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运昌回忆抗战胜利后进军东北

2022-02-07 16:14·白马茶馆先机挺进东北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根据《雅尔塔协定》和《波兹坦公告》，在击败德国法西斯侵略者3个月后对日宣战，并随即向我东北出动150万大军，对日本最精锐的主力关东军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明确指出：“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并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传遍冀热辽地区。给全人类带来空前浩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中华民族取得了近百年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举国上下沉浸在狂喜欢庆之中。我们坚持在冀热辽抗日最前线的人，对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更是惊喜万分!回顾艰苦卓绝、腥风血雨的八年抗战，追忆为抗战而英勇牺牲、浴血奋战的战友，他们此时终于可以含笑九泉了。此时，我也想起了我的老母和妻子、孩子们，我们虽然近在咫尺却十年未能见面，但我相信，她们此时必定和我一样，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我极度地盼望着早日和她们见面。然而，胜利的喜悦却不能长久。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政治形势开始急转直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由民族矛盾转化为阶级矛盾。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的焦点，是受降权的问题。蒋介石为了篡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于8月11日连续发布三道命令：一是要国民党军队积极受降，莫稍松懈；二是命令日伪军就地维持治安，不得向共产党部队投降；三是命令解放区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很明显，蒋介石就是要利用其“合法地位”，剥夺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的一切受降权力。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明确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其猛烈的。”“党的任务是：在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迅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财，并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不应稍有犹豫。”与此同时，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同志，连续发布了七道命令，命令各解放区武装部队立即行动，向敌伪发出通牒，令其向我军投降。其中，延安总部命令中的第二道命令电文如下：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伪军投降，我命令：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诗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四、现住河北、热河、辽宁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总司令 朱 德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八时在收到延安总部命令的前一天，我们已收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的命令：“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率领该军区部队主力向辽宁前进，相机发动进攻，尽可能占领最广大地区，准备与苏联红军会师。”接到这两个命令后，我们都非常激动。我冀热辽区的党政军组织自创建以来，就肩负着挺进东北、收复失地的重大使命，冀热辽根据地是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中唯一一块楔入伪满洲国的抗日根据地，晋察冀东北工作委员会就设在这里，对进军东北早有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因此，我们接到延安总部和晋察冀军区的命令后，就立即在丰润县的大旺庄，召开了区党委紧急会议。我和冀热辽区党委及军区主要领导人詹才芳、张明远、李中权、彭寿生、朱其文、苏林燕、李子光、曾克林等出席了会议。会上，我传达了延安总部和晋察冀军区的两封电报命令，大家听了兴奋异常，因为猖獗一时的日本侵略者终于垮台了，我们日夜盼望的时刻来到了。我深深感到，东北的战略地位极端重要，是国共两党必争之地，如果让国民党反动派控制了东北，必将对我华北、中原解放区形成南北夹击的形势；如果东北为我控制，则广大的东北解放区能与热河、察哈尔两省连成一片，背靠苏联、蒙古和朝鲜，依靠东北众多的人口、强大的工业基础和丰富的物产，可以377建设成我党我军的战略基地和战略后方，并以此为依托，与全国的各解放区相配合，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将使我党我军在解放全中国的斗争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因此，我党我军与国民党反动派争夺东北是战略较量，谁夺取了东北，谁就获得了战略主动权。因此，必须与国民党反动派争时间、抢速度，先机挺进东北。特别是，我冀热辽根据地离东北最近，有很大的地理优势。