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战军：独特而宽厚的人文伤怀——迟子建小说的文学史意义

独特而宽厚的人文伤怀

——迟子建小说的文学史意义

一种一以贯之又逐渐深化的文学意绪含化在迟子建的小说中，那就是对在时代日常流程中逐渐流失的美与爱的追怀和寻求，追怀是向后回溯，寻求是面对目下和向往未来，而这一切，关涉当今时代人性的健全发展和人类永恒的生存理想，基底上是对生命的殷切惜重。

这种文学意绪所牵引而出的生动可感的人与人、人与其他生灵、人与神魅、相对中心地带的人与边地人等等关系，构成了人心与世情的丰饶景象和阐释的丰厚可能性。情韵如诗如画也如泣如诉、生命有繁花易落也有劫运难躲。

社会生活的历史主潮永远是趋利和新变的，它不注重被遗落的东西。中外无数的经典性作家以特有的本能质疑历史主潮对人性的异化，普遍的社会生活的热潮引发了作家对其冷漠的负面不断质疑的激情。而对持守着人之为人的底线，自然地忠诚于善意的人际情感关系的存留，并对其迹象进行呈现性观照的文学，由于和“现代性”时尚趣味保持着距离感和疏隔感（至多是审视的眼光），常常不能不领受被忽视的待遇。它不是“批判”因而也没有夸张的动作，于是难以醒目，没有放大音量的“罪与罚”，于是响声相对微弱，对热潮中的日常人生并不构成鲜明的针对性。这没什么不好，反而可以免受更多的非文学因素的干扰，可以凝神、透悟和沉思。正如爱默生所说的作为“一种规范的例外”的“美德”：“他们的美德是赎罪。我不愿意赎罪，我只愿生活……我宁愿它是平淡无奇的，因而也是真实而宁静的，而不愿它闪闪烁烁，毫不稳定。我希望它完整而甜美，不需要节食和流血。我寻求的是你作为人的基本的证据……”[1]即便面对突袭而来的生命风暴，作家心底早已有之的伤逝情怀也能缓缓地对所受的重创有所释解和平复。这些对并不能成为强势的生命个体和群落抱以仁厚宽解的心志，尤其是经由自身遭际的体验的溶解，汇流到柔弱中见刚强、单纯中见博大的情怀，它的广阔和深沉也就不必声张地潜隐在文本内部。作品所透出的作家品格的坚韧和心态的安详，又无疑是现代以来声色并不刻意显扬的人文性文学的耐心的留存与绵延。不在前场主演也不做主角的对手戏，但是决不意味着它会从生活着的人群中逃逸，它始终在场，倾心于日常人生的细密质地的呵护。在命运的道道横线之上，自主地完善着人性人情人心的路向，势成“对生命抱有一贯的暖意关爱的写作”[2]在现时代已经是一种所剩甚少的真正珍稀的“个性”；在历史／社会／时代的潮涌之中，其文化意念的恒久性和文学情思的当代性兼具，以不可或缺的价值体现它的和谐制衡的结构性力量。

这就是我所认为的人文性文学的基本取向。

这也正是迟子建小说的特有价值所在。

随着写作视阈的渐次张大，迟子建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已经到了有必要揭示出来的时候。

