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国人的祖先是法兰克人，还是高卢人？

　　“联合的高卢人，形成统一的国家，在同样的精神激励下，可以对抗宇宙”。

　　这是1865年拿破仑三世在高卢酋长维钦托利（Vercingétorix）的纪念雕像下留下的铭文。雕像高7米，坐落在法国东部勃艮第地区的阿利斯-圣雷纳，这里被后世认作古高卢城市阿莱西亚的原址。

　　维钦托利纪念雕像

　　拿破仑三世是那个著名的拿破仑的侄儿，他于1848年被选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后发动政变，并于1852年称帝。不过，他得到的是一个离心离德的法兰西第二帝国。虽然在法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获胜，还协助意大利半岛的撒丁王国击败了奥地利，国家实力一度如日中天。但在国内，各种反对派结成联盟，寻找一切机会贬损他的形象，破坏他的地位；在国外，如果不算那个刚独立的美利坚的话，老欧洲的强邻就已经让他战战兢兢：虎视眈眈的英国、冉冉升起的普鲁士，以及正在统一进程中的意大利半岛……

　　拿破仑三世一向以叔叔为榜样，心心念念着称霸欧洲，如何统合国内的力量就成了摆在他桌上的难题。在此，他遇上了维钦托利这位公元前50年代的勇士和领袖。

　　维钦托利骑马铜像

　　在历史和传说中，维钦托利是个失败者，他率领的高卢联军在阿莱西亚战役中被尤里乌斯·凯撒的军团击败。作为人质和战俘，他被押送到罗马关押，并于数年后凯撒的凯旋式上被处决。不过，在凯撒的《高卢战记》中对这位首领赞誉有加，并记载了他获得了高卢各部族的拥戴，“在一致同意下，领导大权授给了他”。

　　凯撒原本意在通过介绍维钦托利的强大和机敏来向罗马的元老院和人民彰显自己的战功，击败强大的对手方能显示自己的能力，进而为他在罗马大展拳脚的行动增色加分。没想到，这笔记载会在遥远的未来被再次启用，成为后世可资利用的历史资源。

　　本来，维钦托利注定要被遗忘。

　　罗马帝国在西欧的统治结束后，法兰西的王权几度易手，在中世纪盛期至晚期，王室出于政治需要，发展出一整套完整的统治叙事。在这套叙事里，高卢人是罗马人的奴隶，而法兰克人则是自由的，他们击败了罗马人，建立了新国家，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而统治法兰西王国的国王和贵族，都是法兰克人的后代，被统治的阶层则是高卢人的后裔，因此，高卢人注定受法兰克人奴役，生生世世。

　　不过，也正是顺着这套叙事，法国大革命和之后的社会思想转变为维钦托利的复活提供了条件。既然国王和贵族都是法兰克人，那么作为高卢人的第三等级和老百姓们也就找到了造反的历史依据。在革命者看来，高卢人反抗外来的罗马军队，就像法国人民反抗王室一样。这样一来，民族和革命的两条叙事主线，交会在维钦托利这位历史人物身上，将革命者团结了起来。

　　而拿破仑掌权后，也注意到高卢历史资产的潜力。1805年他成立凯尔特学会，招揽学者研究凯尔特人的文物和语言。高卢人，当时被认为是凯尔特人中最重要最强大的一支，当然，学会的学者们“闻弦歌知雅意”，一口咬定“几乎所有的欧洲人民都是凯尔特人的后裔”。这样一来，拿破仑的扩张地盘也就有了历史理据——收回所有的古代领土。

　　拿破仑兵败，普鲁士人占领了巴黎。

　　如被罗马人占领的历史重演了一般，“外来者——原住民”的意识进一步强化了现代法国人与古代高卢人的情感联系。所以，拿破仑三世接过前人传过来的“维钦托利和高卢人”古董，小心擦拭后高高供起，这一系列举动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借由树立一位古代高卢领袖的形象，团结治下的子民，同时向世界展示一个强大的爱国的民族战线，拿破仑三世此举在当时并不罕见。事实上，19世纪末，正是欧洲民族国家纷纷兴起的时代。比如，与法兰西相邻的德国，也在这个时期借由罗马史家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建构德国人与古代日耳曼人之间的跨时空联系。

　　《日耳曼尼亚志》

　　诚如一位学者所言：“当一个国家试图巩固萎靡不振的形象时，它在过去的历史中寻找灵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等欧洲诸国都借由“运用”历史达成了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不过，依然有一批像帕特里克·格里这样的严肃历史学家看到了对历史资源的“滥用”导致的非常严重的后果。

　　《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起源》

　　在《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起源》一书中，格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中世纪早期的“族群”与当代“族群”之间的一致性是一个神话……我们曾是一个民族的说法，实际上是在表达要“变成”一个民族的诉求，这种说法不是以历史为基础提出的诉求，相反，它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尝试。

　　而这种尝试，曾让欧洲吞咽过巨大的苦果。法国人宣称自己是高卢人的后裔，德国人宣称自己是日耳曼人的，而这两个族群（据说）都曾经广布西欧，那么对邻国的领土诉求就成了各自民族支持开战的理由，“侵略”被视作“回家”。想必大家不会忘了德意志第三帝国发动的世界大战和种族灭绝，正是打着“纯血雅利安人”的幌子。

　　时至今日，它依然在欧洲酿造着毒药。匈牙利人和斯洛文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和德国人……他们的冲突中都能找到这种滥用历史的冲动和源头。

　　为了正本清源，帕特里克·格里在书中详细介绍了欧洲古典（罗马帝国）晚期和中世纪早期欧洲族群的演化，明确指出那些被成为祖先的欧洲民族并非依靠单一血缘联系组成的，而是不同族群组成的政治军事联盟。根据格里的阐述，让读者认识到欧洲民族国家的历史不是线性的，它有时表现为多民族融合，有时表现为民族间冲突，但绝非一个民族凌驾、消灭其他民族的历史。进而，他呈现了19世纪至20世纪民族主义史学形成的过程，以及造成的灾难，提请公众在面对仇外的民族主义史学时，应该打破“迷思”，保持冷静。

　　今年4月，法国将举行5年一度的总统选举。2017年参选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现名“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将继续参选。由于多年来法国在经济发展、外来移民和文化融合等方面的问题难以解决，2017年时，勒庞提出“法国人优先”的口号。为了达到政治目标，国民阵线同样没有放过历史资源。他们将法兰克军事领袖克洛维在496年皈依基督教拉丁教会视为法兰西民族诞生的标志，以此反对全球化和伊斯兰移民政策，维护“法兰西的价值观”。勒庞本人更是在《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一周年的时候公开声称：“我不是查理，我是查理·马特！”查理·马特正是欧洲8世纪著名的法兰克人军事领袖，他在普瓦提埃击败了穆斯林军队，被后世流行文化夸大为“欧洲的拯救者”。

　　借由格里的《民族的神话》，我们自然也就可以很快理解，这套舍“高卢”而选“法兰克”的操作，无非又是一次历史的滥用。而它的效力如何，大可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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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说明

　　作者 / 赵凯

　　排版 / 乐多

　　封面 / 乐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