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8年历史的的学校，才是值得敬佩的中国教育的“火种”

在开始之前，我想给你看一张照片。

2017年11月1日，北京大学举办了一个不是北大的校友会。
坐在前排中间的是99岁的吴大昌，他一生致力于科学。

在他右边的是杨振宁，他是物理系的大三学生，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他的左边是“两弹一星”创始人王希季。

这一次，他们正在参加一个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80周年校庆的校友会。
仅存在8年多的国立西南联大，培养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人物、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172位中科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学科大师，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说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在现在的大学里已经找不到她的名字了。
就算有，一般人也只知道是和朱自清、闻一多等大佬一个学校。
很多人不知道她背后的真实故事。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她背后的热点故事。
故事不长，有笑有泪。我会慢慢说，认真听。
1937年8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局向北大、清华、南开校长发出紧急公函。
三封官方信件传达了同样的指令:行动！
一个多月前，七七事变爆发。
日本全面侵华，在北方战争面前，硝烟弥漫。
日本除了对中国进行疯狂的军事侵略，还试图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中国，北方的教育机构频频遭到日军迫害。

|七七事变
比如南开大学，1937年7月30日，十几辆装满煤油的卡车和一百多名骑兵冲进南开大学。光天化日之下，图书馆、秀山会馆、教授宿舍被放火，多达十几处。
一时间，南开大学火了一把，大家都是望洋兴叹。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受外国列强压迫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但是现在，连中国的教育，保存中国民族文化的根，都要被日本连根拔起。
乍看之下，硝烟弥漫的华北大地，容不得一张安静的书桌。
中国，还有希望吗？

为了保住中国教育的希望，公函要求南开、北大、清华三所大学南迁长沙，联合创办长沙临时大学。
然而，仅仅三个多月后，1937年12月31日，南京沦陷。
在这片有着六朝古都的土地上，日军烧杀抢掠，奸淫妇女，30多万件一模一样的长袍被日军蹂躏。
500公里外的武汉紧张，长沙岌岌可危。
长沙临时大学，才办了一个学期，又要搬迁了。
这一次，我决定南下云南昆明。

按照计划，全校师生分三路进入云南。
一路海路，女学生和体弱男学生从长沙出发，经粤汉路转香港、海防到广州，再经滇越铁路进入云南；
沿途有学生沿湘桂公路到桂林，经柳州、南宁、越南进入云南。
另一种方式是走进云南，闻一多、黄裕生等老师和244名男同学一起，历时68天，徒步1600多公里，才到达云南，被称为学生版长征。
1938年4月，教育部下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这次南迁，给了这个在灾难中诞生的学校一个难得的喘息机会。
她保留了中国教育的火种。
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已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
各行各业的人都被杀了，投降了，逃到国外去了，什么样的都有。
国立西南联大是在山河破碎，国不成国的时候创办的“难民”大学。
她反对一切妥协和投降的行为。
1938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开学第一天。
学生们举行了五四运动十九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
“我们在流亡，我们在撤退，但我们保持高度警惕。我们这次流亡，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偷幸福...我们应当深入全国各地，担负起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各方面所需要的工作。”
参加者除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师生外，还包括当地中学的学生，呼吁消灭汉奸，抵抗暴力敌人。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刚来的时候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懵了。
因为墓地里只有空地，没有瓦房。
除了人什么都没有，尤其缺资金。
梁思成和林开始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但他们提出的设计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拒绝。
从高层建筑到低层建筑，从低层建筑到最简单的平房，砖墙也被改成了土墙。
他们并不是拿不出符合一流大学要求的设计。真的是因为资金不足，条件有限，他们只能这样设计。
最后完成了铁教室和茅草宿舍。
住所已经定了，国立西南联大即将步入正轨。
这所可以由南开、清华、北大组成的大学，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住宿和设备的问题。