#1

一个逆行的精灵

回望的捡拾的情感视线，而不是趋前的争抢的猎取眼光，从一开始就给迟子建的小说带有了与众不同的个人色彩。《那丢失的……》发表时，作家不到二十一岁，她本然的生命感悟，在最初的写作中就与清凉如水的伤感优美的调子对准了，除了天赐，我们实在找不到更合情合理的猜想。短篇《那丢失的……》到《逝川》之间，还有《沉睡的大固其固》、《旧土地》、《在低洼处》、《北国一片苍茫》、《无歌的憩园》、《关于家园发展历史的一次浪漫追踪》、《白雪的墓园》、《在松鼠的故乡》、《从山上到山下的回忆》、《守灵人不说话》、《回溯七侠镇》等等；中篇《北极村童话》到《岸上的美奴》之间，又是《遥渡相思》、《原始风景》、《怀想时节》、《炉火依然》、《旧时代的磨房》、《秧歌》、《向着白夜旅行》、《洋铁铺叮当响》、《原野上羊群》等等，涓涓细流汇成了自己的一条河，作家的主体姿态也许是并非出于自觉，但均朝着一个不变的自然落日、故园人情的方向回游。到了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当迟子建这样的自觉开始体现在《逝川》、《庙中的长信》、《亲亲土豆》、《雾月牛栏》等动人的佳作的时候，她才被当时的部分专业人士如吴俊、李师东等发现了她“追忆”的意味和“还原生活”并对“灵性的世界”探照的价值。甚至，一直到现在，迟子建这个向后寻觅人类家园的“习性”也没有丝毫改变。相对于红尘滚滚一往无前的时代，迟子建的小说里始终活跃着那一个顽固而无可救药、可亲可敬的“逆行精灵”。回忆使寒冷的时间转化为温暖的岁月，留恋让荒凉的空间变换成葱郁的家园。在现实中沉睡和流逝的，在文学中被她唤醒与激活。

从发表时间上看，迟子建的小说面世始于一九八五年。从此其特异性仿佛与生俱来，一直到新的二十一世纪，她的创作始终不能让人依各阶段文学的基本类型来给出归属。

寻根文学代表作家阿城

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到末期，文坛上小说的醒目标识一类是“实验”、“新潮”或者“先锋”，一类是“寻根”或“民族文化”。前者趋于形式的奇观和生命的抽象，后者显示内容的魔幻以及与五四民族性批判性的对接，表层上看是汉语文学及民族文化，但是写作的动力引擎大都是从国外特别是拉美进口。这些扎堆出现的创作容易构成“现象”或者“事件”，而且作家一定要在作品之外说出高屋建瓴的话，创世的热望使他们成为预言家和寓言的最后寓意的阐释者，反而忽略了活生生毛茸茸的现世人间关怀，于是我们看到，他们对写作观念的极大彰显甚至压过了写作本身，这有利于归类并方便了偷懒的文学史家的工作。迟子建似乎并不清楚也没有思量过那些入队的便捷和好处，她沉浸在“北国”的纯粹之爱里，不嗜畸变也不喜欢残缺，宁肯从格局不大的阳面柴门进入世界，也决不选择山阴豁口以冷风肆虐的方式刺痛生命，她钟情于生养自己的土地和亲人，生命的自然状态的完美，是她写作的理想。

这样的跟生性融为一体的写作，由于潜心一致，必然有越来越整饬和氤氲开来的气象。早期的作品稍显稚嫩的散文诗化的抒情语感，渐渐地浸洇在人物和事物的体内，通过人物的语言、心事、表情、动作以及交会中的人事物理吐露出来，从《沉睡的大固其固》夜晚“星星仍然鼓着腮帮在唱”到《北国一片苍茫》“娘脸上的黄昏越来越浓”，短短的数年时间，我们从中可以明显感知到她对家园的亲近使她逐渐触摸到了丰盈的质感的痕迹。

对家园的亲近或者就在家园中领受它的四季冷暖和隐秘灵性，这是迟子建从不移变的情感和信念。不变中让这种信念和情感清晰和深化，长篇小说《树下》更为确凿地为迟子建活现了童话与北方中国的人性理想温柔相洽的情韵。到了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又一部长篇小说《晨钟响彻黄昏》的发表，标志着她驾驭长篇作品的能力和对生命与人生的思考的新深度。连同数量不少的中短篇小说，几乎篇篇精致而富于感染力，其艺术价值在喧乱的文学情境中安然卓立，无论外在的环境因素怎样的纷杂，她的作品都带着空谷幽兰的气质和林间水滴的晶莹，更值得重视的是，她所倾心的“伤怀之美”，此时已经具有了独特的人间洞察和丰富的体验的深度，这些已经奠定了迟子建作为中国最优秀的特色作家的地位。直到现在我仍然这样认为：“迟子建是九十年代中期最高艺术理想的追望者，她的《白银那》、《日落碗窑》、《雾月牛栏》给刻意走向极端的分流写作提供了高不可攀的反响参照。这最简单的事情一直做下去，就容易获得对生命的大悲悯的品质，就可抵达文学理想之巅。安宁、纯然的艺术理想以本色发出光亮，刻意而为的一切都只能作为这光亮的阴影。”[3]