而国民党军队则龟缩在西南、西北等地，与东北相距遥远。但是，国民党部队装备精良，机动能力强，再加上美帝国主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帮助，他们进军速度不可低估。对此，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在这次重要会议上，我提出了三点建议：一、坚决执行中央关于进军东北的命令，在全区现有部队和干部中，抽调2／3的力量，迅速挺进东北和热河；二、成立“中共冀热辽区东进工作委员会”和“冀热辽军区前方指挥部”，负责统一领导和指挥挺进东北的各项工作；三、出关部队的任务主要有4条：1．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消灭东北、热河日伪军武装力量及日伪汉奸势力；2．接管伪政权，建立人民政权；3．收缴敌伪武器、资财，扩大部队；4．为后续部队、干部进入东北开辟通道。这次紧急会议共进行了两天，到13日下午结束。经过热烈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我提出的几点意见，决定成立东进工作委员会和东进指挥部，由我担任书记和总指挥，朱其文、焦若愚、李荒、王亢为委员。同时对冀热辽区的工作也作了安排，决定由张明远任区党委代理书记，负责全面工作，詹才芳为副司令员、李中权主任负责军事工作。会议还决定抽调在热河、辽宁边境的第十四、十五、十六军分区和军直部队共8个团、1个营、3个支队和4名地委书记、2500名地方干部，共计15000余人，分三路挺进东北、热河，创建新的东北根据地和热河根据地。冀热辽部队挥师东进丰润大旺庄会议之后，部署已定，兵贵神速，我立即指挥冀热辽军区三路部队，分两个梯队，向东北、热河奋勇挺进。最早传来捷报的是中路军，这路部队由我冀热辽军区第十五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和地委副书记宋诚率领，有第十一团和五十一团，约有3000多人，1945年8月17日，从喜峰口出长城，向热河中部挺进。他们在宽城附近奋勇出击，解除了一部分伪满军的武装，主力部队于8月26日，进入平泉县境，与出兵东北的苏联红军会师。此后，他们又兵分两路，一路向宁城、赤峰；一路向凌源、朝阳，先后接管了赤峰、朝阳、凌源等8座城市，俘敌5000多人。青龙县的伪满讨伐队大队长张金俦，在我军强大攻势下，率2000多人宣布起义，开到冀东迁安接受我军改编。紧接着，又传来西路军的捷报。由我第十四地委书记李子光、军分区司令员舒行、副政委黄文率领的我第十三团、十六团和冀东支队，约2500多人，于8月19日，从将军关出长城，向热河挺进。8月31日，在兴隆促成伪满第五军管区西南地区防卫司令黄方刚4个团和伪警察讨伐大队，及兴隆县县长于佩珊率所部1万多人起义，接受了我军的改编，随即挺进承德。此时，坚持在围场、隆化地区的由我第十三团团长师军、政委王文，第十四地委组织部长李越之率领的我挺进第一支队400余人，收复了围场、龙华、丰宁(风山)3座县城。我东路军由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率领第十二团、十八团和朝鲜义勇队等部队，共约4000多人，于8月16日，打开向东挺进的通道，连续攻克樊各庄、海阳镇、榆关镇、台头营、石门寨等日伪军重要据点，于8月29日，从九门口越过长城，向东北境内挺进，在绥中的前所车站智取全部守备伪军400多人，缴获全部武器弹药。8月30日下午，在苏军的支持下，他们回师山海关，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于当日晚攻克军事重镇山海关，旋即乘缴获的火车向东北挺进。9月3日，进入锦州，5日抵达沈阳，成为我八路军最早进入沈阳的部队。我率第二梯队，沿北宁路向东北进发。焦若愚、李荒、王亢等十多名主要领导干部，与我同行。当我们行军在抚宁县深河乡宿营时，接到东路军曾克林、唐凯发来的电报，请求与苏军联合攻打山海关，我们认为此举甚好，我当即回电批准了这个战斗行动。山海关是沟通华北与东北联系的重要通道，地势险要，易守难攻。1933年1月3日被日军攻占后，日伪一直派有重兵把守，敌人把这里视为“生命线”。如果我们占领了山海关，就能打开去东北的一条重要通道。曾克林同志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军事指挥员。在冀热辽抗战中曾多次建立奇功。这次率部东进，他准确地分析了形势，开始时率领部队走山路、急行军，机智地绕过了山海关，前出到绥中县的前所车站。通过智取，没放一枪一弹，缴了400多名伪满军的枪械。我十六军分区的侦察参谋董占林(建国后一直在部队，后任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为此立了一大功。他们占领了前所车站，等于拦腰斩断了北宁路。这时，正好有苏军的一支小分队从凌源来到前所，我军即与他们取得联系。当苏军知道我们是坚持在冀热辽地区抗日的毛泽东、朱德的队伍时，他们表示非常友好，双方指战员热情拥抱，高呼“乌拉——万岁!乌拉——万岁”，欢庆两军胜利会师。中380苏军队会师后，曾克林按东进指挥部的命令，与苏军共同商定了攻克山海关的计划。他们首先派人给山海关的日军送去限期缴械投降的通牒，这份“受降通牒”，是由我第十六军分区宣传科长汤从烈负责起草的，词句铿锵有力。但因日军事先接到了蒋介石“非经本委员长许可，不得向任何军队投降”的命令，拒绝向我军投降。在两次通牒无效的情况下，曾克林调动两个团的兵力，在苏军炮兵的配合下，于8月30日下午，向山海关守敌发起猛烈攻击，经4小时激战，攻克山海关。除400多名日军逃往秦皇岛外，其余2000多日伪军和伪政府人员全部被俘，缴获大批战略物资。这个沦陷于日寇铁蹄下13年之久的山海关，终于获得了解放。9月6日，延安新华社以《我军八月三十日解放华北重镇山海关》为题，播发了这一消息，整个冀热辽解放区和全国解放区的人民为之欢欣鼓舞!解放山海关之后，曾克林兵不解甲，马不卸鞍，在我地下党组织——滦东情报站山海关火车站联络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于9月3日，乘坐由40多节车皮临时组成的一列火车，向东北疾驶。部队过锦州时，留下我第十八团团长周家美、政委吴宗鹏、参谋长王珊和3个连队的部队，防守锦州，曾克林率主力于9月5日进入沈阳。我是9月6日率领第二梯队到达山海关的，当时进城的场面很热烈。留守山海关的我第十六军分区副司令员李道之，第十六地委、专署负责人于明涛、刘亦如和苏军伊万诺夫少校等，率中苏军队出城列队欢迎，道路两旁站满了欢迎的人群。