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军事行动”：以“合法理由”发动“侵略战争”？

这两天，围绕俄罗斯所发动的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各种讨论“热火朝天”：安理会层面就不用说了，尽管没有通过相应决议（情理之中，很正常），国家层面的反应可谓是“空前”的，如果不是“绝后”的话（“绝后”需要时间验证，所以没法说），民众层面的热烈也到了一个新高度，而且几乎空前一致：认为俄罗斯的行为构成了赤裸裸的对乌克兰的侵略，侵犯了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构成了对《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明显违反，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

尽管如此，在一片喧嚣声中，我们依然需要冷静地思考如下几个问题：俄罗斯是以何种理由来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其相关理由，能否在法律上成立（包括可能成立）？历史上的是否有类似先例？对于类似先例，我们该如何认知？所涉问题的真正法律本质为何？对于相关法律问题，我们判断的基准在哪里？

限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广泛性，这里仅谈如下几个问题：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法律依据问题，与这些依据紧密相关的自卫权问题，以及先发制人战略的条件问题。这些问题彼此有交叉性，有必要将其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讨论和认知。

第一个问题：“特别军事行动”的法律依据问题。

关于“特别军事行动”的法律依据，普京在其2月21日的全国电视讲话中已经明确地阐述了。具体而言，主要法律依据有两个：自卫权（乌克兰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俄罗斯构成了威胁），先发制人予以打击（“特别军事行动”，“去军事化”）。这两个理由是彼此高度关联的。普京在阐述这两个理由的时候，展开还是比较充分的，论证在表面上也具有相应的说服力。而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所开展的任何行动，即使在他国看来再“非法”，自身也有必要在表面上完成“合法性”论证。至于此种论证是否能被外界所接受，此种论证是否是强词夺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就不予讨论。

第二个问题：从《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来看，自卫权的行使条件和范围是否足够清楚？

“特别军事行动”所涉及到的两个法律理由都与宪章第51条所规定的自卫权有关。为便于继续讨论，这里先将第51条规定的中文和英文放出来：

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会员国因行使此项自卫权而采取之办法，应立向安全理事会报告，此项办法于任何方面不得影响该会按照本宪章随时采取其所认为必要行动之权责，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Nothing in the present Charter shall impair the inherent right of individual or collective self-defence if an armed attack occurs against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til the Security Council has taken measures necessary to maintain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Measures taken by Members in thee xercise of this right of self-defence shall be immediately reported to 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shall not in any way affect the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under the present Charter to take at any time such action as it deems necessary in order to maintain or restore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理解此规定，首先需要明白，自卫权是国家“固有”的权利。“固有”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这是“与生俱来”的，基本上不应受到“减损”的权利。自卫权的此种性质对于我们理解国家的行为逻辑及其实践非常重要。

表面看上去，第51条的规定是非常清楚的，理应非常容易解释，将其适用于实践，对于国家相关行为的合法与否的判断理应非常容易。

可惜并非如此。

从第51条的实际适用实践来看，特别是根据《联合国惯例汇编》中有关第51条适用的汇编资料来看，第51条在适用中所涉及到的问题主要有：自卫权的范围问题，第51条的解释与适用问题，第51条与第2（4）条（领土完整原则）之间的关系问题，先发制人作为自卫手段的条件与限制等问题。无论是从联合国大会的视角来看，还是从安理会的视角来看，实践中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议“自始至终”都存在，且很少有直接的结论性结果：从安理会角度来看，是否在最终作出的决议中有直接定性，这是“结论性结果”的主要含义之一。安理会在其通过的少数决议中会涉及到自卫权行使所涉及到的某些问题。例如，在1979年通过的第450号决议中，针对黎巴嫩的指控，尽管以色列辩称自己是在行使自卫权，安理会在其决议中“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其侵害黎巴嫩领土完整、统一、主权和政治独立的行为，尤其是停止侵入黎巴嫩，并停止对不负责任的武裝团体继维提供援助”。尽管如此，少见安理会在其决议中直接涉及到自卫权问题及第51条的解释或适用的问题。