迟子建

永在的长久的人类关爱如何会让我们常生伤怀之痛？迟子建的作品呈现给我们的问询常常是脆弱和坚韧伴生着的，热流和凉意总是给苍生带来不可知的遭遇。除了温慰，迟子建更多地对命运给与了深切的理解。在她创作十年之后，作家将自然、人情、世事糅合得更为不落雕痕，而情感、生活的去向显得不再像以往那样有把握，敬畏生命的同时，作家对风俗的规约、自然的神性也饱含喜爱和敬畏（比如三年前发表的《一匹马两个人》），更重要的，命运对理想生活的成全和修改都得到了尊重。以和解、分析性呈现的而不是反抗为特征的人文性文学，就是有所爱有所畏的文学。大概应该从《逝川》这里，命运和性格、记忆、岁月的关系作为内核慢慢地长成在迟子建作品中。命运会时不时地造成人的误伤，命运面前，人们以及人与其他生灵之间暖老温贫，相怜相携，互通音讯，彼此体恤。命运只能更加让我们懂得珍惜生命，哲人说：“世界不是为我们而造的，而且，不论我们渴望的东西如何美丽，命运都可能禁止我们获得。”[4]《逝川》、《亲亲土豆》和《雾月牛栏》就是在这样的层面上显现出了经典般的光泽。还有堪称珍品的《清水洗尘》、《微风入林》等也是这种艺术光晕的照映。命运之手造成的生命、亲情和爱情的痛失感一度在迟子建的笔下得到了强化，长篇小说《越过云层的晴朗》、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第三地晚餐》等等在美妙的行文中贯穿着悲哀的力量和对人间生存的荒诞意味的观照。即便如此，迟子建也没有放大命运的凶相。渲染残酷和黑暗，表达恐惧和仇视，这是别人的嗜好；自忍大恸，紧抱怀念，有所原谅，这是迟子建对命运之错的宽解和慈心，了解她的读者只能更加由衷地敬重并祈福于她。

迟子建的创作也给类型化的文学研究与评论出了难题，前面说过，她的作品既不“先锋”也不“寻根”，而我们看到有不少的评论者意欲用“乡土小说”和“女性文学”来框定，也同样吃力而无关痛痒。即便稍显有效性的研究比如将迟子建与萧红进行对比分析，也仍然不能准确理解迟子建内在的人文情味。

我们的文学评价上的很多习惯都是可疑的。对重大、沉浑、震撼以及性别奇观的追求和倡导，让我们见识了无数实际上是肿大、浑浊、空喊、怪异的废品。向爱向美的艺术的理想似乎被攀高求大的气势汹汹的疯狂劲给撕扯得面目全非了，正常的善意在情感上表现为爱与痛惜，好像这就一定是格局小的、思力浅的、分量轻的，而要成为大作品必须要有巨型的恶，它生长惊心动魄的恨与仇，仿佛那才是重大的、深邃的、有分量的——于是，如迟子建这样的不符合通用的标准化评价的不愿出奇制胜也不以“重大、沉浑、震撼”为尺度的作家就多多少少被遮蔽在了文坛幕布的后面。这又使得迟子建免于遭受了被势利的文坛所异化的可能性，成就一种与文坛的急功近利的舞蹈反向而行的人文漫步，不是忙于追赶无暇他顾，而是在时有停顿并从停顿中采撷欣喜，不是黏着于世风人声的漩涡里不肯自拔，而是并非傲慢地秉有离地轻飞的超然之美，是谓“逆行精灵”。