我乘坐在一辆苏军的敞篷吉普车上，冀热辽子弟兵迈着整齐的步伐，排成三路纵队，纪律严明地向城中挺进。为了迎接我们入城，苏军摆开5部电影摄像机，拍摄我八路军入城的热烈场面。当晚，我军举行宴会和盛大联欢会，热烈欢兄夺取山海关的胜利。我在宴会上讲了话，对苏军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出兵东北，消灭日本侵略者的主力关东军，帮助我军攻克山海关，表示真诚的感谢。当晚，我把在山海关与苏军会师的情况电告党中央、晋察冀军区。9月12日，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区、各部队作了通报：“我冀东李运昌部，在山海关与红军(苏联)会师，开盛大联欢会，苏军表示协助我军，对我热河建立之新政权，亦表示尊重。”同一天，延安还把这一情况电告了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李运昌六日电，他们与红军官兵在山海关开盛大联欢会，他们准备在热河成立行政公署、专署及军区等，红军答应尊重我之政权及领导机构。李运昌并准备乘车或飞机到东北会见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在山海关之红军系属赤峰指挥，并说山海关以东沿海一带我之部队均可登陆。”这表明党中央时刻都关注着我们冀热辽部队进军东北的情况。此后，我对山海关的防务进行了实地考察。考虑到山海关是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东北的南大门必须万无一失地牢牢控制在我们手中，经研究决定立即组建冀热辽军区第十九旅，任命我第十七军分区副司令员张鹤鸣为旅长，辖我第四十六、四十七团，防守山海关。对山海关的党政工作，则由留下来的朱其文负责。安排妥当之后，我于9月8日乘火车奔赴锦州。锦州是辽西的中心，又有葫芦岛军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在锦州住了6天，对锦州和葫芦岛的防务作了相应的安排。在锦州成立了中共辽西地委、专署和卫戍区，任命徐志为书记兼政委，张士毅为专员，计明达为锦州市市长，王衍(后为周家美)为锦州卫戍区司令员，管辖锦州、阜新、北票等15个县、市。同时，我们还接管了各市县的敌伪政权，建立起了人民政权。这样，整个辽西地区，就全部控制在我们手中了。进军沈阳曾克林、唐凯率领的东路军9月5日上午8时到达沈阳后，官兵们正在欣喜若狂之际，一个意外事件发生了，一队苏军全副武装，突然将满载我军的列车团团围住，不准我们的部队下车，此时大家都十分着急，而且莫名其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曾克林同志身为这支部队的负责人，立即前往交涉。但带队的苏军负责人说，他们是执行上级命令。于是，曾克林同志便立即驱车前往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交涉。苏军沈阳卫戍司令卡夫通少将会见了曾克林等人。他看到曾克林等人没有佩带臂章，也没有军衔，认为八路军不是正规部队，就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为借口，不准我军下车。曾克林同志据理力争：“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队伍，在冀热辽地区，坚持抗战已经八年了。我们是遵照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命令，来配合贵军作战、挺进东北、接管城市、维护社会秩序的，为什么不准我们下车?”这位苏军司令听后大发脾气，几乎暴跳起来，说什么也不让我军下车，并让我军把车开回去。面对眼前的局面，曾克林焦急万分。下午3点多，他和唐凯一起，第三次找卡夫通交涉。这位苏军司令仍是怒容满面。曾克林也火了，正式向苏军提出抗议。唐凯也把自己的袄袖子卷了起来，指着他1930年在湖北参加红军时臂膀上刺的镰刀、斧头和五角星的苏维埃标志，高声说：“共产党!毛泽东!”这一强硬举措反倒让卡夫通大感惊奇，气氛也开始缓和了下来。曾克林同志看到情况有所缓和，便心平气和地提出与苏方继续谈判。卡夫通接受了曾克林的建议，找来一位苏军政工干部格拉钦克一起参加谈判。曾克林对他们说：“我们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部队，是执行朱总司令的命令到东北来配合你们作战的，在山海关已经与你们共同作战，在锦州又与你们胜利会师。冀热辽是我们中国的土地，我们长期在这里抗日，你们不让我们来，让谁来?谁又比我们更有资格来收复这片失地?”并要他打电报向莫斯科核实情况。曾克林接着又说：“你们有你们的最高统帅部，我们有我们的最高统帅。我们是奉延安总部命令来接收东北的，没有延安总部的命令，我们是不能走的!”卡夫通听了这些话，感到很有道理，又见曾克林非常坚决，就同格拉钦克商量了一下，最后同意我们部队下车，但要驻到离沈阳30公里以外的苏家屯去。尽管曾克林、唐凯对这个安排不十分满意，但还是接受了。于是，他们回到火车站，命令部队下车，这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了。被围困在火车上的我军指战员们，整整一天没有吃饭、饮水，当他们接到允许下车的命令后，个个兴高采烈，精神焕发。近3000人的队伍，一下子集合得整整齐齐。干部、战士们穿着整齐的军装，头戴钢盔，肩上荷着刺刀的崭新钢枪，每个连还有9挺新的轻机枪，排着四路纵队，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歌，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出车站，向市外苏家屯方向开去。这时，中国军队到达沈阳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轰动全沈阳城。过了14年亡国奴生活的沈阳人民，怀着对祖国军队的爱戴之情，纷纷涌上街头，车站、广场、房顶上、阳台上，到处都站满了人，“欢迎八路军进驻沈阳!”“抗战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八路军万岁!”等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时间，形成了几十万前欢迎我八路军进城的热烈场面，十分感人。还有万余名呼后拥地跟随我们，一直向苏家屯前进。