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养的狗子，能算是家庭一分子吗？

最近很多事情让人不能理解，有一个好的办法是，不能理解的时候可以看书。比如今天这本《动物社群》，作者是两位哲学教授，他们看到当今传统的动物权利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面临的双重困境，所以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思路，他们将公民身份的框架应用于动物权利问题，以建构一种拓展性的动物权利论，并由此思考多样性的人类–动物关系所衍生的不同类型的义务，以期弥补现有的动物理论存在的缺陷，重新建立人类与动物的关系。 比如接下来我们的摘选，或许可以为如何回应“不就是条狗，死就死了”这种声音，提供一点思路.

任何曾经与某个家养动物生活在一起的人都知道，它们有自己的偏好、兴趣和欲望，而且通过各种方式有意识地表达：走到门口，示意想要出去；在冰箱门前叫，以索要食物；磨蹭你的胳膊要求关爱；冲着你拍打翅膀并发出尖叫，要求你退后；从橱柜里叼出一根狗绳，以表示遛弯时间到了；弓起身子邀请你一起玩耍；指向沙发或床，询问是否可以跳上去；一起在公园散步时，如果你漫不经心地在路口走错方向，它们会迟疑一下；从远处跑过来，用鼻子努你的口袋，要你给它们苹果吃；聚集在仓库门口，表示想要避雨。

家养动物有一个由声音、姿态、动作和信号组成的丰富的指令表，它们借此来告诉我们想要什么，以及需要我们做什么。

它们这种对于自己主观善的表达要求我们去关注、去学着理解它们的交流方式。首先，我们得看出动物是在寻求交流，继而需要通过仔细观察来解读个体的指令表，最后要给予恰当的回应——让动物知道它们试图与我们进行交流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随着时间推移，在一种识别与回应的协作过程中，知识、信任和期望会逐渐增长，指令表也会扩充。这是体现了依赖式能动性的一个范例。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相信动物缺乏能动性，于是不去关注它们发出的信号，那么随着动物们放弃交流，这个观念就会成真。相反，我们对能动性的期许越高，提供的支持越多，最终它们表达自己主观善的能力就越强。

我们的朋友克里斯蒂娜是一个步行达人，她和她的（已故）伴侣狗朱利叶斯每日要花几个小时步行。克里斯蒂娜一直认为这些户外步行是为了朱利叶斯，认为这是一天中属于他的特殊时刻，而且认为她应当尽量满足其愿望，步行路线及时长、是否边走边玩、是否到河里游泳等等都由他决定。

对于我们正在谈论的公民权来说，食物选择和行走路线看上去像是些微不足道的琐事。但真的是这样吗？对于一只伴侣狗的生活来说，它吃的是什么，如何度过这一天中最活跃的时间，这些难道不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吗？

对于这种能动性的潜在范围，其外部边界在哪里？这不是一个可以在抽象层面上回答的问题。要想回答它，就必须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去期待、探寻并促进能动性。事实上，在这方面有一些了不起的例子，有人对狗（和其他家养动物）践行能动性的可能范围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索。比如，芭芭拉·斯马茨描述的她和萨菲的关系。萨菲是她从一家动物收容所领养的一只狗，斯马茨不“训练”她，却非常耐心地与她交流，向她发出重复的信号，并观察萨菲返还的信号：

［萨菲］理解（也就是说，能恰当地回应）很多英文短语，并且，也反过来耐心地教我理解她的动作和姿势（她很少通过声音交流）。有的狗想出去的时候会吠叫，而萨菲不这样，她即使站在较远处，也要先看向屋门再看看我（这花了我一段时间才理解）。如果在外面一起步行时我太沉溺于自己的思绪，或者我与其他人一起走 的时候，她为了重新吸引我的注意力，会用鼻子轻碰我腿后膝盖 背面的那块敏感部位。当我打下这段话时，她离开了自己刚刚休息了一个小时的地方，用鼻子轻轻碰我的胳膊肘，示意想要与我交流。当我向她表达类似的愿望时，她几乎总是愿意停下自己的活动来关注我，而我对她也一样。我停止打字，与她四目相接，唤她的名字，用嘴唇轻触她的头顶。她显然对这短暂的接触感到满意，于是离开了我，一两个小时内不会再打扰我，这是她在我 写作时间里特有的自我克制。（Smuts 1999: 116）