#2

《额尔古纳河右岸》

我想先从《伪满洲国》说起，我总是觉得它与《额尔古纳河右岸》有着某种气脉相承的联系。

长篇小说的“史诗”企望，曾经强劲地鼓荡着中国作家的心旌。现代以来的“史诗性”汉语长篇小说常以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观作为参照系，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四十年代的“抗战文学”、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题材”和体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农业题材”创作，无不是顺着意识形态强势力量的历史论断，以相关的题材内容展现所谓“史诗性”；而八十年代以来的“史诗性”长篇小说更多地是对以往历史认识的补写和改写，同样是“史”大于“诗”。只要参照已有的给定的历史观，其史诗性必然只是对人所共知的重大历史过程的文学性注释和稍加细化而已，历史褶皱中的生活样态和人的生存心态等等的丰富性内藏，这些最能体现文学的艺术价值的东西一旦被抽空，就失却了活的血肉筋骨和生动的心神表情。现代文学史上的“东北沦陷区”文学曾与《伪满洲国》的历史情境同构。那时候的作家，除了萧红，基本都行进在历史主流叙事的帮衬之路上。即便是萧红，《生死场》的社会历史意义也是明显重于它的艺术价值；《呼兰河传》因为有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感，平民生态和风俗世情的因素得以较多呈现，其中鲜明的哀民生的意蕴虽然富于强烈的感染力，但是基本的历史判断在民族自尊的伦理规约下仍是服膺于社会主潮的需求，结构上的散漫也使得这个以“小城镇”意象构织“史诗”的良好意图没能得到充分的实现。伪满时期是东北地域最富历史复杂性和人性遭际意味的历史，无论谁来书写，都必然首先面对一个既要保持忠实于历史气氛和史实的严谨态度，又要超越萧红的难题。迟子建要驾驭这么一个有着较大跨度和如此繁复的史事的俨然庞然大物的“满洲国”，确实令人始料不及。历史被转换或者说被还原为生活，而且是平民的日常生活，小说以难能可贵的勇毅探照到了北国平民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世界深处，构成了以平常普通的“人”为支点，“个人”——“家园”——“国族”的关系史，前两者都具体可触，“国族”则被小心翼翼地呵护在了“人”与“家”的底限处，一点也不妨碍它的尊严的存在。那个不伦不类的伪“国家”横陈在普通百姓的头上，也是一场“命运”的考验，只不过是整体性的厄运与磨难，但是“人”依然要生活，他们生活的表面模式和内在的复杂性，还是被迟子建照料得分寸恰当十分得体。《伪满洲国》的文学史价值至今为止仍然没有得到业内人士足够的重视，原因也许就在于我们对史诗性文学理解上过于倚重对意识形态的指涉程度的认知，而对平民生活与历史的关联缺少应有的敏感，因而无法予以学理诠释的偏差。

额尔古纳河

从《伪满洲国》再看《额尔古纳河右岸》，这也可以看作平民生活的史诗，但是会随着位移于特殊的区域，文化习俗信仰的不同，其平民生活史诗的风貌就有了与汉民族文化相区别的特征。无疑，《额尔古纳河右岸》也可属于在热潮中的“边地书写”。

看看今天，尽管描摹边地尤其是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生活风情的描写已经成为热点，迟子建的很多小说也始终进行着对边地的书写，但是仔细辨识，就整个文坛风向而言，她的写作仍处于热闹的文场之外，具有真正的“边地”特色，边地是她的肉身的近邻和精神的原乡，她不是边地的旅行者造访者，也不是借宿者暂居者，没必要摇铎采风或者非要把动物写成人，因为她将自己置身其中，仿佛与生俱在。

鄂温克作为中国人数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中国北端边地的森林是他们赖以栖身并形成自己的民族信仰和民族文化的渊薮。但是事实上的山林的毁坏性利用，曾使他们不得不短暂地委身于城市文明的屋檐下，但是没有自己的文化依傍的族群其生存本能和生活趣味便失去了根由。于是他们顺着驯鹿的足印重返山林，回到了他们的历史和日常生活之中。带有原始气息和外族渗透的味道的生活史于是在回溯中情意绵绵绿色葱茏地展开。

