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愤青”上堂课：我们活在资本主义的掠夺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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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带着过去的视角评估现在

开始今天的文章前，我想先和读者们分享最近的一些事和感受。

前段时间，我应一位老师所托，去给某高校新闻学院的同学做自媒体心得分享。去之前，老师就提醒我，不要发散，聚焦在如何做好自媒体这件事上。

结果到了现场，我微薄的自媒体知识都被前两个大佬讲完了，什么运营、变现、带货、打造IP咱也闹不玑明。两年来，我没团队就自己写，全靠读者喜欢我的文章，没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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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朋友给我提建议，说我文风太硬核，缺乏和读者的情绪沟通。我反思了一下，确实如此，常有人知道我年纪后感到诧异，觉得我像五十多岁的中年人，通透但不平易近人。

其实我只是不太会表达，从小那种格格不入的孤独感，让我对“志同道合”非常珍惜。几乎每条留言我都会认真看、秒放出，有朋友辛苦写一大段文字，可某些原因不方便上墙，我都会回复致歉。

我能从点赞、打赏感受到读者的厚爱，读者提醒的最多的就是：“麟阁，你老这么直言不讳，会不会得罪人啊？要注意安全啊。”还有读者问，“你脱产写作，收入怎么办，要不要定期资助一下你。”

其实以前的收入足矣生活，但今年因疫情影响，不能外地讲课、广告减少，确实下降了很多，上个月开始我已经在找工作了，诗和远方的理想要有，但男人还是得养家糊口、自食其力。

写文章被别人喜欢是最开心的事。每次发完文，就有读者给我发截图留言：“麟阁你看，你的文章被xxx先生转载了！”很多读者还大力向身边的朋友推荐我，告知身边的人很喜欢我的文章。

这不意味着我该沾沾自喜，我很早就明白，文章写到一定程度就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受众了。作者只不过是把众人意识中想要表达，又不便表达的东西说出来。在某种程度上，我只是特定群体“意见共同体”的化身，不是因我产生了读者，而是因读者产生了我。

每想到这样的自我定位，就干劲十足，两年来我阅读写作全凭自觉，有股力量在督促我去努力变得博学、睿智、在青年群体中脱颖而出，成为有影响力的人，有足够的实力，才能为更多人讲话。

（我的视频号，欢迎关注）

尤其是当你看到同代人普遍的状态和思想，那种想把理智火种保留下来的愿望就更加强烈。如果未来真的只有一种表达，让垃圾充斥了所有舆论空间，有能力去表达而选择沉默的人是负有责任的。

昨天，香港中文大学转载了我的一篇旧文，一位可爱的读者还过来问我，对方有没有给你稿费。其实，对于一个输出思想的作者而言，最大的悲哀不是穷困潦倒，而是籍籍无名。我文章被转载，几乎都是读者粉丝截图告知的，说明我们的观点并不形单影只。

近期的文章有清北、南大、厦大等高校的教授，券商首席经济学家，教育、金融、媒体等各行业的意见领袖转载，很多学者像南大的肖唐镖教授、科技日报的总编刘亚东老师，都是我的学术偶像，感到惊喜，又有点担心，是不是还能写得再缜密、再较真一些。

对于一路支持和陪伴的读者，我唯有感谢，是你们让我不断督促自己学习和进步，不甘心做一棵随风逐流的野草，让我拥有抱负而不敢荒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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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跟大家交流了，实在是不吐不快，现在我们继续聊开头那件事。

轮到我讲，我只能谈谈怎么写好文章了。我的第一个观点就是，在很多事情上，不要刻意去迎合多数观点，功利角度上无法形成你的独特性，理想层面上，也会让人变得虚伪，更不用说对社会的危害。

然后我就举了一个例子：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读先贤的著作，本是好事，可是在对历史无知、以及对现状不满的情况下，年轻人很容易产生“资本罪恶论”这之，试图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市场的激进观点，既否定国内的市场经济、又极度排外。

可能是讲的比较直白，我明显感觉到了下面的躁动，有几位男生眉头紧锁、议论纷纷，看我跟他们差不多大，估计想驳两句。想到这，后面原定要讲的东西我都不讲了，就想临场发挥，谈清楚一个问题——为什么商业不是掠夺，而是文明？

我常讲，一个人的历史观很大程度决定了他的价值观，在中国，大多数人的历史观是近代史观，而且是殖民近代史观。在这种观点下，他的结论一定是把资本、商业、市场看成是掠夺手段。

之前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我说今天的国际社会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立刻就有人留言，发达国家是没有用暴力掠夺我们，而是使用了更隐蔽的方式，通过贸易和金融来剥削我们，这就是“重商主义”。