整个沈阳城为此沸腾了。后来我们得知，早在8月29日，中共中央便向我们发出了《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的电报，但很可惜，由于我们在行军中电台功率小而没有接收到，由此几乎引发了一场外交事件。在这封电报指示中说：“苏联为了维护远东和平与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须将东三省交还国民政府，国民党军队亦将进入东北三省。我党我军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援助。”“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我党我军在东三省的各种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寄予伟大之同情。因此，部队可用东北义勇军的名义，非正式地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纸上发表消息，进入东北后开始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由于曾克林等同志的不懈努力，终于使坏事变成了好事。我军的行动和沈阳市民对我军发自内心的欢迎，使驻沈阳的苏军感到震惊，他们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受人民群众拥护和爱戴的军队。苏军卫戍司令卡夫通在吃惊之余，立即派两名苏军上校乘一辆吉普车追赶我部队，他们拦住曾克林、唐凯说：“你们的部队很了不起，不是一般的部队，请不要走了，就驻在沈阳故宫东面的小河沿吧!”这两位苏军上校还亲自为我军安排了驻地。我第十六军分区司令部设在师范学校里，其他官兵分驻在居民家里。第二天，苏军又派两名上校来看望我部队，并通知我第十六军分区司令部，可以搬进原日本伪市政府大楼。从此，我冀热辽部队就正式进驻了沈阳。9月7日，苏军驻沈阳的坦克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琴科上将和军事委员图马尼扬中将，在大和宾馆专门宴请曾克林、唐凯同志，还有苏军几位军长作陪。席间，克拉夫琴科上将告诉曾克林、唐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同志已经来电，说你们是毛泽东、385共产党的队伍，你们可以安心驻军沈阳。”他还表示：“你们来沈阳，我们没有去车站欢迎你们，很对不起。这主要是受中苏条约及英美国家的限制，我们不得不如此。”他还建议我们把“八路军”的臂章改为“东北人民自治军”的臂章，在外交上可以争取主动。这个建议我军接受了，这就是以后东北人民自治军名称的来由。这次事件，不仅使我军进入沈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而且增强了两军之间的信任和友谊。不久，经双方共同商量，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沈阳卫戍司令部，由曾克林任司令员，张化东任副司令员，唐凯任政委，张进任参谋长，汤从烈任政治部主任。我们的部队摘下“八路军”的臂章，换上“东北人民自治军”的臂章。苏军司令部还下达命令：凡佩带“东北人民自治军”标志的部队，可以在东北各地活动，不受阻拦限制。9月14日下午，我率冀热辽军区机关和直属部队，由锦州乘火车开到沈阳，由于唐凯政委已通知苏军司令部，苏军还派出了300多人的仪仗队，到火车站迎接了我。我们住进了原日本伪满洲军管区司令部，也就是原张作霖的大帅府。我到沈阳后，就立即投入到接收敌伪政权，建立人民政权，搜集军火物资，扩大军队，维持社会治安等工作中去，一时忙得不可开交。我在冀热辽工作期间，早已派遣了一些同志到东北做地下工作。这次，我到沈阳后，得知这些派往沈阳、鞍山、营口、开原、白城子等地的地下党员，基本上都已拉起了自己的队伍，并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已经接管了一些敌伪政权，开始与我们部队会合了。其他地区的一些党的地下工作者也纷纷找我来“接关系”。有个叫汤宝发的同志也拉起了队伍，干得不错，与我见面后，根据形势需要，我就派他去开原当县长；还有赵连盛同志夏北克同志等，都一直在白城子一带做地下工作。见了这些同志，我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多年失去联系，他们在日本帝国-·／386主义统治下，隐蔽了这么多年，真是九死一生，很不容易啊!这期间，我还会见了长期坚持东北抗战的东北抗日联军将领周保中、冯仲云、崔庸健等同志。他们在日伪的残酷统治下，坚持抗战十多年，最后配合苏军，解放了全东北，是有很大贡献的。我们早在1938年举行抗日大暴动后进军都山时，就有与东北抗日联军会师的意图，但没有能够实现。时隔七八年之后的今天，坚持抗战的我冀热辽八路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终于会师了，实在令人振奋。在会见当中，我除向他们表示敬意外，还与他们共同研究了东北的政局和互相协作、互相配合开展工作的一些具体问题，并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先机挺进东北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根据《雅尔塔协定》和《波兹坦公告》，在击败德国法西斯侵略者3个月后对日宣战，并随即向我东北出动150万大军，对日本最精锐的主力关东军宣战。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明确指出：“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并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传遍冀热辽地区。给全人类带来空前浩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中华民族取得了近百年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举国上下沉浸在狂喜欢庆之中。我们坚持在冀热辽抗日最前线的人，对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更是惊喜万分!

