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载信息】克莱西·拉潘塔，卢卡·博图里，彼得·古德伊尔，卢尔德·古尔迪亚. 2022. 正确处理技术、教学法和新常态三者关系：后新冠疫情时代高等教育的挑战[J]. 肖俊洪， 译. 中国远程教育（3）：26-41.（本文为译者为这篇文章所作的导读）
对教育数字化的呼唤由来已久，早在新冠疫情之前这种呼声已经不绝于耳。因新冠肺炎大流行而生的“应急远距离教学”更是成为教育数字化的“催化剂”。在很多人看来，后疫情时代教育必然进入一个新常态，而这个常态最主要的象征就是数字化。我曾著文对这种偏激的新常态观进行全面批判。①②教育（“旧”）常态是什么？这个常态一无是处吗？如果不是，那么它的优劣体现在哪些方面？比如，仅是因为不能面授教学所以需要新常态吗？倘若如此，是不是意味着一旦疫情结束，新常态也就“寿终正寝”了？换言之，时下人们津津乐道的教育新常态是因为客观环境变化驱动的，还是我们因“旧常态”的弊端而主动谋之，抑或是两种因素兼而有之——借新冠疫情“颠覆”教育常态之机探索旨在解决“旧常态”固有缺陷的新常态？从目前教育领域“主流”话语氛围看，居多强调客观环境变化（包括认为数字化社会是未来社会新常态）因而教育需要数字化，数字化即是教育新常态。也有学者基于“旧常态”弊端阐述新常态愿景，他们不否认数字技术对教育的促进作用，但不认同数字化是解决所有教育问题的灵丹妙药。本刊“国际论坛”的一些文章持这种观点。③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现在正是借（新冠疫情）机探索教育新常态的好机会——这正是本文的初衷：“普通高校教师已经经历了突发、不得不为之的在线教与学，这种经验如何能有助于弥合今后在线与面授教学的距离？”
虽说传统上远程在线教育不是普通高校的在行领域，但是，尤其是随着慕课运动的风起云涌，很多普通高校强势控制话语权，甚至霸道地否定远程在线教育界过去几十年的丰硕研究成果和丰富实践经验，试图重构“理论”、重定“规则”。④这种“无知”或“傲慢”的结果之一是一场疫情使很多普通高校措手不及，至多是仓促上阵，虽然它们的数字化程度普遍远远高于传统远程教学机构。毋庸讳言，普通高校能够从这场疫情中学到什么——这是一个很具现实意义的课题。
本文首先简要分析疫情期间开展的“应急远距离教学”与传统远程教育机构的在线教学的不同，以帮助读者更清楚地看到前者的不足。在接着的文献回顾中，文章主要分析过去一年围绕“教师对从面授转向在线教学应急之举的反应以及这种转变是否对他们的隐性和显性教学模式和策略产生积极影响”的研究成果和学生方面对“应急远距离教学”的态度。“本研究概况”一节则阐述本研究的理据。的确，不可否认长期以来普通高校有一些远程在线教育“独行侠”，但是“他们的努力很少足以带来大规模可持续变化”，因此当下正是研究如何“扩散创新”的好时机。本文有五位作者：葡萄牙新里斯本大学（Universidade Nova de Lisboa）高级研究员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Universitat Oberta de Catalunya）的辅导教师克莱西·拉潘塔（Chrysi Rapanta）博士，瑞士意大利语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Scuola universitaria professionale della Svizzera italiana， SUPSI）教授卢卡·博图里（Luca Botturi）博士，远程教育老将、我二十年前就开始拜读其论著、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教授彼得·古德伊尔（Peter Goodyear），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副教授卢尔德·古尔迪亚（Lourdes Guàrdia）博士，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副教授玛格丽特·库尔（Marguerite Koole）博士。除了第一作者外，其他四位也是本研究访谈的专家对象，他们都是远程在线教育的实践者和研究者，而且居多还是普通高校教师，因此对很多问题有比较深入、客观和全面的认识。
专家访谈以电子邮件形式进行，随后专家们还进行讨论、修改和评论，围绕五个方面畅谈他们的见解：后新冠疫情时代数字技术和远程学习在普通高校的角色、经历了“应急远距离教学”之后普通高校教师对自己和自己角色的评价（身份变化）、后新冠疫情时代的学习考核、如何促进学生自我调节学习和远程在线学习能给普通高校教师哪些方面的启示。这五个访谈主题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基于此前（尤其是过去一年）的研究发现以及全球高等教育现实而提出的，比较有针对性和代表性。专家们的观点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归纳：灵活性、赋权、专业化和战略决策（宏观、中观和微观）。文章最后一节的标题是《实现高等教育数字化还是高等教育技术应用“教学法理论化”？》“即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者、设计者和教师应该强调创新学习的‘硬’技能还是‘软’技能？换言之，后新冠疫情时代的挑战是如何使高等教育机构更加数字化还是应该如何根据教学法理论准备和指导高等教育课程？”显而易见，作者们支持用教学法理论指导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
2021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此前“互联网+教育”这个中国特色概念已经是近年国内学界一个热门研究主题，我希望本文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认识“教育新型基础设施”与教育质量的关系或者说互联网与教育的关系。
衷心感谢五位国际同仁对本刊的支持和信任！
注释：
① Xiao, J. (2021). From equality to equity to justice: Should online education be the new normal in education? In A. Bozkurt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emerging pedagogies for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Trauma-informed, care, and pandemic pedagogy (pp. 1-15). Hershey, PA: IGI Global.
② Xiao, J. (2021). Decoding new normal in education for the post-COVID-19 world: Beyond the digital solution. Asian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16(1), 141-155.
③ 比如：马尔科·特拉斯,朱哈·索兰塔,汉娜·特拉斯,马克·科彻. 2021. 后新冠疫情时代教育和教育技术“解决方案主义”：一个卖方市场[J].中国远程教育(9): 16-28, 76-77.
④ 乔恩·巴格利. 2017. 在线教育症结何在?[J].中国远程教育(4): 5-14, 79.
作者简介
肖俊洪，汕头开放大学教授，Distance Education （《远程教育》）（Taylor & Francis）期刊副主编，SpringerBriefs in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远程开放教育SpringerBriefs系列丛书》）联执主编。
https://orcid.org/0000-0002-5316-2957
责任编辑：韩世梅
2022年第3期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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