他们的命运不能不让我们想到在强大的现代文明强力入主情境下的印第安人。这是来自迪格尔印第安智者的声音：最初，“每个民族一只陶杯，从这个杯子里，人们饮入了他们的生活”。如今的情形是：“杯子碎了，那些曾经赋予他的人民的生活以意义的东西，他们自家的饮食仪式，经济体制内的责任，村中礼仪的延续，跳熊舞时那种着魔状态，他们的是非准则，这些东西都已丧失殆尽，随着这些东西的丧失，他们生活原有的那些样式与意义也消失了……世间留下的是诸种别样的生活之杯。”[5]本尼迪克特认为应该“承认他们的文化也具有与本文化同等的重要意义”[6]，因为“一种文化就像是一个人，是思想和行为的一个或多或少贯一的模式。每一种文化中都会形成一种并不必然是其他社会形态都有的独特的意图。在顺从这些意图时，每一个部族都越来越加深了其经验。与这些驱动力的紧迫性相应，行为中各种不同方面也取一种越来越和谐一致的外形”[7]。按照文化人类学者的理解，首先应该像承认和尊重一个“人”一样来承认和尊重一个部族的“文化”；其次，一种文化的消失对“和谐”构成的也许就是破坏作用。我们从《额尔古纳河右岸》里读到的那些萨满文化信仰和住宿、狩猎、食用、穿戴的民俗以及和驯鹿、野兽、鱼类的关系，让我们领略的是生之欢乐，而眼见得赖以存活的境况的毁坏，又让我们经受了死之迅速和沉痛。穿梭其中的是这个部族的几代人的生活史，这里曾经静谧祥和如高天阔地，但是随着历史的动荡，任何一个时期的历史大事都曾威胁着吞噬着这里的安宁生活。左岸的时世的冲击和右岸之右的同化，物质资源引诱而来的现代性涤荡，使得额尔古纳河右岸这个小小的山林显得无比弱小，处在命运的生死劫。

《额尔古纳河右岸》书影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目前为止写得最具感性之美，也是最能体现迟子建的人文伤怀的作品。时间跨过的百年，但读来毫无吃力之感，她再次延展了命运的暴力，将“宿命”的笼罩大网一样撒开，向死而生的人群每有不同的生来，也一定有各自异样的死去，整部书就是酋长、萨满以及那么多可爱鲜活的人物的安魂套曲。魂灵在此安妥，生命无可挽回。此前当《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发表后，蒋子丹撰文道：“实际上，这是迟子建第一次用‘轻’来形容自己的不幸。她的一颗曾让伤痛塞得满当当沉甸甸的心，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被一股充盈的活水荡漾起来，沉郁的笔尖又重现了丰富的浪漫意象。”[8]这确实也是生死爱交织之下的文学救助。就像尼都萨满面对血河的那悲怆的歌唱：“只要让她到达幸福的彼岸，哪怕将来让我融化在血河中，我也不会呜咽。”如果说这部长篇小说是在写一个部族的衰落史，莫如说它是一曲大自然和与大自然同生死的人类的挽歌。在河边山脚，做到了最美最感性，也就是她看到了普遍性的文化危难和价值失衡，文字的美轮美奂，便是心头的伤痛欲绝。

集中阅读迟子建这几年作品，我惊讶于她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这个世界不以沿海和内陆、城市和乡村来区分，看似地貌边远，实则穿越普遍的人类的密林、生活的心海。以往那个清水醇酿般的感伤的纯美意义上的迟子建，已经走在通往人文关切的大山深处的路上。细小如缕的人文关爱，不再是以自身记忆为核心的情愫，而是普照式的情怀，绵长弥漫，宽悯如天云浩茫。伤怀之美还在，但更多的是悲凉之雾遍披华林。如果说，早期和几年之前的迟子建总是令人不期然地联想到萧红的话，这个时期，迟子建已经分明蝉蜕为一个新的她自己。一个拥有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和宽厚绵长的人文思想的优秀作家，是可以不用借助群体和社会历史思潮的力量，而以完全独立的文学品格和业绩面对文学史的严格筛选的。

原载于《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1]R．W．爱默生：《自然沉思录》，第131页，博凡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2] 施战军：《九十年代创作走向分流的实质》，《文艺争鸣》1997年第4期。

[3] 施战军：《九十年代创作走向分流的实质》，《文艺争鸣》1997年第4期。

[4] 罗素：《一个自由人的崇拜》，第23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

[5] 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第2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6] 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第3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7] 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第4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8] 蒋子丹：《当悲的水流经慈的河》，《读书》2005年第10期，第40－41页。