回顾艰苦卓绝、腥风血雨的八年抗战，追忆为抗战而英勇牺牲、浴血奋战的战友，他们此时终于可以含笑九泉了。此时，我也想起了我的老母和妻子、孩子们，我们虽然近在咫尺却十年未能见面，但我相信，她们此时必定和我一样，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我极度地盼望着早日和她们见面。

然而，胜利的喜悦却不能长久。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政治形势开始急转直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由民族矛盾转化为阶级矛盾。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的焦点，是受降权的问题。蒋介石为了篡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于8月11日连续发布三道命令：一是要国民党军队积极受降，莫稍松懈；二是命令日伪军就地维持治安，不得向共产党部队投降；三是命令解放区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

很明显，蒋介石就是要利用其“合法地位”，剥夺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的一切受降权力。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明确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其猛烈的。”“党的任务是：在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迅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财，并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不应稍有犹豫。”

与此同时，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同志，连续发布了七道命令，命令各解放区武装部队立即行动，向敌伪发出通牒，令其向我军投降。其中，延安总部命令中的第二道命令电文如下：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伪军投降，我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诗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住河北、热河、辽宁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总司令 朱 德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八时

在收到延安总部命令的前一天，我们已收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的命令：“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率领该军区部队主力向辽宁前进，相机发动进攻，尽可能占领最广大地区，准备与苏联红军会师。”

接到这两个命令后，我们都非常激动。我冀热辽区的党政军组织自创建以来，就肩负着挺进东北、收复失地的重大使命，冀热辽根据地是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中唯一一块楔入伪满洲国的抗日根据地，晋察冀东北工作委员会就设在这里，对进军东北早有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因此，我们接到延安总部和晋察冀军区的命令后，就立即在丰润县的大旺庄，召开了区党委紧急会议。

我和冀热辽区党委及军区主要领导人詹才芳、张明远、李中权、彭寿生、朱其文、苏林燕、李子光、曾克林等出席了会议。会上，我传达了延安总部和晋察冀军区的两封电报命令，大家听了兴奋异常，因为猖獗一时的日本侵略者终于垮台了，我们日夜盼望的时刻来到了。

我深深感到，东北的战略地位极端重要，是国共两党必争之地，如果让国民党反动派控制了东北，必将对我华北、中原解放区形成南北夹击的形势；如果东北为我控制，则广大的东北解放区能与热河、察哈尔两省连成一片，背靠苏联、蒙古和朝鲜，依靠东北众多的人口、强大的工业基础和丰富的物产，可以377建设成我党我军的战略基地和战略后方，并以此为依托，与全国的各解放区相配合，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将使我党我军在解放全中国的斗争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因此，我党我军与国民党反动派争夺东北是战略较量，谁夺取了东北，谁就获得了战略主动权。因此，必须与国民党反动派争时间、抢速度，先机挺进东北。

特别是，我冀热辽根据地离东北最近，有很大的地理优势。而国民党军队则龟缩在西南、西北等地，与东北相距遥远。但是，国民党部队装备精良，机动能力强，再加上美帝国主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帮助，他们进军速度不可低估。对此，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

在这次重要会议上，我提出了三点建议：一、坚决执行中央关于进军东北的命令，在全区现有部队和干部中，抽调2／3的力量，迅速挺进东北和热河；二、成立“中共冀热辽区东进工作委员会”和“冀热辽军区前方指挥部”，负责统一领导和指挥挺进东北的各项工作；三、出关部队的任务主要有4条：1．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消灭东北、热河日伪军武装力量及日伪汉奸势力；2．接管伪政权，建立人民政权；3．收缴敌伪武器、资财，扩大部队；4．为后续部队、干部进入东北开辟通道。

这次紧急会议共进行了两天，到13日下午结束。经过热烈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我提出的几点意见，决定成立东进工作委员会和东进指挥部，由我担任书记和总指挥，朱其文、焦若愚、李荒、王亢为委员。同时对冀热辽区的工作也作了安排，决定由张明远任区党委代理书记，负责全面工作，詹才芳为副司令员、李中权主任负责军事工作。会议还决定抽调在热河、辽宁边境的第十四、十五、十六军分区和军直部队共8个团、1个营、3个支队和4名地委书记、2500名地方干部，共计15000余人，分三路挺进东北、热河，创建新的东北根据地和热河根据地。