南开、北大、清华都是顶尖大学，校长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现在，三只老虎同时出现了。如何管理这所大学成了一个难题。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年龄最大，61岁，梅贻琦仍是他的学生。

|张伯苓
北大校长蒋梦麟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履历最强。

|蒋梦麟
清华的校长梅贻琦是最年轻的，只有48岁，而清华是三所学校中最晚的。

|梅贻琦
不管资历如何，左顾右盼，也轮不到梅贻琦。
但最年轻、资历最浅的梅贻琦成为了西南联大的负责人。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创办之初，张伯苓对蒋梦麟说:“你戴的是我的表。”在天津，俗话是“你是我的代表”。
蒋梦麟对梅贻琦说，“越汉先生(梅贻琦)应该更多地负责联合国大会的事务”，他还经常说“我在联合国大会上不关心也不管理”。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没有校长，而是常委制。
蒋梦麟从一开始就推荐梅贻琦担任常委会主任，并支持他管理学校事务。
张伯苓的退却，蒋梦麟的退让，梅贻琦的努力，成就了一个故事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因为战乱，昆明物价飞涨，教授领的工资根本支撑不了家里的开销。
蒋梦麟把带的衣服和书都当了。
梅贻琦的工资只能维持半个月。一家人经常做米饭和辣椒，偶尔吃菠菜豆腐汤，全家人都很开心。
为了补贴家用，我不得不做糯米糕，还有自己织的衣服等等。，并把它们拿到货摊上，以解燃眉之急。
很多教授的老婆一起上街摆摊。
物理系教授吴大猷每天下课后都要去菜市场捡一些腐烂的菜叶，带回去和米饭一起煲汤。

|吴大猷
教授的物质条件虽然不好，但是经常缺钱。
然而，他们的精神却极其充实，在任何地方都光芒四射。
闻一多讲“古代神话传说”的时候，把自己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里面做了很多繁琐的考证，很吸引人。
他在课堂上穿长袍。他上课抽烟，不仅自己抽，学生也抽。
被傅斯年誉为“近三百年来唯一的一个人”的陈寅恪在第一天上课时说
“前辈说什么，我不说；邻居说了什么我不说；外国人说过的话我不说；我自己过去也说过，但我不会说。现在只谈以前没有人说过的话。”

|陈寅恪
陈寅恪闭着眼睛讲课，引用文献的出处，具体能讲到哪本书的哪一页，都是课后学生查的，极其准确，令人惊叹。

事实上，他闭着眼睛讲课是有原因的。因为学校南移，转到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导致右眼失明。
钱穆先生谈及历史时，非常动情，常常慷慨激昂。此时，国民政府节节败退，山河茫茫。每次他来到这里，听者都会为之动容。
钱穆先生告诉学生，只要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不消亡，中国就不会消亡。

|钱穆
老师是非凡的老师，学生是非凡的学生。
目前学生食堂有“三菜一汤”的标准。到时候，西南联大的学生们会拿出标准:“八宝饭”，就是学生们拿石头、沙子、老鼠屎等东西做的饭开玩笑。
对于这些八宝饭，学生们还摸索出了一套科学的方法:在碗里放几勺汤，用筷子用力搅拌，饭里的沙石就能沉到碗底，从而提高了饭的纯度。
建校之初，没有床，学生就在地上铺一些干稻草，打地铺。
当双木床做好后，学生们可以睡在床上。
宿舍里是土墙，草屋顶，两头有门，墙两边是十张双层木床，两个人一张床，40个人一间宿舍。
下雨的时候容易漏水，联大学生回忆“床漏无干处”。
至于教室，结构大致相同，只是茅草屋顶换成了铁盖。

学生们正在西南联大的一个小图书馆里看书。
下雨的时候，除了漏水，屋顶还会叮当作响。
有一次，老师在讲《经济学导论》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砰砰”的声音淹没了陈老师的演讲。他只好苦笑着在黑板上写下了“下课享受雨”四个大字。
所以在联合国大会上，教室要打伞，图书馆看书要打伞，甚至在宿舍睡觉也要打伞。
后来我提起这个故事，西南联大的同学们并不觉得苦。他们眼中有光。
著名作家、学者林语堂对国立西南联大的评价令人震惊:“物质上不可能”，“精神上很神奇”。