实践中与自卫权行使有关的案例更多地是集中在先发制人与自卫的关系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既需要注意到俄罗斯的前身即前苏联的相关实践，也需要看以色列、美国、英国等的相关实践。

换言之，从“先例”角度来看，俄罗斯的此次行为既非“前无古人”，也不可能构成“后无来者”。

先看以色列等国的实践。

从《联合国惯例汇编》中的资料角度来看，以色列是较多涉及到使用先发制人手段进行“自卫”的国家之一。无论是对伊朗境内核设施的打击也好，还是对在黎巴嫩境内的巴解组织进行定点打击和袭击也好，类似问题和情势被提交到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进行讨论的时候，以色列都是从“自卫权”行使的角度来为自身行为进行辩护的。尽管安理会针对某些情势作出了决议，但决议对“自卫权”问题避而不谈。

再看美国的实践。

从实践角度看，先发制人的实践并非罕见，历史也不算短。尽管如此，其能在今日成为一个几乎是“妇孺皆知”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算是“拜美国所赐”。正因为美国在打击恐怖主义事项上奉行坚定而彻底的“先发制人”，且此种实践所遭受到的抵制与批评越来越少，正被国际社会所认同，作为一个概念，其才被“普遍化”和“平民化”。

最后回头看前苏联的实践。

前苏联于1979年“进入”阿富汗，当时最主要的理由同样是：自卫和应邀请！而当时被提交安理会进行讨论的时候，聚焦的核心问题正是：苏联应阿富汗的邀请派遣军队进驻，是否能被视为是根据宪章第51条行使自卫权。如果将围绕阿富汗情势的辩护、讨论与今日乌克兰情势进行对照，能让人在恍惚之间产生历史“重复”的感觉。略有差异的是，当时阿富汗是反对将此问题提交安理会进行讨论的。

同今日之情势类似，在阿富汗情势审查中，一份载有谴责内容的决议草案，认为相关行动构成了对一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侵犯的决议草案，因为某一常任理事国的反对而未能获得通过。

因此，在前述“先例”的框架体系下，我们所需要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就是：作为固有权利的自卫权，其行使范围为何？“武力攻击”这个要件该如何解释，尤其是考虑到“先发制人”手段的存在及众多的类似先例？为什么同样是先发制人，在不同时期，由不同国家采取，国际社会的反应差异甚大？对于这些不同反应，我们该如何抽象出最基本的法律限制或条件、要求？

国家间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争端当然是整个人类的不幸。然而，在正面此种不幸的同时，我们也要思考与之相伴随的系列根本性法律问题：从《联合国宪章》角度来看，战争作为一种手段，并没有被根本宣布为非法。宪章最多只是呼吁或要求国家在使用武力上进行克制，“不使用武力原则”不等于“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与此同时，宪章在一定程度上也认可国家为了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使用武力的可能，以及会员国在授权给安理会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职责的同时，也保留了部分“剩余权力”（会员国是把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primary responsibility”授权给了安理会）；而就自卫权而言，作为固有权利，其确实有一些独特性，而此种独特性所引发的问题就是：在自身安全的判断上，国家是主要（还是唯一？）主体。作为主要判断主体，身在其中和置身事外是不一样的。毕竟，古语有云，鞋子是否合脚，只有脚底知道。也正因如此，通过《惯例汇编》，我们才看到国家实践的高度分歧与不统一。而此种分歧，短期内尚无弥合的可能。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规则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遵守。遵守规则只是规则含义的一部分。国家是国际法规则的作者。就此意义而言，国家有权解释、适用规则。解释和适用既有语言意义上的，也有行为意义上的。就自卫权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先发制人而言，我们既要看到俄罗斯的实践，也要看到以色列和美国的相关实践，对这些实践进行综合的统一性分析。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如果缺乏对所有相关资料的把握，任何时候的分析都不免是“一面之词”。仅从文字表面对规则进行解读是没有意义的，就此而得出的合法性或非法性不免“似是而非”。而这，恐怕是我们分析和评论的起点性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