冀热辽部队挥师东进

丰润大旺庄会议之后，部署已定，兵贵神速，我立即指挥冀热辽军区三路部队，分两个梯队，向东北、热河奋勇挺进。

最早传来捷报的是中路军，这路部队由我冀热辽军区第十五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和地委副书记宋诚率领，有第十一团和五十一团，约有3000多人，1945年8月17日，从喜峰口出长城，向热河中部挺进。他们在宽城附近奋勇出击，解除了一部分伪满军的武装，主力部队于8月26日，进入平泉县境，与出兵东北的苏联红军会师。此后，他们又兵分两路，一路向宁城、赤峰；一路向凌源、朝阳，先后接管了赤峰、朝阳、凌源等8座城市，俘敌5000多人。青龙县的伪满讨伐队大队长张金俦，在我军强大攻势下，率2000多人宣布起义，开到冀东迁安接受我军改编。

紧接着，又传来西路军的捷报。由我第十四地委书记李子光、军分区司令员舒行、副政委黄文率领的我第十三团、十六团和冀东支队，约2500多人，于8月19日，从将军关出长城，向热河挺进。8月31日，在兴隆促成伪满第五军管区西南地区防卫司令黄方刚4个团和伪警察讨伐大队，及兴隆县县长于佩珊率所部1万多人起义，接受了我军的改编，随即挺进承德。此时，坚持在围场、隆化地区的由我第十三团团长师军、政委王文，第十四地委组织部长李越之率领的我挺进第一支队400余人，收复了围场、龙华、丰宁(风山)3座县城。

我东路军由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率领第十二团、十八团和朝鲜义勇队等部队，共约4000多人，于8月16日，打开向东挺进的通道，连续攻克樊各庄、海阳镇、榆关镇、台头营、石门寨等日伪军重要据点，于8月29日，从九门口越过长城，向东北境内挺进，在绥中的前所车站智取全部守备伪军400多人，缴获全部武器弹药。8月30日下午，在苏军的支持下，他们回师山海关，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于当日晚攻克军事重镇山海关，旋即乘缴获的火车向东北挺进。9月3日，进入锦州，5日抵达沈阳，成为我八路军最早进入沈阳的部队。

我率第二梯队，沿北宁路向东北进发。焦若愚、李荒、王亢等十多名主要领导干部，与我同行。当我们行军在抚宁县深河乡宿营时，接到东路军曾克林、唐凯发来的电报，请求与苏军联合攻打山海关，我们认为此举甚好，我当即回电批准了这个战斗行动。

山海关是沟通华北与东北联系的重要通道，地势险要，易守难攻。1933年1月3日被日军攻占后，日伪一直派有重兵把守，敌人把这里视为“生命线”。如果我们占领了山海关，就能打开去东北的一条重要通道。

曾克林同志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军事指挥员。在冀热辽抗战中曾多次建立奇功。这次率部东进，他准确地分析了形势，开始时率领部队走山路、急行军，机智地绕过了山海关，前出到绥中县的前所车站。通过智取，没放一枪一弹，缴了400多名伪满军的枪械。我十六军分区的侦察参谋董占林(建国后一直在部队，后任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为此立了一大功。他们占领了前所车站，等于拦腰斩断了北宁路。

这时，正好有苏军的一支小分队从凌源来到前所，我军即与他们取得联系。当苏军知道我们是坚持在冀热辽地区抗日的毛泽东、朱德的队伍时，他们表示非常友好，双方指战员热情拥抱，高呼“乌拉——万岁!乌拉——万岁”，欢庆两军胜利会师。中380苏军队会师后，曾克林按东进指挥部的命令，与苏军共同商定了攻克山海关的计划。他们首先派人给山海关的日军送去限期缴械投降的通牒，这份“受降通牒”，是由我第十六军分区宣传科长汤从烈负责起草的，词句铿锵有力。但因日军事先接到了蒋介石“非经本委员长许可，不得向任何军队投降”的命令，拒绝向我军投降。在两次通牒无效的情况下，曾克林调动两个团的兵力，在苏军炮兵的配合下，于8月30日下午，向山海关守敌发起猛烈攻击，经4小时激战，攻克山海关。除400多名日军逃往秦皇岛外，其余2000多日伪军和伪政府人员全部被俘，缴获大批战略物资。这个沦陷于日寇铁蹄下13年之久的山海关，终于获得了解放。9月6日，延安新华社以《我军八月三十日解放华北重镇山海关》为题，播发了这一消息，整个冀热辽解放区和全国解放区的人民为之欢欣鼓舞!

