Sicilia e Magna Grecia: Da Panezio di Leontini alla caduta dei Dinomenidi）。由于品达有相当一部分颂歌是写给西西里地区的僭主和贵族，因此品达颂歌是卢拉吉研究西西里的重要史料。同时，卢拉吉在这本书里也引用刻尔克关于品达的书，可以看作是刻尔克的著作在欧陆学术界最早的影响之一。不过，卢拉吉后来的兴趣也不在西西里历史上，因此也离开了品达。可以说，刻尔克虽然不是“刺猬”式的学匠，与莫斯特、布赫松和卢拉吉这样不断游移到其他领域的“狐狸”相比，刻尔克总体还是恪守在古风古典希腊文学领域，特别是她最近与芝加哥大学希腊艺术史专家理查德·尼尔（Richard Neer，尼尔也是刻尔克在伯克利之前的学生）合作的《品达、歌曲与空间：通向一种诗词考古学》（Pindar, Song, and Space: Towards a Lyric Archaeology）一书又回到了品达。品达似乎也在某种程度成为了几位风格迥异的古典学家的交汇点与分水岭。
在将近三十年后再来读莫斯特这篇1994年的文章，除了在西蒙尼德研究方面的贡献外，更重要的是其中对新历史主义的反思及预言记载了某个学术史时刻。因此将包含这篇文章在内的《从荷马到古希腊抒情诗》翻译介绍到汉语语境无疑会产生独特价值，为我们一瞥近三十年来欧美古典学界的风云变幻提供了方便法门。莫斯特曾经成功预言了新历史主义对古典学的影响话，他现在积极从事比较古典学工作，尤其重视与中国学者和汉学家合作，尽管这一取向在目前欧美古典学家里还是少数，再过数十年后，我们也许会像读莫斯特关于新历史主义的反思一样，明白这又是一大“预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