如果在近代，他说的可能有道理，但问题就是，商业文明也在与时俱进的发展，把商业看成一种掠夺的方式，只在重商主义阶段是成立的。而后续自由主义、民族经济、社会主义对其作了改良，商业才算脱离野蛮法则。

自15世纪西欧贵族开始放弃封建领地，进入城市成为资产阶级时，资本和暴力阶层就裹挟在了一起。加之新航路的开辟，一系列经商活动，从开始就伴随着统治阶层的权力扩张，重商主义也应运而生。

最开始重商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大取决于金银的多寡。西班牙就是这类代表，所以它的扩张目的较为纯粹，就是为了攫取美洲的金银，对土地、人口都不感兴趣。

但时间长了人们就发现，金银本质上只是货币，总有花光的一天，而且并不能提高生产力本身。真正持久的财富，要通过商人和制造者的活动来获得，所以英国很聪明，它不竭泽而渔、一抢而光，而是建立殖民地，输出秩序。

有了公共秩序，就能建立贸易系统，母国就能源源不断地以低价采购殖民地的原料，并倾销自己的商品，这比明抢划算得多。但这种贸易依然建立在暴力和强迫之上，只有极少数特定的人群可以享受到红利。

在重商主义阶段，那些最有利可图的生意都是垄断的，要么是王室直接经营，要么是赋予大资产阶级专营权。总之，商业利益集中于国家，而国家又用攫取的资源进行扩张和争霸，这就是重商主义者的核心理念——商业即战争。

所以，为什么马克思、饶勒斯这些人对“商业文化”如此深恶痛绝，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时代就是那个野蛮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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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马克思，亚当斯密、李嘉图、李斯特也看到了权力垄断经济的问题。官营和垄断首先是没有效率的，少数人的权力游戏，让占多数的中小工商业者无法自由开展贸易来致富。

斯密通过论证提出，两国间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好处，远大于贸易顺差。而高度的分工和竞争，会让整体效率提升，这就是自由主义的内核，针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在这种思潮之下，1832年英国进一步施行议会改革，以东印度公司垮台为标志，废弃了重商主义传统。

而李斯特则认为，先发工业国家在贸易上具有优势，如果殖民地的民族没法通过拥有主权和关税来保护国内工业，就会永远处于从属和落后的地位，世界的区域发展将严重失衡，不平等永久化。

这种思潮被称之为“民族经济”学派，成型于美国独立战争。认为一个地区，只有在拥有平等主权的前提下，才能在和先发工业国家进行贸易的同时，发展自己的经济和产业，而不沦为原料供应地和倾销市场。

世贸组织在建立之初就对发展中国家予以优惠条款，包括对市场开放要求的放宽，发达国家要基于优惠待遇等等。这都是基于“民族经济”学派的观点，人类应当缩小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而不是让差距扩大。

最后一种对重商主义的反对，是社会主义学派。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其实是重商阶段）就是帝国主义，糟糕的分配使国内缺乏消费市场，母国必须要通过不停的扩张来找到倾销市场，因而有了战争和扩张。

相比马克思对商业和市场的全盘否定，后续学派领袖更多的是给予社会改良，通过工会运动、工人选举的方式，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以解决垄断所带来的阶级固化和贫富差距问题。

在此思潮之下，主要发达国家都实现了工会合法化和福利社会。穷人通过转移支付拥有了消费力，生产过剩不再成为需要扩张才能解决的问题，商业文明才算脱离了野蛮掠夺。

因此你会发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经济三派虽然彼此之间有分歧，但有个大前提是不变的，他们都反对重商主义、反对权力对商业的垄断、反对为了追求商业利益不择手段。

在此之下人类才产生了以维护贸易双方利益的商业组织、以尊重主权为本的国际法和以关注弱者为目的的社会福利和保障，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商业给人们带来了文明，而不是掠夺。

所以用过去的史观，来批判今天的商业文明，没有任何意义，起码大部分国家有基于主权平等的贸易、基于交易自由的市场、基于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再分配。有必要再强调一遍，今天的商业文明，和殖民时代完全不是一回事，不要动不动就觉得别人在靠贸易来掠夺你。

真正的不公来自于糟糕的规则、不义的垄断和低微的权力，而不是商业本身。今天，一些西方国家用关税相要挟，确实让我们非常不爽，但这依然是谈判桌层面的问题，远远谈不上掠夺。只要主权、人权和自由市场这三个条件不破坏，人类就不会走回“重商主义”的囹圄。

关于作者

仝麟阁，95后前财经记者、投资公司董秘，发表文章累计超过100万字。百万级报道数篇、千万级报道作者，网易年度影响力创作者，人民大学经济系在职研究生，研究领域为政治、历史、经济和社会问题，曾为500强公司做舆情和社会分析，现居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