解放山海关之后，曾克林兵不解甲，马不卸鞍，在我地下党组织——滦东情报站山海关火车站联络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于9月3日，乘坐由40多节车皮临时组成的一列火车，向东北疾驶。部队过锦州时，留下我第十八团团长周家美、政委吴宗鹏、参谋长王珊和3个连队的部队，防守锦州，曾克林率主力于9月5日进入沈阳。

我是9月6日率领第二梯队到达山海关的，当时进城的场面很热烈。留守山海关的我第十六军分区副司令员李道之，第十六地委、专署负责人于明涛、刘亦如和苏军伊万诺夫少校等，率中苏军队出城列队欢迎，道路两旁站满了欢迎的人群。我乘坐在一辆苏军的敞篷吉普车上，冀热辽子弟兵迈着整齐的步伐，排成三路纵队，纪律严明地向城中挺进。

为了迎接我们入城，苏军摆开5部电影摄像机，拍摄我八路军入城的热烈场面。当晚，我军举行宴会和盛大联欢会，热烈欢兄夺取山海关的胜利。我在宴会上讲了话，对苏军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出兵东北，消灭日本侵略者的主力关东军，帮助我军攻克山海关，表示真诚的感谢。

当晚，我把在山海关与苏军会师的情况电告党中央、晋察冀军区。9月12日，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区、各部队作了通报：“我冀东李运昌部，在山海关与红军(苏联)会师，开盛大联欢会，苏军表示协助我军，对我热河建立之新政权，亦表示尊重。”同一天，延安还把这一情况电告了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李运昌六日电，他们与红军官兵在山海关开盛大联欢会，他们准备在热河成立行政公署、专署及军区等，红军答应尊重我之政权及领导机构。李运昌并准备乘车或飞机到东北会见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在山海关之红军系属赤峰指挥，并说山海关以东沿海一带我之部队均可登陆。”这表明党中央时刻都关注着我们冀热辽部队进军东北的情况。

此后，我对山海关的防务进行了实地考察。考虑到山海关是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东北的南大门必须万无一失地牢牢控制在我们手中，经研究决定立即组建冀热辽军区第十九旅，任命我第十七军分区副司令员张鹤鸣为旅长，辖我第四十六、四十七团，防守山海关。对山海关的党政工作，则由留下来的朱其文负责。

安排妥当之后，我于9月8日乘火车奔赴锦州。锦州是辽西的中心，又有葫芦岛军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在锦州住了6天，对锦州和葫芦岛的防务作了相应的安排。在锦州成立了中共辽西地委、专署和卫戍区，任命徐志为书记兼政委，张士毅为专员，计明达为锦州市市长，王衍(后为周家美)为锦州卫戍区司令员，管辖锦州、阜新、北票等15个县、市。同时，我们还接管了各市县的敌伪政权，建立起了人民政权。这样，整个辽西地区，就全部控制在我们手中了。

进军沈阳

曾克林、唐凯率领的东路军9月5日上午8时到达沈阳后，官兵们正在欣喜若狂之际，一个意外事件发生了，一队苏军全副武装，突然将满载我军的列车团团围住，不准我们的部队下车，此时大家都十分着急，而且莫名其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曾克林同志身为这支部队的负责人，立即前往交涉。但带队的苏军负责人说，他们是执行上级命令。于是，曾克林同志便立即驱车前往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交涉。苏军沈阳卫戍司令卡夫通少将会见了曾克林等人。他看到曾克林等人没有佩戴臂章，也没有军衔，认为八路军不是正规部队，就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为借口，不准我军下车。

曾克林同志据理力争：“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队伍，在冀热辽地区，坚持抗战已经八年了。我们是遵照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命令，来配合贵军作战、挺进东北、接管城市、维护

社会秩序的，为什么不准我们下车?”这位苏军司令听后大发脾气，几乎暴跳起来，说什么也不让我军下车，并让我军把车开回去。面对眼前的局面，曾克林焦急万分。

下午3点多，他和唐凯一起，第三次找卡夫通交涉。这位苏军司令仍是怒容满面。曾克林也火了，正式向苏军提出抗议。

唐凯也把自己的袄袖子卷了起来，指着他1930年在湖北参加红军时臂膀上刺的镰刀、斧头和五角星的苏维埃标志，高声说：“共产党!毛泽东!”这一强硬举措反倒让卡夫通大感惊奇，气氛也开始缓和了下来。

曾克林同志看到情况有所缓和，便心平气和地提出与苏方继续谈判。卡夫通接受了曾克林的建议，找来一位苏军政工干部格拉钦克一起参加谈判。曾克林对他们说：“我们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部队，是执行朱总司令的命令到东北来配合你们作战的，在山海关已经与你们共同作战，在锦州又与你们胜利会师。冀热辽是我们中国的土地，我们长期在这里抗日，你们不让我们来，让谁来?谁又比我们更有资格来收复这片失地?”并要他打电报向莫斯科核实情况。曾克林接着又说：“你们有你们的最高统帅部，我们有我们的最高统帅。我们是奉延安总部命令来接收东北的，没有延安总部的命令，我们是不能走的!”