如果条件落后，是国立西南联大无法改变的无奈现实。
那么来自日军的轰炸就是与死亡抗衡的生命威胁。
仅1940年10月13日一天，就有30多架日军飞机轰炸昆明。

仅西南联大一个学校就被炸了近30块。
为了应对日军空袭，学校制定了不同的课程。早上六七点开始上课，10点结束。大家离开学校，躲在山沟里的防空洞里，下午复课到晚上。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称此为“跑步警报”。
后来报警跑多了，也不像第一次那么忙乱了，全无动于衷。
外语系学生赵瑞郎形象地描述道:“三点，下午三点。人家怕了，走吧，一起走吧，别太紧张，带上扑克，象棋，一本言情小说...(天啊，我好害怕！日本鬼子又炸了！孩子们，别害怕，爸爸还在地里干活呢...) "

|年轻的赵瑞郎先生和杨毅先生
日本想用轰炸来摧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但跑警报却激发了全体师生的斗志，自相残杀。
他们的生命有被日军飞机炸死的危险，但越是危险，他们越是乐观顽强。
甚至有人拿这个开玩笑，说:以前听说日本人5颗炸弹就能把昆明夷为平地，现在日本人投了5000多颗炸弹，昆明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

|躲避空袭的师生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多年的抗战终于迎来胜利。
1946年7月31日，11月存在8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解散，三校分别迁回原地址。
在战火纷飞、物资匮乏、粮食匮乏的背景下，国立西南联大留下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有陈寅恪的《唐政史论》、钱穆的《国史大纲》、朱自清的《新诗杂谈》、闻一多的《楚辞补正》、金的《知行论》、《论道》...
在应用科学研究方面，有庄的《军械》、施嘉阳的《堡垒工程》、的《军用桥》、赵九章的《大气涡旋运动》...
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有华的堆积质数理论，的中国北方寒武纪化石，的多原子分子结构和振动光谱...
这些著作后来成为新中国各学科的奠基之作。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完成了历史赋予她的使命。

这是故事的结尾。结束了吗？
不要！
西南联大解散后，以华、为代表的西南联大师生纷纷赴美留学。
建国后，这些经历过战争的师生，很多都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华庚经香港回到北京。在回家的路上，他给所有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鼓励一批批学生回国。
正如西南联大的校歌所说，“中国要繁荣，需要杰出的人”。
这个近代受辱的民族，需要像西南联大学生这样的人才。
他们听从了祖国的召唤，这些人回来了。
他们这一代人太牛，饿着肚子做学术，冒着日本人轰炸的危险做研究。
他们这一代太硬，什么都能吃，什么都敢学，什么都敢赌。

西南联大建校以来，在校学生8000余人，其中参军的学生约1100人，高达14%。
洪妙，1943年入学的外语系学生，抗战胜利前的1945年7月31日，在美军士兵全部逃跑的情况下，参加了光复广西丹竹机场的战斗。
作为翻译，他本该可以去的，却毅然勇敢地向日军山头制高点发起进攻，不幸被敌人击中，壮烈牺牲。他只有19岁。
洪妙是个诗人，他的遗作诗里有一句“灌血”———
没有足够的食物，拿走我们的血；
没有温暖的安慰，取我们的血；
血液是我们仅存的。
国难当头，这个青春洋溢的青年学生，没有选择安静的学校，而是选择了在战场上拼搏。
他的学历，始终停留在“大学学历”。
在《我们年轻时的一天》纪录片中，许渊冲先生的话深深打动了我。
他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我终于体会到了那句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就是这群可爱可敬的“90后”，在日军的铁蹄下，在猛烈的炮火下，留下了耀眼的光芒。
他们自觉，自强，自立。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学习，让人流泪。现在享受着太平盛世但内心浮躁的人，可以祭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