伊丽莎白·马歇尔·托马斯为了弄清如何尊重她伴侣狗的能动性，也执行了一项长期计划。在《狗的隐秘生活》（The Hidden Life of Dogs）一书中，她介绍了自己对狗的个体能力和选择的细致观察，她为它们的能动性提供发挥的空间，而不是通过训练让它们服从于她的期望。

不只伴侣动物拥有能动性方面的能力。农场动物也能表达它们的主观善。罗莎蒙德·杨花了几十年观察她在伍斯特郡自家农场里的奶牛和其他动物，观察它们之间的友谊和敌意、对于各种活动的个体偏好，以及各自独特的个性与智力。“凯特的巢” 农场提供了“一个让所有动物都能自由选择与我们交流或远离我们的环境”。在这种自由发挥的空间中，个体的个性和能动性就显现出来。

这些作者都对依赖式能动性给出了精彩的解释，这种能动性产生于充满尊重的关系。斯马茨把这种尊重描述为：在平等者之间和有人格者之间的关系：

在承认他者之人格的基础上与之相处，这无关我们是否将人类特征投射给它们。更恰当地说，这意味着我们承认它们是像我们一样的社会性主体，承认它们在与我们的关系中对我们的独特主观经验所起的作用，就跟我们对它们的主观经验所起的作用一样。如果它们与作为个体的我们建立联系，而我们也与作为个体 的它们建立联系，那么我们之间就有可能建立一种私人性的关系。

只要任何一方不承认另一方的社交主体性，这种关系就无法建立。因此，尽管我们一般把人格性视为某种我们可以在他者那里“找到”或“找不到”的本质特征，但是根据本文的观点，人格性意味着以某种方式处于与他者的关系之中，所以该主体以外的任何人都无法给予或拿走它。

换言之，如果一个人与一个动物相处时，将后者视为无名的客体，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有着自己主体性的存在，那么丢失人格性的是这个人，而不是那个动物。

家养动物也许不能对善加以反思，但是它们拥有善（利益、偏好、欲望），并拥有实现这种善的行动与交流能力。回顾阿尼尔的论点：依赖性是自主性的一个雏形，而不是它的反义词。家养动物要依靠人类来确立一个能确保自己安全和舒适的基本框架。有了这个框架，它们就能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践行能动性，不管是以直接的方式（比如牛判断自己需要吃哪种植物），还是受支持的能动性（比如玛利亚用“坐在别人家门廊”的策略来回家）。

家养动物被隐蔽和驱逐的过程，与残障者的历史是同步的：残障者被隔离、约束和隐蔽的趋势也始于19世纪，这个趋势在20世纪末受到遏制，那时人们开始呼吁满足残障者再融合、移动和通行的需求。当残障者在公共领域中被隐蔽，政治社群的塑造方式就开始变化。因为身体一旦缺席，就无法继续作为一种矫正性的在场，或作为对政治生活的塑造力量而发挥作用。

隔离和隐蔽的加剧，与优生学运动的顶峰，以及与对残障者权利最严重的侵犯出现在同一时期，这不是巧合。现代残障权利运动的主题是再融合与通行，不仅仅因为这可以改变特定个体的生活，还因为残障者的在场可以改变我们对于政治社群以及公共生活的制度与结构的看法。换句话说，仅仅在场就是一种参与。

人们开始挑战狗绳立法与其他各种限制狗在公共空间出现和移动的规定，在思考这场日益高涨的运动时，我们也许倾向于用人类公民权的术语来理解这种倡议。是人类在代表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狗发起倡议。在这里似乎人类是能动者，是人类在发言和倡议，而狗是与能动者相对的客体，它们本身不是能动者。但是这种观点没有看到，狗仅凭其在场，就使自己成为推动变革的倡导者和能动者。

新民说iHuman

“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旗下文化品牌，创始于2013 年，坚守人文性、学术性和思想性，关切历史和当下，致力公民性道德观念的成长，其理念是“成为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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