卡夫通听了这些话，感到很有道理，又见曾克林非常坚决，就同格拉钦克商量了一下，最后同意我们部队下车，但要驻到离沈阳30公里以外的苏家屯去。尽管曾克林、唐凯对这个安排不十分满意，但还是接受了。于是，他们回到火车站，命令部队下车，这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了。

被围困在火车上的我军指战员们，整整一天没有吃饭、饮水，当他们接到允许下车的命令后，个个兴高采烈，精神焕发。近3000人的队伍，一下子集合得整整齐齐。干部、战士们穿着整齐的军装，头戴钢盔，肩上荷着刺刀的崭新钢枪，每个连还有9挺新的轻机枪，排着四路纵队，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歌，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出车站，向市外苏家屯方向开去。

这时，中国军队到达沈阳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轰动全沈阳城。过了14年亡国奴生活的沈阳人民，怀着对祖国军队的爱戴之情，纷纷涌上街头，车站、广场、房顶上、阳台上，到处都站满了人，“欢迎八路军进驻沈阳!”“抗战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八路军万岁!”等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时间，形成了几十万人欢迎我八路军进城的热烈场面，十分感人。还有万余名呼后拥地跟随我们，一直向苏家屯前进。整个沈阳城为此沸腾了。

后来我们得知，早在8月29日，中共中央便向我们发出了《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的电报，但很可惜，由于我们在行军中电台功率小而没有接收到，由此几乎引发了一场外交事件。在这封电报指示中说：“苏联为了维护远东和平与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须将东三省交还国民政府，国民党军队亦将进入东北三省。我党我军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援助。”“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我党我军在东三省的各种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寄予伟大之同情。因此，部队可用东北义勇军的名义，非正式地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纸上发表消息，进入东北后开始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

由于曾克林等同志的不懈努力，终于使坏事变成了好事。我军的行动和沈阳市民对我军发自内心的欢迎，使驻沈阳的苏军感到震惊，他们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受人民群众拥护和爱戴的军队。苏军卫戍司令卡夫通在吃惊之余，立即派两名苏军上校乘一辆吉普车追赶我部队，他们拦住曾克林、唐凯说：“你们的部队很了不起，不是一般的部队，请不要走了，就驻在沈阳故宫东面的小河沿吧!”这两位苏军上校还亲自为我军安排了驻地。我第十六军分区司令部设在师范学校里，其他官兵分驻在居民家里。第二天，苏军又派两名上校来看望我部队，并通知我第十六军分区司令部，可以搬进原日本伪市政府大楼。从此，我冀热辽部队就正式进驻了沈阳。

9月7日，苏军驻沈阳的坦克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琴科上将和军事委员图马尼扬中将，在大和宾馆专门宴请曾克林、唐凯同志，还有苏军几位军长作陪。席间，克拉夫琴科上将告诉曾克林、唐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同志已经来电，说你们是毛泽东、385共产党的队伍，你们可以安心驻军沈阳。”他还表示：“你们来沈阳，我们没有去车站欢迎你们，很对不起。这主要是受中苏条约及英美国家的限制，我们不得不如此。”他还建议我们把“八路军”的臂章改为“东北人民自治军”的臂章，在外交上可以争取主动。这个建议我军接受了，这就是以后东北人民自治军名称的来由。这次事件，不仅使我军进入沈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而且增强了两军之间的信任和友谊。

不久，经双方共同商量，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沈阳卫戍司令部，由曾克林任司令员，张化东任副司令员，唐凯任政委，张进任参谋长，汤从烈任政治部主任。我们的部队摘下“八路军”的臂章，换上“东北人民自治军”的臂章。苏军司令部还下达命令：凡佩戴“东北人民自治军”标志的部队，可以在东北各地活动，不受阻拦限制。

9月14日下午，我率冀热辽军区机关和直属部队，由锦州乘火车开到沈阳，由于唐凯政委已通知苏军司令部，苏军还派出了300多人的仪仗队，到火车站迎接了我。我们住进了原日本伪满洲军管区司令部，也就是原张作霖的大帅府。

我到沈阳后，就立即投入到接收敌伪政权，建立人民政权，搜集军火物资，扩大军队，维持社会治安等工作中去，一时忙得不可开交。我在冀热辽工作期间，早已派遣了一些同志到东北做地下工作。这次，我到沈阳后，得知这些派往沈阳、鞍山、营口、开原、白城子等地的地下党员，基本上都已拉起了自己的队伍，并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已经接管了一些敌伪政权，开始与我们部队会合了。其他地区的一些党的地下工作者也纷纷找我来“接关系”。有个叫汤宝发的同志也拉起了队伍，干得不错，与我见面后，根据形势需要，我就派他去开原当县长；还有赵连盛同志夏北克同志等，都一直在白城子一带做地下工作。见了这些同志，我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多年失去联系，他们在日本帝国-·／386主义统治下，隐蔽了这么多年，真是九死一生，很不容易啊!这期间，我还会见了长期坚持东北抗战的东北抗日联军将领周保中、冯仲云、崔庸健等同志。他们在日伪的残酷统治下，坚持抗战十多年，最后配合苏军，解放了全东北，是有很大贡献的。我们早在1938年举行抗日大暴动后进军都山时，就有与东北抗日联军会师的意图，但没有能够实现。时隔七八年之后的今天，坚持抗战的我冀热辽八路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终于会师了，实在令人振奋。在会见当中，我除向他们表示敬意外，还与他们共同研究了东北的政局和互相协作、互相配合开展工作的一些具体问题，并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